我的暴力生活
刀子很长，柄上甩着一支红色璎珞……藏在背后，闪亮的刀片背对着持刀者，被太阳照耀，光芒四溅——这种杀戮行为明目张胆、矢志同归于尽。杀人者心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而将死之人，却对死亡一无所知……临近之时：惊叫。鲜血。伤口。残肢。绝望。哀嚎。霎时间，该死的人死了，持刀者饮刀自尽，或在交战中被对方击杀……但事实上，我一次也都没这样如此这样，这种暴力的决绝和悲壮，只是一种时时爆发的想象。
要说起的是，我的母亲，唠叨是她一生的嗜好和“弊病”，年轻时是，年迈了更是。每次坐下来，她都能说很多话。按时间跨度，她讲的大都是往事；从情感上说，则是冤仇（个人和整个家庭的苦难、疼痛和屈辱）。我年少厌倦听她讲此类往事，三十岁后，我忽然不再厌倦，时常坐在母亲身边，她不停讲，我听得专注，一言不发，想起旧年在乡村的屈辱往事，胸中气息就会变得粗壮起来。
这表明我对屈辱和仇恨还有着不妥协的敏感，有着与众多人雷同的“与生俱来的仇恨本能和要求”。好几次回家探亲，晚上，与父母亲说完话，与妻儿躺在旧年的房屋，不知繁衍到第几代的老鼠们依旧在里屋和房梁上吱吱喳喳，窗外风吹树摇，夜虫唧唧，月明星稀。我在想那些旧事——父亲是独子，在以人数多寡论势力的乡村，对于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母亲来说，疼痛和屈辱似乎是注定了的。
母亲的那些屈辱大都来自抗争。这种抗争首先是生存方面的（生存是平民一生的全部内容）。爷爷排行老二，上面唯一的哥哥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在家庭利益的占有和分配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原始的暴力是以人员数量多少决定的）。另一个原因：父亲性格木讷，母亲几次正在遭到他堂兄嫂的殴打，父亲看到，看了一眼，就转身躲了出去。第三个，是母亲一个言辞凿凿的猜测：大奶奶一家想迫使母亲和父亲离婚，等爷爷奶奶百年之后，父亲这一脉的财产必定归其所有。
我一直不相信：人不可能如此狠毒（生而善的思想在很多时候显得荒谬和不可思议），且又是同一个娘生下的同胞兄弟，再怎么狠毒也不至于如此。而母亲说：这话不是凭空猜测，是大奶奶在辱骂母亲时亲口说出的——母亲说：要不是生下了我，离婚后，怕我跟着父亲遭受别人的欺凌和毒打，她才含泪咬牙留了下来。母亲说到这里，我常常无言，内心一片疼痛。我知道，这对母亲是不公平的（个人不是上帝，苦难不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布道”和言传式的公众行为），一个人不可能替代其他任何人的苦难，即使母子父子和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
但俗世的生存要求和利益冲突所引发的苦难和耻辱无休无止，我还没有记忆时，它们就在母亲身上和心里发生。我知道那是一种重复的疼痛，一种无法遏制和规避的宿命般的屈辱。我两岁时，和村里同龄的孩子玩，父亲堂兄的几个孩子都比我大，见到我就追着打我（父辈恩仇的延续和影响），站在山坡的高处，拿石块儿掷我，有几颗落在我的后脑勺上，鲜血穿过头发，墨汁一样滴在脖子上；还有一次，他们投掷的一块石头砸在我左边的脑袋上，我只听得“嘭”的一声，像是雷声炸开。
我下意识摸了摸脑袋上的疤痕，三个，不大，但缺口很明显。四岁那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洋槐树都开花了，雪白的花朵把整个村庄照亮。傍晚时分，母亲带着我去房后猪圈喂猪，住在高处的大堂伯看到了，他的了老婆和三个女儿狼一样跑出来，捡起石头朝我和母亲投过来，母亲把我使劲拉在小腹前，弓着腰，上身形成屋檐状（类似动物的本能行为，但给我的不只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无以伦比的亲情和天性写照）。
我看到了鲜血，从母亲的额前，幼蛇一样慢慢流了出来，到眉边悬空，一滴一滴落在我手背上，声音响亮，像是冬天半夜屋檐上掉落的冰溜子。我大声哭着，抬头看到一张扭曲的、极度愤怒的、无奈的和仇恨的脸（我以为，仇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激发起来的）。三岁时，母亲一遍一遍告诫我：不能和父亲堂兄弟的子女们一起玩耍，不能一个人走太远，更不能路过（逗留）他们家的院子，是他们家的东西，即使一根柴草也不能动！
小学，刚学会汉语拼音，我突然看到路边的石板上几乎写满了咒骂我母亲的话，极尽侮辱和诅咒。我蹲下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擦掉，开始用袖子使劲擦，粘的满身粉笔沫子。母亲看到了，打我，教训我说要爱惜衣服，穿破了就没钱给我再买，不管冬天夏天就得光着屁股上学。我只能爬到山坡上，搉树枝或采些茅草，狠狠擦那些石头表面。有时候用力过猛，手指擦上石板，钻心的疼痛让我异常恼火，站起来，狠狠踢几脚，再吐几口唾沫。
文字的诅咒和谩骂是最恶毒的，也是最彻底的，尽管在石板上，但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到——即使不说出来，但也知道是骂谁的。这是一种暗中的传播，经过的不是嘴巴，而是内心。很快，我也学会了，趁正午无人或者天擦黑时，在路边的石板上写：“cao×××niangdegoubi！”“×××、×××niangshijianbi，goucaode，lvride，wangbashengxiade。”“wocao×××、×××niangdechoubi！”
……
写完，快感代替了恐惧。那种兴奋无以言表，那是一种连黑夜都无法掩盖的光亮，通过歪歪扭扭的白色粉笔字，令我浑身上下都觉得了一种无以伦比的成就和自豪。
从那时起，我觉得文字是一种怪异的东西，包容和展现了人最神圣和最无耻的那些东西。学会了写字，这种沿路咒骂和发泄仇恨的方式登峰造极，汉语拼音换成汉字，但遇到不会写的字依旧用拼音代替。那时，我最早学会了这样一个字“屄”（词典上说：这个字专指女性生殖器，为民间俗语。）当时兴奋得不得了，搬着表哥的大汉语词典看了好久，用手指在纸页上默写了好几次，直到记住。
当即，我在马路边继续写道：“×××是狗操的，chaoji杂种一个！”“×××、×××、×××是从狗屄里出来的！×”“×××是zhu和狗生的四不像！”
……
一天放学，×××的儿子看到正在黑夜中书写咒骂他父母的我，从家里叫来大我十岁左右的姐姐，冷不丁从背后扑来，我脑袋嘭的一声，砸在我刚刚写好的字面上。我奋力爬起，随手搬起一块石头，冲他们砸了过去，可惜力气太小，石头几乎原地不动，噗的一声落在泥地上。
尽管如此，上学下学，马路上最显眼的似乎就是“屄”字和我早就学会了的“鸡巴”了，把其他字和拼音映得暗淡许多。直到初中一年级，这种方式依旧沿用。这时候的母亲，又遭遇了几场屈辱。深秋时分，庄稼早已成为茬子和秸秆，冬麦探出了脑袋。一天傍晚，母亲在山岭上，蓦然看到本村的一个人挑着担子，隐没在二舅家的那棵巨大的柿子树下。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到母亲躺在炕上，脸上好几片青紫。我忍不住大喊一声，问母亲是谁？闻讯前来的大姨妈说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哥。我抄起一把铁锨，就往他们家冲。母亲大叫起来，大姨妈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后腰，我仍旧大声喊着，浑身都是火焰。
晚上，躺在床上，秋风吹动大地，植物相互摩擦的声响使黑夜更加深邃和恐惧，悲愤和耻辱就像艾略特在《荒原》中所表述的“四月的残忍”（这种残忍是广阔的，有着巨大的无奈和悲伤的）。那晚，我想了好久，最终，选择了三种方式：1、明着我肯定不是他对手，知道他晚上出门的时，躲在路边，拿一根木棒，趁其不备，猛然袭击；2、用耗子药把他们家的鸡、狗、羊和驴子全部毒死；3、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后来的情况可想而知，母亲坚决不同意（更多是担心我不成功和就此走向沉沦）。对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还小，要学本领，将来要当官，他们就再也不敢了（学而优则仕，浓郁的官本位思想）。我听着，忽然恍惚起来，想好的那些方式像是一些缭绕的云雾，逐渐密集和庞大，淹没了我的决心。
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恐惧和自私的成份（万一不成功，自己被堂兄逮住，或者被刑拘、判刑，成为电影《少年犯》一类的孩子等等）。我看看母亲，脸上青肿没消，忍不住心疼。咬了咬牙，低头走开了。但仇恨是一粒种子，总梦想着发芽，有几次看到那个彪悍的堂兄，眼睛里堆满火焰，灰烬沿着鼻梁簌簌滑落。
攥紧的手掌拧出了汗水，我总是想着自己狼一样扑上去，能把他打倒，骑在他的身上，像鲁提辖暴打镇关西那样：一拳打出鼻血，再一拳打掉牙齿，再一拳让他一命呜呼（暴力的欲望是强大的，无所不在，蓬勃向上）！后来看到梁朝伟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特别喜欢林冲拖枪直奔陆谦的悲绝姿势……但我还是妥协了——对暴力和恐惧的让步，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天性、血缘和感恩），是一种更大的耻辱！
妥协并不意味着结束，但也绝对不是朋霍费尔所说的“恶常常在最短时间内就证明了它的愚蠢”。古旧的村庄一如既往，人们在田地中消耗时间，在忙碌和微末利益的争执当中冲突和和解。村里又重新分地，又像最初那次一样，分给我们家的地比实际面积少了好多不说，还都是没有多少泥土的劣质田地。母亲找了好几次村长和主任，但都被搪塞回来。
母亲骂父亲无能，白长了个男人头。哭着对我说：你看看，这就是无权无势的结果！要是你爹再有一个兄弟，谁敢这样？我低头，又抬头看看父亲，父亲坐在梧桐树下，嘴里的青烟似乎是母亲浓郁的哀愁。比我小五岁的弟弟还是一副不明世事的懵懂样子，早上，两兄弟在被窝里照样掐闹，你哭我喊的。母亲听到了，进门一顿呵斥，把弟弟拖出被窝，在屁股上拍了两个极其响亮的巴掌。
母亲说：我小时候，她受了委屈，没处出气，就打我，劈头盖脸，打得我吱哇乱叫，然后抱住我使劲嚎哭。这些我都忘记了，母亲问我好几次，我都摇摇头。我确实没什么印象，那种疼痛是暂时的，她对我的那些爱完全可以消泯和抹煞。
抗争的徒劳加剧了母亲的疼痛和悲伤，间歇性的欢乐只是瞬间。每次过春节，我和弟弟高兴得手足舞蹈，大年二十九晚上，母亲才拿出给我们做的新衣服，放在枕头边。我和弟弟都欢欣鼓舞，怎么也睡不着，时不时伸出手掌，摸一下新衣服（密尔说：物质是最大的幸福原理。）而母亲却没有一点儿笑容，脸总是黑着。大年三十那天，炒了鸡蛋（十六岁以前，我和母亲一样，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块，再倒在馅儿里。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擀面皮儿，包饺子。我和弟弟拿着零散的鞭炮，点根柴火，东跑西颠地燃放。回到屋里，母亲还是不说话，脸依旧黑着，我觉得难过，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母亲多次说道：我小时候，×××伙同他的老婆孩子，还有妹妹，很疯狂地欺负过母亲，几次都把母亲的头发捋掉一大片，发根渗血（我听到数次，每次都有一种愤怒，要是对方任何一个人在，我会毫不犹豫挥拳出击，现在依旧是）。
仇恨不会像感恩那样消失的快速，恩情只是一个瞬间的感动。这些年，每次回到乡村，看到那些欺负过母亲的人，我说出来是恨还是轻蔑，总是抱有一种戒备。他们笑得再甜，我觉得都是虚假的（有时候他们可能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已被曾经的仇恨遮蔽）。
但一个可疑的情况出现了：这些年来，我变得懦弱，憎恨和鄙夷暴力。竟然没有一点报复之心。母亲说：他们都盼着咱家过的不像样儿，现在好了，他们下不气（南太行乡村方言，意同心有不甘）也没办法。由此，一个更可疑的情况是：作为耻辱和疼痛最深切的体验者和受害者的母亲，心仇恨也消淡了好多。
利益的纠结使得乡村的冲突日复一日。这时候，邻村两家相恶的邻居，其中一家人的孩子失踪了，怀疑是另一家人干的，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乡派出所问了情况，再无下文（十多年后，那孩子回来了，果真是被邻居拐卖到山西阳泉一带的）。另一个村里也发生了一些情况，其中一件令人发指：一家人的弟兄四个，将一个60岁的邻居骗到房间殴打致死，死者的儿女连案都没敢报，就草草收殓埋葬了。还有一起：女婿是外来人，在煤矿下井被砸断了腰，稍微能活动时，丈母娘将其叫到家中，面条里掺杂了老鼠药，然后锁上房门，夜里，邻居听到这个人的极尽哀求的号喊，早上还闻到浓郁的毒药味儿。
在偏远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或者制度是制定给依靠和信赖它们的人的。而乡村，至今似乎还没有这个习惯（意识），报案只是被欺凌者和伤害者的一种求助传达（同地域人群的暴力行为是不以行政和法律的干预和纠正为既定方向）。我们家一棵可以用来当房梁的大杨树被村主任强行锯掉，据为己有。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愤怒烧红眼睛，但还是听从了我劝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别去人前（自保是弱者的唯一武器）。
夏天，满山苍翠。中午时分，×××红肿着眼睛来到我家。她也被她的邻居欺负了，那邻居的孩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在马路上遇到他娘，迎面拦住，我狠狠说：你再欺负俺××绝对不饶你！这句话，包含了我的许多感恩和怨恨成份，×××对我母亲好，我一定要对她好，她受欺负，就像我母亲一样。
我怨恨的是依仗人多势众欺负弱小，特别是使用暴力的人（暴力者之所以暴力，大致是因为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暴力）。没过多久，母亲知道了，×××也知道了，两个人异口同声说我不应当说的。我觉得纳闷，×××当面还埋怨我说：你这不是给俺罪上加罪啊。
我糊涂了，母亲说：你越是这样，你××家越是受欺负（以暴制暴有时候有其必要和合理性，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得到的可能依旧是暴力受害者）。我无言以对，站在院子里的椿树下面，看对面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更高处的山上长满了松树，青翠的叶子被阳光照耀得一片漆黑。
这一年的十二月，南太行下了一场大雪，淹没了路径和村庄，大地一片洁白，映得人眼睛发黑，村庄安静到了虚无。我醒来，穿上新发的军装。母亲在院子里忙活，很多人来到，有亲戚也有乡邻，其中还有几个欺负过母亲和我的人，我斜眼看了他们一眼，扭头走进房门。
没有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仇恨（仇恨有时候是一种动力也是压力），再后来，我上车了，一路向西，把大雪留在身后，把父母和兄弟，我的亲人们和仇人们都留了下来。车过黄河的时候，庞大的神话一般的河流是干涸的，我向背后看了一眼，母亲的脸晃了一下，还有时常坐在门槛上抽烟的父亲、刚读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再之后，是郑州和洛阳、三门峡和西安、秦岭像是一个衣饰华丽的妇女，过了李广的陇西就是金城兰州，越过祁连横贯的河西走廊，到巴丹吉林沙漠，我安顿下来，却发现，村庄和亲人一下子遥不可及了。
到巴丹吉林两个月，有一天晚上，同房间一个河南籍的人把我拉到走廊黑暗处，使劲反掰我左手掌（我的手指出奇细长，他掰起来似乎得心应手），我疼得呲牙咧嘴，勒令其松开，他不松，我气急，右手成拳迅速挥出。
接下来是血，从他鼻孔流过厚厚的嘴唇。我依旧暴怒，他也暴怒，两个人就像两头狮子，好多人来劝架（这在乡村几乎没有，大家都在看热闹，看着暴力如何实施和上演，再谈论哪一方获取“胜利”或者“粘了便宜”）。
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在乡村，暴力的承受者是我，而这一次却是别人，我觉得不可思议（暴力每一次获胜就是再一次的促发）。我想到母亲，这么多年，一个强争苦干，不甘愿自己生活落于人后的乡村妇女，性格仗义但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人，她所受的那种疼痛、耻辱和苦难……异乡的第一个春节，我站在窗前，零星的雪花趁着西风，从干枯的杨树树杈之间斜刺过来。
母亲在做什么？是不是还像从前的春节那样，一脸的愁容。一个人炒了鸡蛋，再给弟弟喂一口，坐在寒冷的桌子前，给一家人包饺子……我哭了，大年初一早上，别人都在兴高采烈，我趴在床上，用被子蒙头，哭得鼻涕眼泪满脸都是（我当时的悲伤大抵是源于母亲的苦难和屈辱）。我暗暗发誓，即使我死在外面，也不要再回到那座村庄。
要把母亲接来（远离不是拒绝暴力的唯一方法，但对于个人来说，是妥善的），七年后，我还在筹划此事，包括弟弟的婚姻。后来在外成家，也请妻子帮忙劝说母亲，回到老家，晚上围着炉火，对母亲说离开的好处。但母亲说穷家难舍，金窝儿银窝儿不如自己的狗窝，就是不肯离开（北方人是恋家的，这好像与定居的传统有关）。
我三十多岁了，曾经的乡村还是原先的样子，蒿草遍布山岗，松树铺天盖地，陌生的人越来越多，熟悉的人越来越少。弟弟的眼角都皱纹了，我觉得心疼。在路上遇到旧年欺负和殴打我和母亲的人，我笑笑，尤其是最先给母亲和我屈辱与疼痛的×××，将近100岁了，还很硬朗。在路上遇到，我忍不住搀扶一下，叫一声奶奶。
看着她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远的背影，白发在风中乱舞，我觉得恍惚：这就是当年狼一样欺负我母亲的人吗？（其时，我也想到过一把将她推倒，或者干脆不理睬她。恶是随身而在的，善似乎也是），另外，当年明目张胆砍我们家大杨树做房梁的×××也病了，脑血栓，几乎瘫痪。我去看他，他很激动，嘴巴蠕动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
×××的四个女儿，都没落下好名声（一个与人通奸，人尽皆知，一个也与人通奸，也人尽皆知，另一个忽然中风，身体虚肿，一个婚后几个月与另一个人私奔，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一个在外地与人斗殴，被砸断了胳膊；另一个半夜去敲邻村一个妇女的门，被其丈夫用菜刀砍掉了右手。还有一个，其女儿与人结婚不到10天，又离婚，男人气不过，在半路设伏，用砖头和棍棒将其新买农用车砸烂。
我听到了，觉得可怕。在巴丹吉林沙漠已经十六年了，乡村还是如此。人不可能改变与生俱来的一些本能和欲望，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平民唯一的自发性的权利手段）。每次到亲戚家，都要路过他们，一个个的人，有的不在了，但大多数的人都老了，皱纹深刻，须发皆白。
我几乎不去原先的村子，有几位老了的大娘对我母亲埋怨说：献平回来也不来看看俺！我知道，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活一天没一天，他们都希望我回家时去看看他们，哪怕说一句话，也是高兴的。他们会说起我的爷爷奶奶（现在已经故去将近10年了），还有我父亲童年和刚和母亲结婚时的事情。
但我还是不愿去，就喜欢坐在家里，冬天围着炉火，或者靠在稀薄的太阳下面，背靠墙壁，听母亲说话；夏天就坐在树荫（院子里有三棵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椿树和梧桐树）下面，看着母亲黑的皱纹的脸，还有日渐花白的头发，听她口舌不停地说话（另一种形式的唠叨）。
近几年，母亲曾多次提到我十多岁时自制的弹弓和硬弓，用镰刀削了高粱秆子，箭头用白线缠住，头儿插了缝衣针（甚至还想到在针尖上涂上类似《射雕英雄传》中见血封喉的毒药）；我一个人跑到后山的森林里，砍回一根手腕粗的青冈木树枝，用火烧掉皮，以母亲搓的麻绳做弓弦，又砍了很多的荆条（柔韧而笔直）当箭，射程可达15米之远。
现在，它们都不见了，成为灰烬或者埋在土里。只是我的性情变了，回乡的目的，就是守在父母身边，听他说话，他们没有女儿，我给他们做饭和洗刷碗筷、衣服。一天也不肯放过。冬天的炉火是温暖的，寒风只在屋顶刮过；乌鸦的惊叫在树枝上，别人的灯火伴随着老年人的咳嗽和婴孩的哭泣，乡村的夜晚依旧，只是父母越来越老了，当年那个吃苦受罪的乡村妇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父亲也佝偻成一个胡须花白的老头。
弟弟的孩子长大了，上学了，我的孩子也在幼儿园。我现在就像母亲和父亲当年，这是一种必然的重复，我时常想到自己的老，在母亲的唠叨中想起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多是暴力导致的疼痛。母亲说：我十三岁时，同村同学的哥哥，在半路把我拦住打了一顿，此后头疼了好多年。还有一个去年猝然死亡的叔叔，双手合力，夹住我的脑袋，悬空提在幽深的水井上面。
我也在慢慢变老，像院子里那颗椿树（新房子之前就在，和我同龄），皮肤粗糙起来，骨头经常疼。但内心总觉得自己还非常年轻，甚至像四岁的儿子一样小，父子两个像我当年和弟弟那样，在被窝里相互挠痒痒儿，掐肌肉，大呼小叫。我想我还是一个孩子，只有在填写出生年月和履历表，写下三十五岁这一数字的时候，才蓦然觉得一阵悲哀。
这悲哀是人共同的，时间在生命中划下痕迹，这痕迹刀子一样穿过衣饰和皮肉，使内脏和骨头受损和老化。我知道，当年那些欺负过我和母亲的人也都老了，比我更老，有的早已看不到了。就像我自制弹弓和木弓，身体消失，暴力也随之消失（暴力是低级的，完全依附于形体）。母亲一如既往，唠叨起来没完没了，即使说了三天三夜，只要有人听，她会嘴巴不停——而我知道她讲述的那些都是消失了的，甚至乌有（这可能是对母亲所受的苦难的最大侮辱），一点也提不起来当年用汉语拼音骂人和设计报复的雄心了（朋霍费尔还说：“相对于恶者而言，愚蠢对善者的伤害更大。”）
但我总是忧愁，在睡梦中看到一些遥远的事情，无端冥想，常常会在远眺的时候感到极度困乏，尤其是朝向故乡的时候，那迢遥的路途和漫无边际的天空，自由的云彩是灰黑色的——奥古斯托·蒙特罗索有一则名叫《黑羊》的寓言：“还是很久之前，同样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曾经有过一只黑羊。那只黑羊被处死了，羊群们后悔了，于是为它在公园里竖起了一尊威武的马姿雕塑。从那时起，每当发现了黑羊，就会立即被处死，以便新一代的普通羊可以学习雕塑。”
或许这个寓言对我来说并无多少意义，“黑羊”是不可重复的，人何尝不是的呢？“重复的处决”是一种不妥协的暴力。二零零七年春节前几天，我到北京出差，抽机会回去看望父母和亲人，这一次，很少有人见到我，仅仅半天时间，母亲又对我说了好多。我听了几个小时，才去看望亲戚们。离开时，车到村后的山岭上，我特意回身看了一会儿：古老的村庄，在南太行的皱褶山地之间，零散的聚合，安静的骚动，冬日的阳光照耀枯草，森林和公路，一些乳白色的炊烟，依稀的人声和鸡狗叫，沿着红石高起的河谷，无助的忧伤一样遥遥而来。
时光记事簿
村庄
我时常走在弯曲的马路和岭壑交错的山上，从山顶看到更高的山顶，从低处看到更低的地方。春天的洋槐，椿树、梨树、杏树、桃树和花椒树，满山遍野的白和红……青翠的树叶，婉转的鸟鸣……幽深、突兀、神秘而庞大。
夏天，庄稼是茁壮的青色，有时因雨水的匮乏，呈现出枯萎迹象。向阳山坡很陡，笨拙的牛不可以攀登，灵巧的羊如履平地。山坡到处开满荆柴花，丛丛相拥，根系在错杂的石头之间，也在长满绿色菌苔的沙土之下。远道而来的蜜蜂嗡嗡嘤嘤，自产的山蜂混杂其间（相互杀戮和吞噬）。红色、杂色、白色和黑色的鸟儿在远山，也在近村的树枝和房檐之上低飞或者高翔。
后来我离开了村庄——那天上午，我走出村口，看了看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孀居的奶奶，又看了看河边被风吹到的幼小杨树、自家陈旧的房屋——泪水流出来，打在新发的军装上，溅起一片沉闷回声。
再后来，我回去过很多次——在夏天，看到一些面孔，新的旧的，我有点辨别不清。村庄依旧是老样子，改变的只是几座新崛起的楼房。此外，我还发现：好多人脸上皱纹一次又一次加深，好多孩子在村庄奔跑和玩耍——夜晚的狼嚎已不可闻，清澈的溪水只余下一些干瘪的水藻。在冬天，我能看见日渐稀少的树木，到处的荒草、满坡的田地和北风中的尘土；在夜晚，看见零星的微弱灯光，从各家的门窗，试图照亮整个村庄。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梧桐栽下没多久，忽然间，就长大了，我肯定亲眼看见了，但没确切的印象。我好像一直有意忽略着，反过来，它也忽略我——我就在它们的身边，日日看着，甚至还在它们身上用刀子刻下自己的名字……而今，它们已将我的名字掩盖了，用并不坚硬的皮肤，将一个人的名字收缩到了时间里面。
父亲说：这桐树的心已经空了，再长下去，啥材料都做不成，锯了，还能解几块板子，做家具用——说完，就开始锯，锋利的锯齿不断深入树木。第一个回合，它就流出了一些青色的树脂，亮亮的，像人的眼泪或者口水，噗嗒噗嗒滚在泥土上。锯了一会儿，我和父亲满头大汗，锯齿还没完全穿透梧桐树的身体，它就倒了，轰然一声，落在还没撒种子的田地里，粗壮的枝干断成了几截，裂痕白得耀眼。
父亲起身，抓了一把湿土，撒在梧桐树茬上。说，来年春天，它还能滋生一些新枝条出来，几年后，就又是一棵大树。母亲说，梧桐树木质软，只能做桌子面，不如栽一棵椿树，能当梁，还能做门板。
椿树木质坚硬，长势极慢，树苗也不怎么好找。父亲扛了镢头，到后山转悠了大半晌，带回来一棵椿树苗，虽还没有我高，但很直顺，新发的叶子已经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脑袋。父亲桐树桩一边又挖了一个坑，提了清水，先润了底下的干土，把眨巴着根须的椿树苗儿放在里面，我一锨一锨往里填土，父亲不时用脚踩踩。
第二年春天，椿树代替了老梧桐。再一年的春天，父亲请了木匠，叮叮当当做起家具，那棵老梧桐解成的木板也干得可以用手指我敲出响声了——不到10天，就变成了崭新的写字台和橱柜——它留在院子里的根，尽管又滋生了几次嫩枝，但都被我踩掉了。
第三次悲伤
那个女孩子的出嫁构成了我人生的第三次悲伤。第一次，是祖父在1990年冬天猝死。他活了六十九岁，阳光明亮的中午，忽然在村庄消失。再两年的春天，抱过我，疼爱过我的二表哥上吊自杀了，满山遍野开放的洋槐花儿突然暗淡，类似狼嚎的哭声在大姨妈家持续了一个多月。再五年的冬天，我暗恋过的一个人出嫁了，婚车携带着一连串的鞭炮，进入别人的门庭。
我流泪了，也第一次觉得了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没有娶到，这是耻辱。我记住了，也怨恨了，发誓这辈子不爱那里任何一个村庄的女人（当然，母亲和几位女性亲戚除外）。后来，我离开了那里，一个人，悲伤地走了，但在远处，时常想到那个女人。
而她是别人的人了——这种心理是促狭的，也秉承了广阔的传统。而我却一直这样认为，并想到和记恨。等再一次回家，我听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有点仇恨，是一种被掠夺了的感觉——余下的还是悲伤，悲伤，悲伤。我又走了，又很多年，我回到那里，还是没看到她——我想我不会再看到她了，准备用一辈子，忘掉这个人。
夜路
一天又过去了，光芒降落，远山在苍茫中，房屋被树木包围，我被疼痛击中。陌生的小镇渐渐安静，我走出来，看到几辆载满货物的三轮车，嘣嘣嘣嘣地响着，转弯不见；看见几个人，从长途班车上下来，消失在村庄里。
我的右手食指还疼，鲜血溢出来，湿透了纱布，凝成紫黑色。我回头看了一眼，小镇依然故我。我想回家——向南的山岭连绵不休，众多的树木在秋天变黄，落叶没有落在树下，而是随着凉意的秋风，在黄昏穿行。
天一下子黑了下来，鸟儿们发出幽静的叫声。我吃力走上一道山坡，再下坡，如此几座之后，天完全黑了，冷僻的山路之上，除了岩石和植物，就我一个人。脚步承载肉体，眼光照亮脚尖。路过几座坟茔，简单的轮廓，安静的惊惧。夜枭叫声出其不意。
很多车辆在这里倾覆了，驾驶和乘坐的人留下肉体，丢掉灵魂；还有人在深邃的山沟里，用绳子把身体悬在空中……有一年，我一个表哥从这里捡到一个孩子，带回家里，我母亲还抚养了一个多月，后来给了一个没儿子的亲戚。
路过废弃的庙宇——土地公公、山神乃至其他一些神灵，被迷信，也被供奉。走到其中一座，我看到的苍天深邃无比，秋夜繁星，站在蓝色的天幕，像是一场冷清的聚会。狼嚎一声接着一声，秋风的落叶打在脸颊上，摩擦裤脚的茅草似乎无数的手臂。
我想歇歇脚——哪里才是最可靠和安全的呢？我想到了庙宇——神灵的所在，正义或者公理，避难和拯救——而当我进入，迎面是一阵冷硬的风，深不可测，敷在的我的皮肤上，比大雪中的刀子还要冰冷。
神灵是最不可靠的——我忽然这样想到，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猛然转身出来，外面还是夜，深深的夜，夜光照耀安静的山峦，动物的梦呓或者奔跑声格外清晰。看到一座村庄，我快步跑过去，房子是生硬的，只有偶尔亮起的那一抹灯光，才是我需要的。
杀羊
刀子开始了它的明亮过程——被人操纵，迅速而果断地插入羊的脖颈，鲜血流出，先是一股，然后是连续的一滴，再后来是单独的一滴，缓慢落入先前的鲜血之中——整个过程，除了目击者，我还是参与者——父亲操纵刀子，我和母亲按住四蹄，成为帮凶。
羊的叫喊是绝望的，眼睛看着握刀的人、按住它身体的人。我惊恐，手臂颤抖——我常常以此想到人——人若是像羊这样被杀，挣扎的叫喊是不是也像羊呢？这一事件发生在我十五岁那年的冬天——因为封山育林，村庄数百年的养羊史就此结束。能卖的羊都卖掉了，那些羊，喕喕于山野和田地边缘，甚至侧房与身后……它们也是伤心的，离村的时候，不停叫着，不停回头。
但别人的的鞭子使它们无可奈何，在曾经的草坡和马路上扬起旧年的尘土，从此一去不返。还有些老弱病残的羊，它们是被别人挑选剩下的，残疾和老迈有时候比杀戮还要致命——没人要的它们——留在村庄，抑或去往别人的地方，被杀是必然的宿命。
果不其然，我们杀死的那只羊很老了，还瘸了一条腿。起初，母亲舍不得杀，放在院子里圈养了近一个冬天。它很孤独，吃着东西，还冲着草坡，喕喕叫。我们决定要杀死它的那天，它似乎知道了什么，一口水都没喝。尸体僵硬了，还睁着眼睛。
1992年北京朝阳区
1992年12月23日傍晚，从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大门出来，我有点悲伤，还有些庆幸。刚才坐在对面，与我一起进餐，面容姣好的女人，应当是朋友，或者姐姐，多年的记挂瞬间消失——几乎从再次见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告别——现在，我确信，那是永远的，善意的，也是彻底和干净的。
傍晚的朝阳区是冷清的，马路宽得让我迷失方向。两边的楼宇亮了，街灯形同虚设。在路边，我站了好久，看着近前的一丛冬青——它们像黑夜一样的黑——但是，那一时刻，唯有它们距离我最近。
我决定走，步行，一个人，还有他的影子，迎着土尘的风，在冬天的北京朝阳区，孤独地走。我想我还是一个失败者，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到繁华京都，从冷寂到热闹——地点的变不构成任何一种本质，一个人还是一个人，他的就是他的。
夜很深了，无边无际，还有无边无际的灯火，让我看不到尽头——我最终选择了车辆，奔驰的车子，不一会儿就逃离了朝阳区，到崇文区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头也没回，便和长长的火车一起，隐没在中国的北方平原。
只有告别是永恒的。
从身体开始
很多年后，我还会想起——那一天，县城的早晨，似乎比往常热闹得早了一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花花绿绿的衣裳，像我在五月的麦地看到的成群的蝴蝶。
夏天让衣服减少。让看到成为一种内心的抵达——我看到了一个人，她和另外一个人，手挽着手，从尘土飞扬的东边向西——我忽然觉得了美，呆在那里，不断有人擦肩而过，叫卖的声音恍若隔世。
我要强调的是：她确实美的，阳光使皮肤更白，抖动的身体到处都是我向往的光亮——我想那就是我渴望的，只是，我不知道，从身体开始，到哪里才是结束？
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城市闯入者，谁会属于我？我又会是谁的呢？
清水车站
清水镇紧靠祁连山，根部是黑色的（不知道为什么黑），没有村庄，再向上数百米，才是洁白的积雪，给人以天堂之感。正午时候，我看一眼，眼睛就会疼一会儿。只有傍晚和早晨，太阳还没有抚摸到的时候，雪才是温柔的。
小镇上有一个狭小的邮局，第一次去，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文学期刊。有《人民文学》、《诗刊》和《飞天》，我买了几期，后来再去，又买了几期。还有几次带的钱不够，我只好省下来，吃了一碗面条，没让自己饿着肚子度过那一天。
1994年，单位领导的两位亲戚来了，要我去清水车站接——早上起来，没赶上班车，只好从酒泉绕道。下午到达清水车站。没有人，来往的火车蛇一样从远处来到，又像蛇一样从近处消失。
在一家小旅店内，我找到了她们的名字。敲门不开，我报了姓名，他们才打开门——两个湖北女孩，一个脸色白皙，另一个有点黑。我没坐，请她们一起吃饭。她们摇头，我说不吃饭不行，去吧。
我在一家饭馆，请她们吃酸菜鱼、蒜泥黄瓜、鱼香肉丝和米饭。她们吃的闷头不响，我看着她们，一边喋喋不休。我知道我不该说那么多的话，但就是在说。
第二天，坐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还在说——窗外是苍黄色的戈壁，稀疏的骆驼草根部，围着大批焦白的沙子；稀落的村庄也一色苍黄，杨树在巨大的烈日下枝干低垂，神态疲倦——我说海市蜃楼、沙漠苍狼和飞奔的黄羊，远嫁匈奴的昭君、失踪在罗布泊的彭加木；说到远处的家乡和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时光……当然，还有不着边际的梦想。
而她们一言不发，看着窗外，再看看车厢，直到下车，也没看看我。
瞬间
他们要我出去，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怔怔站在门口。后来我出去了，一会儿返回，他们的门锁着，一侧挂着“请勿打扰”。
我似乎知道了什么，转身下楼，走在街道上。人很多，商品很多，我不知道哪一个属于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做什么。
后来我回去了，门开着，他和她笑着，一边睡着他们的孩子。
消失的花池
我每天都要路过。夏天，花朵盛开，除了路过的人，没人打搅它们。杂草跟着茂盛，逐渐代替了花朵。很多时候，我看到蝴蝶在花朵上下落，华丽的翅膀像是一场盛大的光临。
蝴蝶飞走了，花朵微微摇晃几下。有一年下了一场暴雨，顷刻之间，我能看到的巴丹吉林变成了汪洋，浑浊的水从楼顶和墙体上带下经年的灰尘，从干燥的地表翻起腐朽的残屑；它们流淌，从所有能够流淌的地方。
到花池，很多水停住了，先是消失，然后聚成水洼，围着直径4米左右的花池转了一圈。这一过程中，又有一些水不见了。雨过天晴，阳光落下来，飘在水面之上：它们在变清，清澈的清，透明的清。
再有一年，花池一边的楼房拆掉了，花池里堆满了砖头、废弃了的钢铁和断木。这一年的夏天，又下了一场暴雨，雨水还像从前那样流淌，从高处和地处汇集到花池那里——而花池早就不见了。
庸常的周末早晨
我醒来，像一株黎明的植物。躺在温热的被窝，感觉安静，万物安详。闭上眼睛，似乎觉得，自己就赤身裸体地躺在深山春天的野草地上。睁眼，看到白白的天花板，忽然有一种异常清净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空的，虚无的白，凝固的白。
妻子去取牛奶——白白的液体，在瓶子里，在朝阳普照的街口，像浓缩的牛被手掌散发。我依旧躺着，想起昨夜，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又像是的确发生了一些什么……墙壁上的结婚照两年了，灰尘落了很多，每次都被我们擦掉。
伸了一个懒腰，我又闭上眼睛，想再次睡去。也忽然觉得肉体很轻，在被褥之中，就像它们的一部分。很多次，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田地里盛开的棉花、桑叶和蚕、还有灵巧的手指和快速转动的机器……这时候，我总是想写一首诗，给自己，或者给别人。
惊人的黑暗
衣服脏了，我一次又一次清洗它们（外套、内衣和内裤、袜子和帽子），我还是我，可衣服总不会同一件衣服。连续的清水之中，凝结的灰尘，被更大的力量击退。晾出的衣服们，被悬挂起来，像是一种刑罚。持续下落的水滴（似乎另一种颜色的血），几乎听不到它们与地面撞击的声音。用不了多久，它们上升，还会变作雨滴，从我看不到的天空落下来。但它们是否还能够落在原地呢？
这个问题让我惊诧，一滴水就是一滴雨。我和我的衣服，不过是它们途径之地。这一次之后，一生之中，我还会和那滴水相遇么？我看看天空，幽深如井的博大之地，明亮的运作，是不是也包含了惊人的黑暗？
散步的村庄
我看到了炊烟，从黄土房屋顶上滚滚而出，向着庞大的树冠乃至非凡的天空，传递着人间的生活气息。马路两旁遍植杨树，茂密的树叶遮盖了大部分的田地和房屋。沟渠里的水兵分数路，在流动中渗透，在渗透中蔓延。
看到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从夕阳下走出来；还有几个孩子，在马路边上奔跑；几位妇女，俯身在棉花地里；远处的草滩上，红色或黑色的马，轻轻扬着尾巴。
马丁·路德·金说：“我们相信人类在上帝面前是平等，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夜色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已回到了小区，街灯先后亮了起来。但还有许多的人。风有些凉，我和妻子快步走着，先前路过的花池和杨树有些灰暗，但风吹树叶的声音，清水流动的声音，在渐趋冷静的小区黄昏，却愈加响亮了起来。
正午的疼痛
2004年夏天的康乐草原到处青草，蝴蝶和鸟儿在山间低飞，祁连山崖飞出的鹰隼在头顶撕开闪电。众多的金露梅附身灌木，正午的阳光在藏族和裕固族姑娘小伙的歌声当中，洋溢着浓烈的青稞酒味道。
我偷偷溜出帐篷，走到一边山路上，迎面遇见同行一位女教师。她提议一起到山上走走。山路上，她举着一张粉红色的伞，我则在阳光下暴晒，汗流如雨。向上的坡面有几道山洪撕开的深沟。两个人走路，不说话很尴尬。走上一个山头，她说：我给你说几个故事吧。
我说好，迅即作出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从这个小道到另外一个山头，她说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她在乡下教书时候的亲历。当时，她所在的乡卫生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护士，和新疆一个部队的军官谈恋爱。父母膝下就她一个孩子，不愿她走得太远，坚决反对。
1996年秋天，女护士在新疆服役的男朋友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幸被炮弹炸死。一天早上，女护士穿了一套白色的连衣裙，在乡政府门前的大路上和这位女教师相向走过，她给她打招呼，她没搭理。
上完第一节课，回到办公室，同事们议论说：那个女护士跳河死了？纷纷探讨女护士为一个远在新疆当兵的人而死究竟值不值得。她感到惊诧，也感到后悔，说她当时应当发觉的，如果她跟着她，放弃一节课，就不会永远都见不到那个女护士了。
我叹息，看了看对面的青山，还有飘在山顶的云朵。她继续说：要是换了她，绝对不会做那种傻事的。我没有吭声。她说的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本市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真实案件：一个教授儿子爱上了一个在校女学生，教授认为那女学生家境太差，将来会拖累儿子。有一次，教授儿子和女学生深夜在教室做爱，被人当场看到。
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双双不见。双方家人四处寻找。正是隆冬，谁也不会想到，会在城外黑水国遗址的一丛沙枣树林里发现他们的赤裸紧抱的尸体。两家人嫌丢人，葬时强行分开了。
听完，我蓦然觉得，炎热的正午也不怎么热了，甚至有点冷。和她一起回到人声鼎沸的帐篷边，看着她进去。一个人跑到下面的河沟，穿着鞋子站在流淌的雪水里，又洗了手脸，弄湿了衣裤。回到帐篷里，还没有坐下，裕固族和藏族的姑娘小伙子就对我唱起了歌儿，把大碗的青稞酒捧在了我的面前。
虚构的爱情
花朵、清水必不可少，性也是的，还有粮食、歌谣和木质的床、绣花的被褥与干净的地板……我猜想的早晨：我肯定先她而醒，清水在门前流淌，青草包围房屋——最好的花朵是向着木质窗户开放的，芳香从暗夜贯穿黎明，从正午缭绕到大野星明的晚上。
她一定要坐在我的腿上，夜晚在屋外，看萤火虫从远处飞来，山上的羚羊或者雪豹、豺狼抑或狐狸，都到身边聆听。白昼：到处的光亮，把最隐秘的心事照亮，飞过头顶的每一只鸟，即使乌鸦，也要歌唱。
我要趁着时光，抚摸她：从手指开始，从手臂向上：头发、眼睛、鼻子和嘴唇……她的脖颈细长，她的胸脯，乳房下面是心脏——我总是陶醉，在丰饶的旷野，花朵是会鼓掌的，流水是贴地旅行的时光。
三个案件
斧头从头顶猝然砍下，又砍倒了脖子——不止一下，一下一下的斧子，就要将脖子砍断了，再也不能承载头颅的重量——歪在一边。胸脯也是，右乳房正中，肌肉绽开——我看到了，在幻灯片中，那个未婚的女孩子，外省的北京小会计，被一把斧头，消失在了北京。
一个人死了，奇怪的是：阳具还高高翘着，赤身躺在仓库的床铺上。他五十多岁了，我觉得惊奇。侦破的结果是：他正在和一个女性做爱，有人拿了铁锤，猛然击中其脑袋，瞬间的死亡，留下蓬勃的欲望和生机。
她爱他，或者不爱。他不爱了，她恨。她和另外一个男人，但还是想着最初的男人。愤怒和恨，几年了，还在内心。她要他去杀掉最初的男人。他说雇用杀手要好多钱。她毫不犹豫，拿出10万块钱给他。
几天后，她最初的男人死了，死在午夜的大街上。再后来，她和他双双被捕。除了案件经过和侦破过程，我还听到：他只是用5000块钱，雇了两个外地人，就杀掉了她要杀掉的那个男人。
木头
首先，肯定是一株树，不在于大和小，粗和细。根系和枝叶，向上和向下的，被斩去后，才被称之为木头。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是木头了，根系和枝叶不知去向。他们都叫它木头。一个人说，这木头做长得直，可以做梁柱；另一个人说，这木头没空心，做棺材板最好。
我看了看，没觉得它做什么好，只是觉得这根木头，离开了直立的成长真是可惜。我记得我叹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走开。很多年后，我总是想起那根木头，卧在村庄的街道上，从湿润到干枯，从干枯到蜕皮。
丝状的皮，一层一层之后，是硬的木质，干透了，我用手敲了敲，响声很脆。再后来，它不见了，再后来是一堆锯末。至此，我还不能完全得知它最终的命运，直到看到炊烟。
又很多年后，有一个时常在耳边响起的声音，把我叫做木头。我很高兴，总是想起先前的那根木头。我听到的喊我木头的声音很脆，类似于多年前我敲击的那根木头。而这声音一消失，我看到的不是炊烟，而是灰烬。
孤独的城堞
我总是把把嘉峪关看作是长城最小的一个兄弟，或是伟大长城的弃儿。冬季来临之后，登上嘉峪关城楼，仿佛就看了整个西北的萧条。西风吹袭的垛口如同破了的瓷罐，仿佛一大群灵魂在悲怆呜咽，米粒大的黄沙随风飞行，如同一枚枚箭矢，打击嘉峪关生冷的容颜。
嘉峪关冬日的萧条应当是人为的伤害，夏日的繁华如同一场让人不敢相信的梦境，转眼就消失无踪，只留下一片片白色的纸片，沿着城堞，风筝一样飘摇。
很多时候，阴沉的天空会抖落大批的雪花，纷纷扬扬，天地顿时白茫茫的一片。浩大的雪花，仿佛将所有关于嘉峪关的颂歌和豪迈诗篇都被掩埋了，苍茫之处，只见一根棱角分明的白骨，横亘在辽阔的戈壁滩上。灰暗天幕中，苍鹰的翅划开冷硬的空气，啊啊的鸣声像城墙上的砖头一样暗淡。
一位牧羊的老人，驱着散乱的羊群，寻找大雪覆盖了的枯草。羊们饥饿叫着，牧人和他的皮鞭一直在沉默着，他似乎不想对羊们说些什么，在相同的生命中，却没有相同的生活和相同的命运。
从嘉峪关城墙返回市区，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千年的孤独，一边却是现时的存在——孤独是永恒的，现时却一闪而逝。
遗憾
两个月前，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还认得我，叫我的名字。我哭了，站在她的病床前，眼泪流下来。我给她拍了照片——我知道她活不了多久，留下几张照片，瘦弱的，可怖的面孔——也是纪念。
然后我走了，穿过南太行的山峦，到北京，又到西北。每次打电话，都要问她现在怎么样了。母亲说，还是那个样子。说完，母亲在那头叹一口气，我在这里叹一口气。然后挂断。
春天开始的时候，大姨妈死了。弟弟在电话中告诉我，我没感到震惊，只是悲伤，眼泪流出来。母亲说：你大姨妈死的时候，身边没一个人。一辈子养了那么多的孩子，哪个也没守在身边。母亲还说：她赶到的时候，大姨妈已经断气了。她最遗憾的是：没趁大姨妈还有气在的时候，给她穿上衣服。到下面也还要光着身子。
幼年的两张照片
幼年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单人照，幼年唯一的。母亲说，那时候还没弟弟，她抱着我到舅舅家（我出生之前，姥姥姥爷就谢世了），二舅当时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有照相的来，就让给我单独照了一张。从记事起，我就看到这张照片挂在墙上，镜框换了好几次，都没有丢。
第二张是我和弟弟，那时候我好像有些记忆——我们家还在老房子住，对面的房子是另外一家的，一直闲着，左边那栋石头楼房至今还在，邻居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直到我们家搬进新房，我二十四岁时候还在，冠盖庞大，春天时候老落些梧桐花，我捡了来，摘下后面的硬壳，把梧桐花屁股当糖块吃。
弟弟比我小5岁，穿着厚厚的棉衣，歪着脑袋，因为个子小，脚下踩着一张木凳子——现在的弟弟，比我高出一头，一米八六的个子，走起路来颤悠悠的。
我依稀记得，照完这张相，漫山遍野的洋槐花开了，母亲捋了好多，摊放在院子里，还洗了最干净的洋槐花，给我们做拌面吃。成群的蜜蜂围着逐渐枯干的洋槐花飞舞。忽然，弟弟大哭起来，一只蜜蜂遮了他的耳朵。弟弟疼的嚎啕不止，母亲回来，把我狠狠骂了一顿。
刀子，刀子
刀子让我孤独。浑身发凉。在甘肃山丹路易·艾黎博物馆，我看到一把匈奴人的弯刀，红锈斑斑，躺在玻璃展柜里，朽烂了的刀鞘就像一口奇怪的棺椁。我凝神看的时候，似乎有血，大批的血，从青草和岩石中流出来，淹没了就近的白色积雪。
另一把刀子，是短的，是新疆的一位朋友送的——英吉沙小刀，据说是手工的。我收到，打开，手指触刃，有切骨的声响，琴弦一样弹奏。刀尖有点弯曲，而刃是锋利的。紫红色的刀套，弯曲，似乎一张不规则的弓。几年了，闲暇的时候，我就看它，翻来覆去地看。刀子就是刀子。我从来不用它切任何东西。
还有一把，我抽出插回好多次。在午夜，它沉静得令人疼痛。薄的刃闪着暴怒的、激烈的，甚至杀伐和绝望的光——目标确有所指，但又子虚乌有。我喜欢抚摸刀刃的感觉，真正的杀戮不是切开，而是到达；致命的刀，不仅仅是刀。或许，这把刀是不具备形体的，它就是我，我就是它。
流年
一九七三
我没有经历，但我知道。这一年，1973.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是曾祖母死了，另一个是我的出生。前一年，1972年的秋天，大雨滂沱，洪水爆发，几天之后，山峰崩裂，房屋倒塌，泱泱大水从河谷漫上高处的村庄。张家的楼房在黎明倒塌，好多的人，好多的绳子，还有依楼而长的大槐树和梧桐树，庞大的躯干和集合的人力也没有挽救它倒塌的命运。在大雨之中，盘根错节的树木在泥浆中松动，在风中扑到，凌乱的大地上，残缺的田地和房屋，隐遁的太阳似乎天空的幽灵。这一年的秋天，颗粒无收，这一年的冬天，大地冰冻，这一年5月，一个妇女怀孕了。
曾祖父病了，吃不下饭，一个月后，连清水都不能下咽了。人瘦得只剩下一堆骨头，出气都很困难。再三天的一个清晨，仍旧很黑，祖父死了，留下得身体也是蜷缩着的，穿寿衣的时候，几个人都拉不开。曾祖母满头白发，看着和自己生活了60多年的男人，纵横的眼泪在皱纹深处，似乎几只绵长的虫子，来回蠕动。祖坟隔着一条河沟，打寿坑的时候，没有石头，但冻结的泥土比石头还要坚硬。三个壮年劳力，两天时间，打了一个三米深的土坑，用坏了两只撅头、三把铁锹。
没有什么比棺材更为沉重，比棺材沉重的是死者的尸体，尽管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但它仍旧是沉重的。从村庄到祖坟，先是下坡，路过河沟，再攀援上山，四个男人，抬着已经曾祖父的尸体，在窄小的山路上晃晃悠悠，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晌午没过，旧坟萧索的祖坟里就又隆起了一座新坟。断断续续的哭声嘎然而止，冬天还是冬天，所不同的是，死了的安睡地下，活着的仍在上面。
春天的杏花是从后山开始的，到山岭为止，看到了才嗅到花朵的蜜香，贫穷的蜜蜂从远处飞来，夹杂着山里的野黄蜂，在花朵和树叶之间，逗留或者飞开。到处是成堆种地的人们，铁锹和羊镐的一次次地深入泥土，遭遇到硬石和没有融化的土层。咣咣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在岩石和返青的青草上面，荡漾出一片回声。傍晚，星光满天，照着村庄和它贫穷的人们。
夜风仍旧很凉，击打着旧年的草棚和附近山梁上的枯草，嗦嗦的声音在树木的啸声当中似乎蚊虫的连绵的蚊虫低鸣。凌晨，母亲做梦了，梦见自家的门墩上，各有一面旗帜，左边为红，右边为黄，上面还都写了字。梦见幽深的水井，骑马的兵士在山中行走。三声狗叫，一声鸡鸣之后，母亲开始疼痛，突如其来的疼痛，在她的身体之内，像是一把旋转的刀子，她的呻吟惊醒了提前来了三天的大姨妈。
一盏油灯能够照亮什么？鲜血的腥味在逼仄的房屋中弥漫。我不知道母亲到底忍受了多大的疼痛，我想那疼我今生都无法体验。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身体内，我看不到更多，在混沌的世界当中，一个胎儿，他能够知道人世的一些什么？落在粗布褥子上的那一时刻，我哭了，第一声，我在这个尘世上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而我忘记了，没有姿态和思想，本能的光亮到底能够照耀多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年的农历3月初九，我，又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上，第一声哭叫之后，也呼吸到了第一口灰尘。
一九七八
第一口灰尘，我相信，它就是宿命，人的宿命，我的宿命。此后的五年时间，我是我，但我忘记了，路过的，看到的，遇到的，与我擦身而过，朝夕一起的人和事物。但我记住了几个人，一个是我的母亲。我总是能够敏锐感到她身上的气味，感觉到她的声音，哪怕隔着一道山岭，或者一面墙壁。我在她的怀里，腿上和心里，在山村最为贫穷的日子里，母亲是一只只能啃食草根的大羊，我是一只不管她能否吃饱，有无奶水的懵懂羊羔，饿了就哭喊着扑到她的怀里，找到她的乳房。另一个人是我们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个十二岁就顶一个整劳力的体力劳动者。他偶尔抱我，用胡子扎我，在院子的大梧桐树下将我高高举起。拣春天的梧桐花放在嘴里吹，吹出短促，但很好听的声音，还让我舔梧桐花的屁股——那里是甜的，淡淡的甜。还有一个人是大姨妈，母亲总是去她那里，她身体肥胖，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最小的表姐常常抱着我，在他们家石头砌成的院子里跑来跑去，还带着我上到已经结婚的大表哥房顶，偷吃人家的柿子和核桃。大我十岁的四表哥总是欺负我，拧我，掐我的胳膊和屁股。还有一个人是小姨妈，那时候她年纪轻轻，花容月貌，好看的鞭子梳得光滑流油，甩在腰肢上，我常常抓着她的长鞭子，拉扯得她疼。
有一天傍晚，母亲带着我，去小姨那儿。她在一个村落居住，那么多的房子和街道，冷不丁的狗和横行的猪猡。母亲去供销社买东西，把我放在院子里，我一个人走了，穿过一道道街巷，转弯，再转弯，竟然走到小姨妈家门口。接着是仓皇奔来的母亲，看到我，哇的一声哭了。还是那个时候，母亲把我寄在小姨妈家，我醒来，看到的都不是自己的，太阳快落山了，黄黄的光亮在小姨家的窗棂上，像是邻居女孩的脸蛋。我哭，小姨妈做饭的时候，我走了，一个人，沿着来时的路，沿着宽阔的土石马路，路过悬崖、石头桥梁、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我沿路哭着，一个人走了6华里，找到自己了在山上的家。
两个舅舅，我见的很少，母亲去，我才去。但他们好像不喜欢我，大舅好些，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见人就咧开嘴巴笑。我去，总是抱着我，但大舅母好像不喜欢我，脸色总是黑黑的，看我的眼光像是看到一个贼。二舅也是，二舅母也是。在他们那里，我不敢出声，不敢离开母亲，总是抱着母亲的大腿，嚼着手指或者衣巾，满心慌张。四个表姐一个比一个凶，吃饭的时候不和我一起吃，拿眼睛使劲瞪我。说我是山里的，傻瓜蛋，我觉得委屈。母亲也不敢惹他们，在两个舅舅家里，母亲比我还要小心，处处看两个舅母的脸色。
这一年，我记住了其中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母亲给我买了一身崭新的衣服，红方格白方格密集的那种，我穿出来后，感觉别扭，有人说我像个女孩子；第二个：父亲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了，带了好多香烟，给我做的木弓和弹弓，还有花花绿绿的糖块。我躺在炕上，一直吃到天亮。第三个：村里的一个人将阉割了的公羊睾丸炒了一锅，父亲叫我去吃，我吃了一块，吐了，一个晚上都感觉胸脯里面有一只羊在四下走动。
一九八〇
应是1979年冬天，有一段时间，母亲把2岁的弟弟留给我带，跟着村里的一些人，丈量土地，刨栽界石，查找树木。忙活了好多天，后来才知道：村里把田地都分给个人了，我们家四口人，分了3亩九分地，其中包括旱地、坡地和水地，还有14棵柿子树、18棵核桃树和20几棵成年的杨树、柳树和大槐树。没过多少天，母亲去给冬麦浇水，弟弟哭得不行，我带着他，沿着河沟往后沟的水库走。实在抱不动了。我就哭，弟弟也哭，兄弟两个坐在河谷的一块光滑的石头上哭声震天。
春天之后，到处都是蓬松的，山坡上紫荆开花了，蜜蜂很多，枯了一冬的茅草转眼之间绿遍山川。田地和树木分到了自家，母亲和村人都格外勤奋，比以前在生产队里主动了许多。我上小学二年级了，早上起来，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往学校走。学校在砾岩村，旁边是供销社，院子里有一面水泥做的乒乓球案。从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打乒乓球。没有拍子，回家叫父亲用木板做了一个，装在书包里，下课就打球，好多同学轮着来，11个球，谁输谁下台。
这一年的五月，母亲去了一趟远处，傍晚回来，扛回来一个很沉的东西，说是缝纫机。我觉得这个对我没用，没有在意。转眼到了夏天，一个傍晚，放学了，太阳还很高，照得大地到处都是火焰，绿叶微卷。我沿着马路回家，哼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走到村前的马路，迎面遇见一个堂姐，她说：你还在这儿唱，快回去，恁爹出事了。我止住歌声，撒开双腿，跑回家里，进门，看见父亲躺在炕上，脸上都是血，一片白色的纱布缠住了头顶。我的心立即收缩了，眼睛瞪大，一股沉重的东西涌进内心。
分到了果树，父亲高兴，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那些树木，有一次，发现靠水井的一棵大柿子树上有一个干了很久的粗树枝，拿了长杆、斧头和短锯，往下拉的时候，干枯的粗树枝突然崩断，一头砸在他的头上。母亲说，这还走运呢，要不早没命了。父亲意外的伤让我好多天觉得心里压了一个东西，说不清，但很沉，也在不断地迷漫和膨胀。
学校的老师是一个姓张的民办教师，砾岩村人，大概40来岁，但牙齿基本掉光了，前面的两颗门牙很长。学校一边有一家人，也姓张，大女儿是个傻子，爱冷不丁地扑人抓人。有一次，我路过他们的院子，没注意到她，突然看见有个东西从侧面猛冲过来，我惊惶，跑开，回身，看到她已经扑倒在对面的石头墙壁上，发出一声很响的撞击声。学校的下面有两座庙，分别供奉龙王和美猴王。我不敢从它们窄窄的院子里走，那么炎热的夏天，接近它们时，明显感觉到一种冰窟的凉，自木头窗棂的庙宇内蓬勃而出。
1980年，秋天，月亮，或者黑暗的晚上，我和小刘子、晓民、武生等人啸聚一起，与砾岩村的孩子们打仗，我们占据了制高点，他们呼喊上冲，一次一次被土块和石头打的退回。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他们的阵营中有人哎呀了一声，还听有人说流血了。第二天上课，砾岩村的寄生头上包了一块白布。中午放学，他潜伏在路边，用细长的杨树纸条在我后背上抽出三条血痕。1980年春节前两天，我和弟弟分别穿上了母亲给我们做的新衣服，不过只是一会儿，就脱了下来。母亲说，要等到大年初一早上才可以正式穿出来。这一年，听到和见到的事情，至今印象清晰的有四个：告诉我父亲受伤的那个堂姐，前一年和邻村的一个刘姓男人订婚了，秋天时候男方提出退婚，堂姐哭着往后面的山上跑，我遇见了，正在想该说什么话，还没想好，她就跑远了。二舅唯一的儿子，我的表哥结婚了，媳妇长的比他结实高大。我和其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一起闹洞房，在炕上抬着她，把她的屁股往墙上墩。事后，从母亲那儿反馈的消息是，表嫂对我印象挺好，说我年纪小，劲儿不小，办法多，人也好。细沟村的一个男人中午路过，讨水喝，看到我，说喜欢我，对母亲说，等我长大了，愿意把自己的女儿给我当媳妇。二表哥结婚了，媳妇是和尚沟村的，很瘦，刀条脸，鼻涕总是擦不干净。依稀记得，冲大姨家要了1800块的财礼，还有若干家什和粮食，那一天，我看到大姨妈唉声叹气，二表哥满面红光。
一九八六
我们家的新房子终于盖起来了。四间，清一色的石头房子。在此之前，大雪中的铁锤和钢钎，在山中鸣响，父亲抡锤，母亲捉钢钎。大雪下来了，人人都在家里，父亲和母亲还在那儿，对着冬天的石层，击打出热烈的火星，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去那里看，冷了，抱一些柴草，给父亲要来火柴，点燃，忽忽的火焰烧化了积雪和正在下落的大雪。
新房子覆顶的时候，我没去学校，但也不想干活。但父亲和母亲坚持要我帮忙，我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使劲从地面提上黄泥，我提不动，父亲就骂我是只能吃不能干的败家子，我哭，有几次发脾气，从上面跳下来，往山上跑，被帮忙的人拦住。新房子终于成形了，父亲又让我利用放学的时间，去河沟那边挑黄土，挑了好多，堆在新房子的院子里，够了，找了几个人，和麦秸一起和成黄泥，用破烂的脸盆端了，糊在房内的墙壁上，再用木板抹平。
在学校，认识了好多人。教师：张老师，五十里外渡口村人。冬天一天突中煤气，幸好醒来及时，一个人跑到学校下面的马路上桥墩上坐了一个早上和一个上午，那里是风口，冷风似铁。曹老师：本地的民办教师，教英语，上课喜欢用粉笔投掷不认真听讲的学生，有几次误砸女生，引来哄堂大笑。李老师：刚分来的师范毕业生；暑假期间，为我们补课，还有年轻的男性刘老师，有一次，我去请教问题，走到女老师的门口，听见里面声音异常，从门缝偷窥（平生第一次，但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看见两人蛇样拥抱，两只嘴巴热烈而疯狂。小刘老师：也是本村的，据说读了师范，教化学和几何，有一次上课，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投纸条，被他抓住，当堂骂我：贼眉鼠眼。同学：王二毛，独生子，一次争执，打起架来，我占上峰，他被多人阻拦着，发誓要断我后腿和前爪。至今没得逞。刘建军，班长，最大，门牙外露，门门成绩优秀，为我等差生共同“敌人”。曹丰盈，女生，不是最美的，但肯定是最有味道的，许多男生竞相追求，包括我在内。杜桂花：很漂亮，几个刚来的新老师时不时就把她叫到办公室单独辅导，几个月后，成绩没升反降。暑假后再也没来。张阿群：我的小学同学，到中学后蓦然漂亮了，面色白皙如乳，大大的眼睛清澈明亮，偶尔飘过一丝忧郁，非常动人，可惜的是，暑假后也再没有在学校出现。
二表哥和二表嫂与大表哥大表嫂的事情一样，怀孕了，要不流产，要不死婴。先后两胎都是这样，大姨着急，找母亲商量。母亲说去医院检查，吃药，大姨说，检查了，也吃药了，就是不见效，猜测是神鬼作乱，请了巫婆，在家里胡乱哼叫一番，给了人家40块钱，一袋大米。这一年，到外面打工的堂哥死了，是在煤矿下面被石头砸死的，有人说，领头的故意让他去死的。村里的老光棍孙起福花了4000块钱买了一个据说是四川的妇女，天天看着，像奶奶一样伺候着，但一个月后，也还是跑掉了。还有一个消息是，不满十八岁的刘梨花结婚了，和外村的一个20岁的小伙子。结婚那天，我们都去看了，回来之后，一天时间，男生和女生之间陡然微妙起来，有几个害羞的女生，不知道具体为什么，脸红了好几天。
这一年的末尾，村里的朱三和杨四为了一块宅基地大打一场，朱三家人多势众，还有一个堂哥在县政府工作，男女老少齐动手，将杨四和他老婆打得伤痕累累，狼狈逃窜。报案之后，派出所的人来，当场说，朱三持众行凶，扰乱治安，决不宽贷。没过几天，从杨四那儿得到消息说，派出所的意见是，此事杨四也做的不对，邻里之间，偶尔争吵，打几下，不算事情。不了了之。
一九九二
前一年冬天，祖父死了，埋在曾祖父的脚下。也在这一年，我成人了。一个女人走过来，将一个大孩子揽在她的怀里，她的乳房白皙，饱满，有着棉花和鲜血的温度。那个大孩子，不知所措，在黑暗的房间，在身体和呼吸当中，什么都不是完整的。他感到了疼痛，他还询问她疼不疼。她惊异地啊了一声，开灯，查看他。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孩子就这样将自己交出来了。
我一夜没有睡着，她说出的，和身体的让我惊异。以前的幻想在真实当中粉碎，成为一些虚浮的颗粒。我盯着黑暗的屋顶，听着她的梦呓，感觉到这个世界最为真实的东西开始翻转过来，旧的崩塌，新的丛生。早上的阳光穿过窗棂，落在床上，我才感觉到眼睛生疼，似乎被针扎着一样。回家的路上，脚步轻了，身体也轻了好多，我想，这样是一种抽取，还是一种更新？
我不自主地停下来，看她和那个房屋，我隐隐觉得，有一些东西永远留在那里了，在她的身体，也在那个房屋，那个床上，甚至床单的皱纹里。怎么样都无法清除了。我还想，她就是我的了，我也是她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避着她走，迎面走来了，我就跳下路基，等她走过，再爬上来。有几次在别人家里遇见，我脸红，发烧，不知道该躲在哪里才算合适。我口吃的毛病似乎就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女人，我时刻记起她的名字，是她，给了我成年的仪式。
这年冬天，我要离开了。一天，我都在想，觉得应当去看看她。灯光是安静的，到处都是安静，我说了好多话，她也说了好多。临出门的时候，我使劲抱住了她，亲她的嘴唇和胸脯。出门之后，冷风一吹，脸上冰冷，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流泪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到：身体的交付就是生命的交付，就是一生的牵挂和温暖。直到抵达远方之后，我时常想起来，空闲时间给她写信，但都没有发出，写了，自己看一遍，然后烧掉。涂满墨迹的纸张不一会儿就变成了黑色的灰烬，在空中飘舞、飞远、下落。
在异乡。第一眼看到了戈壁，再一眼看到了沙漠，再后来看到了传说中祁连雪山。不同口音的人混在一起，在冬天的戈壁上，在坚硬如铁的水泥上，走过来走过去，口号喊到嗓音嘶哑，手掌和双脚冻得肿胀。大年三十晚上，和大家一起聚在房间里看春节联欢晚会，独自回到13个人的宿舍，站在结满霜花的窗前向南眺望，想每年春节都给我做一套新衣服的母亲，想总是一个人低头抽闷烟的父亲，还有高出我一头的弟弟，想她，忍不住流下眼泪。和一个河南籍的人打架，面对100多人，站在台上朗读检查。清晨的枯树上停留着不停叫喊的乌鸦，黑色的羽毛比黑夜更黑，在偶尔的大雪中，看见它们冻毙的尸体。
时常趁空闲的时候去抱一个观看的小女孩，美丽的小女孩，童话的公主一样，骄傲而又快乐，我把她抱起来，悠来悠去，她咯咯大笑，好看的脸蛋上绯红，真的像是三月的桃花，更像摔落在白色冰面上的淡淡鲜血。和几个四川人一起，拒食饭堂中午的面条和馒头，要求米饭和菜肴。春天的时候以脚疼，逃避肮脏的掏粪劳动，结束之后，一个人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那些人当中最为聪明的一个。去看一个分在鱼塘的老乡，在废弃的铁皮小屋里，吃饭，喝酒，谈论往事和梦想。经常接受为一个领导抄写电视节目表的任务，趴在桌子上写完家信，背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诗，然后烧掉。一个人想事情，中午不睡，坐在楼外的杨树下面，看天，来来往往的人，固定的建筑和没有方向的鸟雀，在轻风和土尘之中，打响亮的喷嚏，不期然地留下鼻血，再用清水洗掉。
一九九七
一月，我拿到了工资，算上补发的，3800多块。第一件事情是回家。那时候，我喜欢旅行的感觉，喜欢火车，钢铁的奔走，在大地上溅起回声，和众多的人在一起，窗外的关山河流、村庄城镇都是一闪而过的，偶尔的停顿也是美妙的，像一个挺直的感叹号。从兰州到北京，火车是个引领，它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它的行走就是我的行走。
到邢台，我想买些东西，我感觉自己有钱了，可以好好孝顺父母，做一些事情。买了一些东西，大都是吃的和穿的，班车就要到达，却发现傍晚的村庄是如此的灰旧，每个人的头顶和身上都是明显的尘土。在车上，看见路上的行人，表情木讷，面目怪异。我知道，以前不是这样的，至少，他们的面孔在我的眼里是平常甚至生动的。
母亲很高兴，父亲也是，我还没去，奶奶就拄着拐杖来了。还没进门，就叫我的小名。第二天，又有人来，我熟悉的，不熟悉的，走马灯一样。从内心讲，我不希望他们来看我。同乡的安也回来了，来我们家，我买了酒菜，两个人喝酒，猜拳行令，内心的舒畅，使得声音格外宏亮。站在房后的山顶上，我突然想起刘邦的《大风歌》，后来又觉得不对，这个人太浅薄了。又想起辛弃疾的“宝马雕车香满路”，又觉得奢侈，与自己不相对称。俯首的村庄在山中散落，或者窝藏，早起的炊烟是青色的，蜿蜒向上，又被风打散。
当天晚上，听母亲说，砾岩村的张良死了，28岁，食道癌，最后，肿瘤撑破胸脯。其妻刘，是我低一届的同学，后来，张良的胞弟张为，我的同班同学和刘——他的嫂子住在了一起。一年后，张为也患癌症，与其哥的一样。我回去时，已经躺在床上几个月了，我去看他，说起小时候一起睡觉、看电影、中午到水库游泳、帮他写情书的事情，张为笑了，干瘦的脸上浮起笑容，但很快又被疼痛替代。同岁的表弟生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7岁了，读小学一年级，小的2岁时候被开水烫伤，左边的脸上和胸脯上都是明显的疤痕。看得人心疼，那段时间，据说有一种去疤痕的药，推荐表弟买来试试，表弟说早就用过了，丝毫不起作用。三表哥的丫头丽楠长大了，叫叔叔叫得很甜，见面就拉着我的胳膊，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还以大人的口吻教育我说，叔叔你以后要听俺老姨（我母亲）的话，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我说要还不听呢。丽楠说，俺就不认你这个叔叔了。
大舅也死了，从房上跌下来，好长时间没人发现，一个人死在房后的巷道里。母亲把大舅唯一的相片——身份证拿来了，放在自家的镜框里，那是一个满面愁容的男人，没有真心笑过一次的男人。过年时候，我去看大舅母，身体还好，我掏了200块钱，放在她手里。二舅脑血栓，半身瘫痪，躺在床上，日渐消瘦，我去看他，喂他饭。二舅哭了，说，七八个外甥当中，就属我好。二舅母亲热了好多，再不想小时候那样，见到我就是一脸的不高兴。二舅拉着我的手，支支吾吾地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大部分没有听清。大姨夫也死了，死前的一个月，一向不睦的三表嫂把夜尿泼在他身上，大表哥住院时候，大姨夫去给他们看门。第二天，快到中午了，还没见起床，揣开反锁的门，大姨夫已经全身冰凉了。没过一个月，神经失常的大表哥从山坡上滚下来，带着一身的鲜血和伤口，也随大姨夫去了。
一九九九
这是悲怆的一年。前半年在上海，临回，大雨连绵，飞溅的水珠，奔驰的车辆，我竟然对这个城市没有一丝眷恋，乘出租车，往车站行驶路上，我对它巍峨的楼宇和漂亮的高架路视而不见。我想回家，河北的老家，它在太行山南麓的皱褶里。到沙河下车，正是傍晚，而身上基本没有钱了，我想给父母买些东西，可是什么也不能买了。
一个人站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夏日的阳光刀子一样明亮，南来北往的车辆裹着巨大的烟尘，呼啸而过。偶尔遇到几个熟人，一个灰头土脸，皱纹和头发上的煤屑很是明显。我突然讨厌这个地方了，我宁可风吹，烈日爆晒，也不愿意在尘土和煤屑中沉埋。
其实，我一直这样，对故乡，它的每个角落，我都谈不上热爱。它在我的心里，像是一根可有可无的骨头，之所以暂时没有抽出来，仅仅是父母兄弟还在——是鲜血，是骨头，在维系着我和它之间的联系。很早之前，我就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不想尸骨返回故地，我想去一个有暖意的地方，有一个人看护和爱着的地方，仅仅一个人，也是足够的。
这一年，我亲爱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我的母亲胸脯憋闷，气郁阻塞，几欲不在。我的弟弟已经22岁了，他这个年龄，好多人都娶妻生孩子了。我的祖母于1998年7月死于癌症。我的二舅瘫痪在床，傻子一样。我的小姨妈和小姨夫一辈子不睦，一年之间，小姨妈都要遭受他几次毒打。我曾经爱过的女孩子早就成为了别人的妻子，有一个我爱的人，竟然出卖我，很多年前的一天，伙同她的姐姐和母亲，站在马路上骂我。我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曾经把仅有的100元钱交给她，一个人步行60公里回家的人么？
坐在返回的班车上，好多熟人，但我不想说话，有人说话了，我回答，没人问我，我绝不主动开口，除非我尊敬的和我的亲人们。窗外的村庄、城镇和日渐起伏的山峦，我熟悉的，在夏天的阳光中爆晒，在我的目光中，色彩鲜艳，但不生动。车到小姨妈的村落，再也不走了，我背着行礼，一个人，沿着向武安的公路，往家走，汗水在傍晚涌出，来往的车辆，熟悉的驾驶者，我不停下，不去搭乘任何一个熟人的车辆。
我的声名在家乡坏到了极点。我做错了，似乎也没错。只是没有按照惯常的路子去走，有自我扭转的色彩而已。我孤独，在深夜，把燃烧的烟头摁在自己的手心，面对着一把刀子，想起它入肉的快感。很多天，我想去大舅的坟头上坐坐，但我不知道他的尸骨具体埋在哪里；去看瘫痪的二舅，忍住满屋的腐臭气息，坐在他的枕边，想说些什么，可又什么也没说。
我们一家，搬了凳子，请父母坐下，我和弟弟站在他们后面，合影。母亲说，这一次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我。没过半个月，我返回，一个人躺在火车的座椅下睡到兰州，我不想吃东西，不想坐着，躺在那儿，任凭人来人往，谈笑风生，我是我，寂寞的，悲伤的人，他只能这样。那个时候，我感觉的身体是空的，又是鼓胀的，我想母亲，觉得她不应当这样对待她儿子的选择，起身坐起，看到西北的祁连山上的积雪、看见浩大的戈壁和黄土的村落，头包花巾的妇女在焦黄的旷野中，迎风行走，或者依墙而立。散落的脏羊、红色的骆驼，裹着羊皮大氅的牧人像是一尊雕塑。
二〇〇三
那一年，上半年，我肯定忘记了一些什么。在单位，喝酒很多，和一个新来的甘肃籍同事，在他的房间或者饭店，喝酒，说话。有一次去酒泉，两个人在南大街的一个叫“红茶坊”的酒吧里，喝光了店里所有的红酒。他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被一个人逼得萎缩，毫无生机了。我惊异，我从来没有对谁说起过，他怎么知道？我询问，他说，我老去你家里，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似乎说对了，也好像说错了。我不置可否，转眼看见窗外的灯光，呼啸的车辆和上空的夜色。
冬天，我开始莫名焦躁，在单位也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突然厌倦了单位生活，乃至在这里的时光。有一种巨大的绝望的东西在内心汹涌。在单位宿舍，晚上，不知怎么的，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就想哭，她的声音让我想到了母亲。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总是感动的。电话很少，但每次都让我莫名地感动和哭。我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有时候她打过来，可能比我打给她的要多，我想象不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隐隐感到，她的声音中，有一种母性的光亮笼罩了我。
这是巴丹吉林最为衰败和寒冷的时候，伸手成冰，连续的风日复一日地吹袭着零星的树木，夜晚的狂吼让我感觉到大地的晃动。我经常睡不着，躺在床上，看电视，书籍或者瞪着眼睛想一些事情。十二月中旬，我选择了回老家。临走的时候，给她说了，第一天没有走成，第三天，一家三人一起，乘坐班机，当日下午到达北京。北京是大的，但我从来没想到要在这里做些什么，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偶尔在西北和河北之间穿梭的人。
弟弟照常在邢台车站接我们，红色车辆让我感到厌倦，傍晚的山路在车灯中显得格外幽静，偶尔的村庄灯火寥落，迎面或者超越的车辆充满熟悉的陌生感。快到家了，还有5公里的时候，我突然哭了，想母亲见到我们时候的亲切样子，想久别的家居是不是原来的样子？我的父亲是不是更老了，胡子和头发都白了，我的小侄女会不会叫伯伯呢？车里也是黑暗的，没有知道我眼泪，直到鼻涕流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说，是不是感冒了？
回家之后，听母亲说，弟弟一直尿血，我害怕，带着他去邢台人民医院检查，说是前列腺炎，买了300多块钱的药，下午返回。到离家40公里的渡口村，没车了，兄弟两个在路边的寒风中等，遇到弟弟熟悉的一个司机的客车，搭乘到乡政府所在地，还有17华里的路程，弟弟打电话给一个平时不睦的人，请人家来接，我不行，我说，宁可走到天亮，也不要求人。
也就在这一年的末尾，我隐隐感到了一件事情正在悄悄地酝酿和发生。但说不清具体会是什么。腊月初，下了一场大雪，到处都是白的。融化了，我去了邢台，和那里的朋友们一起。春节，接到她的电话，表弟在一边坐着。想去山西左权看看年迈的老舅，而却没有成行。正月17日，邢台的朋友开车上来了，坐在院子里喝酒。春天了，村庄到处充满了暖意，去沙河，没赶上班车，和弟弟乘坐三轮车，一天没有吃饭，感冒了，深夜回到家里。好几个晚上，不放心去做礼拜的母亲，到很远的村庄接她。临走的前两天，在邢台的四表哥回来了，带了好多土特产。石盆村的一个基督信徒死了，身体是软绵绵的，我不信，母亲和几个基督信徒，叫我去摸摸看，我害怕，我不去。听说一个公务员生养了两个孩子；一个局长出国考察再也没有回来；母亲又托人买了一本《新旧约全书》，让我带了回来。
春事记
我不知道这雾状轻盈而又黏稠的“恍惚”到底从何而来，因何而就。每年春天，总有一段时间，我在无意识甚至白日梦的状态中漂浮，肉体伴随着成片下落的杨絮，在巴丹吉林裹挟尘土的风中，与次第开放的花朵们一起，鲜艳聚集，傲立枝头……不规则地逐片摇曳，轻薄的花片跟随忽冷忽热的春风，从地面到空中，再从空中到地面。我的思维迟钝又单调，感觉就像一部按部就班的残破机器，所有的行为都遵照和刻画了以往的经验，重复得令人麻木，却又不明所以。
春风持续和暖，新鲜的苜蓿和绿叶爽心悦目。至此，我忽然怀疑我的恍惚一定与花粉有关。在沙漠，大地的干燥影响到了植物、动物及其灵魂。花粉随风飘飞，由口鼻进入身体，进而像某毒素或致幻的药剂一样，将我的思维和行为紧紧包裹、牢牢控制——我不知道怎么了，即使日常最为熟悉的事情也变得模糊，若即若离；也不知道自己总在想些什么，即使惯常的思维也异常隔膜生硬——我在反抗，努力使自己恢复到往日的清醒状态。我怀疑这是短暂的失眠造成的神经衰弱，买了安神补脑液和刺五加胶囊——但仍旧没有丝毫作用；我怀疑自己患上了比失眠更为可怕的疾病。
而这些都是徒劳的，数日后，我依旧恍惚莫名，一直觉得自己在日常生活乃至人世当中就像是一粒飘尘，抑或孤立于枯树之上的一枚单薄树叶，那种轻忽、孤独、悬浮的无奈……我对许多人讲了，他们笑笑，根本没法理解。在工作中，领导照常分配工作，我嗯嗯答应，机械去做；他们对我大声或者低声说话，那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即使对着耳朵，也听不真切。
如此半个月时间，我不再焦躁和痛苦，开始自己找些事情来做。打开单位局域网，在上面看电影：《投名状》、《黄石的孩子》《见龙卸甲》，还穿插了电视剧《神探狄仁杰Ⅲ》和《乡村爱情Ⅱ》。再后来，隔一段时间就独自跑到很远的网吧，分三次下载《征服者》《史前一万年》《新版丧尸出笼》《世界末日》《魔窟》《贝奥武夫》《国家宝藏》《迷雾》《血眼》《尼斯湖水怪》《铁血战士》1、2、3部、《灵异孤儿院》《逃离集中营》和《功夫之王》《迷沙》《鬼已来电》《南方传奇》《完美设陷》《人肉盛宴》《恶灵之泪》《超时空效应》《江山美人》《夺帅》《荒野大飚客》《夺命停车场》《银行大劫案》《纹身者》《上帝也疯狂》及其续集、《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第一滴血Ⅷ》等。
我漫无目的地看，有所动或无所动。其中，《投名状》《黄石的孩子》《见龙卸甲》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中国电影。尤其是《黄石的孩子》主人公是我较为熟悉的乔治·何克先生。前些年间，我曾在山丹拜谒过他的坟墓，还参观了艾黎先生捐赠的山丹博物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钦佩。当地人说，后来的艾黎还在山丹搜集发掘了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有我见过的匈奴弯刀并十数枚鸣镝；还有一具木乃伊及数幅清代官要个人的画像及衣物——很多年来，没人提起他们，山丹的艾黎博物馆也极为冷清——《黄石的孩子》应当是对这段史实及乔治·何克、艾黎等人的记忆唤醒。
《黄石的孩子》最动人的要素，一个是爱，一个是对历史事实及其人物的尊重（相对而言）。尽管它的外景地并不是山丹，而像是现在祁连山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个小村落。《见龙卸甲》有点无厘头和网络小说的味道，但赵云的个性及其悲剧命运还是表现了出来。《功夫之王》则显得流俗和流水账。《神探狄仁杰3》沿袭了前两部风格，对狄仁杰的进一步神化看得出导演及编剧为满足现代审美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乡村爱情》看起来像是组合的小品——乡村只是其演绎故事的背景，而距离真实的乡村生存和生活现状还有相当的距离。
再后来的恐怖片和乃至港产影片：《夺帅》《江山美人》与《见龙卸甲》《黄石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世界末日》《迷雾》《血眼》虽拍得残酷血腥，极其变态，但在人性揭示方面令人若有所思，其他的一些，大都以残酷的暴力和魔怪为主题，张扬残忍和恐怖，纯粹的视觉打击。倒是由施瓦辛格等人主演的《铁血战士》有几分铁血素质及科幻成分在内，给人以强烈的战斗欲望。
《超时空效应》《钢铁侠》制作水准要高一些，前者一如既往张扬个人英雄主义，乃至人性最柔软和最美好的那部分。《钢铁侠》一如美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无坚不摧，战无不胜，且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江山美人》的故事大而无实际意义，其中，女演员与《功夫之王》中女演员一样糟糕。《夺命停车场》虽是低成本的电影，但两位演员的表演极为出色。《开拓者》讲述了一个极其悲壮、惊险的传奇故事，原始的掠夺大都是以灭绝性的暴力完成的——每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个英雄，他们在很多时候，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乃至传承不休的精神力量。
渐渐发暖、清澈的流水从铁管内喷流而出，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道水渠到另一道水渠，汩汩的水哗哗作响，向下蔓延，草坪一夜返青，割草机割出的草腥味让我沉醉。在此期间，我总是打电话给老家的父母兄弟。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悲哀，也是我失眠的根由。母亲和弟弟告诉我：家里分了五年的山坡又出现争执，另一些人找村主任，说我家的坡是他们的，要强行瓜分。为达目的，还联合了一个在政府做科长的人。那位科长几次向乡政府分管领导施压——乡领导先后五次驱车而来，闹咻咻地听取意见之后，又驱车而回。
母亲心小，有点儿风吹草动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一次次对她说，这事情，有合同在，就什么也不用怕，尽管让他们去闹，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母亲说：事情真的闹大了咋办？我说，小事引不起“注意”，只有大事，才可能有所关注。我就等着他们把事情闹大，最好是某个领导亲自到现场“指挥”，将分与我家的坡“瓜分”掉……我不在乎一片不足2000平方的山坡，而这片山坡于我而言，就是我家的“领土”和“尊严”，利益可以丧失，但自己的“领土”和“尊严”必须捍卫！
这些事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再上演和经历了。在那个村庄，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些“剧目”，一株树、一尺地、一根葱、一粒米、一句话……都可能导致一场战争——当年我拼命逃离乡村，除了不愿意像父母那样一辈子被黄土裹挟、顶风冒雨、披星戴月，所获无几甚至颗粒无收，吃苦受罪之外，就是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利益纷争。
而现在，我的身体从中脱离了出来，父母还在重负承受，准确说，我的兄弟已经不折不扣成为乡村乃至父母一切传统的准继承者——物品不能置身于外，那里的一点风尘都令我心旌摇荡，热血沸腾抑或疼痛莫名。在那里，资源（土地、矿产和农作物）的匮乏使得生活委琐、毫无生机，贫穷导致狭隘和险恶汇集和展示了人性所有的恶。
这些年，每隔一年或者几个月，我都要回到那里，看望父母亲人。他们像那里的田地和树木一样，一天天减少，增多的是人，还有那些人的附属品及消费品。恶性的争夺愈演愈烈，我幼时司空见惯的密林和灌木，暮春盛开的紫荆和洋槐树被挖掘机连根拔除，山坡之上，零星的田地之间充满水流的痕迹，许多新建房屋与坟地连在一起。
我的亲人越来越少，爷爷奶奶之后，两个舅舅相继去世，再后来是因车祸而离开的大姨妈。越多越多的陌生面孔冷不丁冒出来，让我觉得自己似乎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到爷爷奶奶的坟墓祭拜，抬眼田地上下，大都耸立着长满荒草的坟茔。弟弟一一告诉我，这座是谁，那座是谁——我依稀想起他们的面孔和当年的事迹……蓦然觉得全身发冷。
而在乡村之间，活着的人，仍旧在勾心斗角，想尽一切办法，为一点利益用尽手段。强行瓜分我家山坡的那些人，我早就认识，大都与我们家有着血缘联系，稍微疏远的是他们从远处或者近处娶来的媳妇，还有新生的孩子。有一天在路上，我遇到其中一个，她像我母亲一样老了，一辈子没主意，只要有人怂恿，就像点着的火药，连牙缝都充满硝烟的味道。
大致四月初，我回去了，飞机到北京，再到天津，办完公事，一个人，回到了村庄。关于分坡的吵闹声骤然停止。母亲说，他们在看（观望），猜测我为什么回来，回来之后有什么动作。我去那里看了看：以前密不透风的树木不见了，一根根的黑木桩插在尚还干枯的林中，陡峭的山坡之上，茅草成堆，正在发芽的紫荆全身墨黑，沾满白色灰尘的枝条在风中摇晃。
我说：这能值几个钱呢？母亲说：就这样人家还抢！
我叹了一口气，看着山下的村庄：旧了的房屋堆在原来的地方，崭新的都矗立在昔日田地和山坡上，河里早已没了流水，庞大的石头被太阳晒得层层剥落，死了的柿子树、板栗树和核桃树枝干黝黑，被风吹得咯咯作响！
第二天清明节（4月5日），太阳刚刚升起，我和弟弟骑车到爷爷奶奶的坟前，点燃冥币，跪下来，看着荒芜的坟堆，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眼泪流下来。喃喃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知道他们听不到——即使听到，也只能像我一样叹息一声，然后拿起我给他们点燃了的香烟，一口接一口地抽，嘴角袅袅青烟像是分散的时光，向着瓦蓝苍天，一点点产生，一点点消散。
回来路上，遇到村主任，说起他们要瓜分我家山坡的事情。我强调：白纸黑字并按有血红手印的合同是最具法律效力的；五年前的事情，现在重提，为什么还会受理？他说：那些人一个月内去了他家26次……受理是为了调解。我说，哪么，乡干部呢？难道没有一点法律常识……还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没有说服力，空口白牙可以作为第一证据？
从北京乘火车返回，阳光骤然热烈起来，沙漠的刺玫瑰仍在开放，沙枣花的香味持续散播，叫我想起小姨家成桶的金黄色蜂蜜。沙尘暴似乎比2007年少了很多，只有在平缓的戈壁滩上，才可以看到它们滔滔奔行、往来无忌的磅礴身影。其中一个周末，我又去了一次敦煌，见到方建荣、刘学智、曹建川等朋友，喝酒多了，趴在酒桌上毫无意识地睡，醒来又喝了一杯青稞酒，当即呱呱呕吐。又一个周末到嘉峪关，见到了李长瑜、韩爱民、赵成松、郭小莉及其爱人、华子、三宝等朋友，又喝得一滩糊涂；在昏暗歌厅里嚎唱《嫂子颂》《蒙古人》《草原之夜》《灰姑娘》，声音像对月啸叫的苍狼。
回到巴丹吉林沙漠，又打电话回去，母亲说：乡干部又来了，听了双方的争吵，临行时说：这事没完，我还会来的。我说：让他来吧，身为公务员，他该知道怎么做。母亲说：人家仗着后台呢！我说不要怕，不管他是谁，若是做得太过份，我必定与他“斗争”到底！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胸腔之中燃烧了火焰，脑中的血流像是呼啸的箭矢。
路灯衬托的寂静夜晚，躺在床上，左边儿子，右边妻子，夜幕之中的风在柳枝和杨树上爬行，零星的高跟鞋敲着水泥路面。我睡不着，闭着眼睛看自己的内心，或者睁着眼睛想起从前的往事。想起乡村以及乡村种种恶劣事端，总是仇恨的，渴望有一支……我想我是极其柔弱的，向善的，但也是血性和刚勇的。我想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苦难的百姓值得同情，也令人悲哀和痛恨。
想起最深刻的鲁迅，想起沾血的馒头和“吃人”二字；想起那些近年来在乡村发生的恶性暴力事件——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因由的，所谓的暴力与生俱来，但都会有所节制。是什么造成了暴力，以及暴力的实施及其后果？妻子一再劝慰我说：暴力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暴力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我知道，但仍旧忍不住想：我有一支枪，子弹呼啸而出，携带着我的暴怒乃至无法遏制的失望、痛苦和情非得已。
我知道对他人的暴力是灵魂的自戕。
不知何时睡着了，做梦，连串的梦：架在火炉上烘烤、切得方方正正的红肉；晃动着肥大臀部、扬长而去的屠夫；一个人坐在某种表皮龟裂的大树下哭泣的女子；一身缟素、手提长刀的骑士；面目模糊、似曾相识，但却异常生硬的朋友、师长和亲人；还有呲牙咧嘴的猎豹和猛虎；奔腾不止的犀牛（后来又变成牦牛）。
接下来，春天逐步深入，除骆驼草、马莲之外，梭梭、胡杨和红柳都长出了又一年的叶子。这时候，我的那种原先如雾的“恍惚”消失不见，意识又复如往日般清醒。但新的问题随之发生，我总觉得——我的身体某处正在发生灾情，最明显的是胃部，时常疼痛、发烫；还有初春时扎在左手小拇指根部的那一根微小的木刺，它在隆起，进而形成一颗绿豆大的红色疙瘩。我用缝衣针挑开，翻开几层白皮，试图找到它，但什么也没看到。静下的时候，它就疼，连同半个胳膊和整个小拇指。
弟弟电话说：乡领导又来了，今天上午。我问他都说了什么，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弟弟说：咱还坚持咱的主张和观点，他们还是他们的观点。乡领导听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又走了，说还要来。我哦了一声，对弟弟又说了自己的观点，让他安慰母亲不要着急，身体要紧。
每次这样说，我都觉得惭愧和沮丧。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相互血肉联系的也不仅仅血缘这一条线，还有地域和文化，习俗和人心。我对弟弟说：每次回去，看到那里的人，我都觉得心酸，蓬头垢面，甚至没有像样的生活，但对邻人和他人的狠劲令人吃惊。弟弟说：咱这里的人就是这样，软的欺，硬的怕，见了驴××（生殖器）圪蹴下。
这个谚语流传了很多年，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父亲小的时候也听大人这样说——我想，它是有道理的，也是准确的。工作一如既往，一件接着一件，我机械地做和写（大都是公文），一级一级呈报，修正，直到各方满意。没事的时候，坐在办公室看《参考消息》，再一次觉得，中文报纸当中，它是最好的——这么多年以来，竟然养成了只看《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电视只看凤凰咨询台、海峡两岸、动物世界、百家讲坛、探索·发现、道德观察）的习惯。
五一和五四之后，天气忽冷忽热。5月11日夜12时，我仍旧在黑夜中睁着眼睛……忽然一阵大风，楼上住户的玻璃猝然落地，碎裂的声音像剁骨的刀子。我想，要是这时候谁在楼下，玻璃正中其身……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就会这样想。第二天中午，邯郸治中兄忽然来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平安。他说到地震，我急忙打开电视机，触目惊心的灾难已经上演，那么多人在废墟中呻吟，不常见的鲜血渗进沙土和水泥板，也渗进每个人的骨髓和内心。
我编了短信，逐一发给北京、河北、陕西、四川、宁夏、上海的朋友，祝福他们平安，万事注意安全。有的回复了，有的至今没有回复。短信还没有完全发出，贵州正万兄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平安。我忽然想起了什么，打电话给陕西的朋友，他说无恙。下午，陇南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灾情也很严重，楼房开裂，家具全部损坏，最惨重的是乡村，有几座被掩埋了，他们说，相比那些死难者，还活着，已经很幸运了。到晚上，接到一个电话，问我现在哪里，是否参与救援，又问我具体做什么。前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后一个问题我没有告诉。
她急切说：李西闽在四川彭州震区，被压在危房之中，情势危急。
我慌了，说话结巴起来——这时候，我做不了什么。我这样的身份，对于四川乃至整个灾区，只有张望、焦灼和流泪的权力，至于请求或者指示如何救援……我编发短信：“作家李西闽被困彭州龙门山镇九峰村一组鑫海山庄危房之中，情势危急。具体位置：距彭州市55公里，距银厂沟山门2公里。杨献平恭请各位师长朋友网上呼吁，施予援助。谢谢！”分发给各地的师长朋友。
打电话给浙江一位朋友，请他代为发帖呼吁，一边一次次的拨四川朋友的电话。第二天上班，私自跑到网吧，匆忙查看情况，见回帖不是很多，觉得沮丧。北京的一位朋友让我联系中国作协，并提供了号码。四川的朋友联系了四川作协……很多老师和朋友们都在论坛和博客发帖呼吁……两天后，阿贝尔无恙，他还告诉说：蒋雪峰也没事。
下班回家，盯着电视屏幕看，也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的泪，即使前些年的洪水和局部地震，只是捐款，甚至还有些怨言（总渴望得知自己的钱到底捐给了谁，只要给了灾难受害者，便不觉得可惜）。灾难现场，死难者、受灾的人们，伤口、尸体、呻吟、鲜血、眼泪、惊恐、悲哀、高尚、英勇、团结、人性、英雄、自私、虚伪、做作、麻木、普世、伟大、脆弱、坚强……一览无遗。
揉着红肿的眼睛上班，心不在焉工作，争先恐后捐款。学前班的儿子开口就要五张红色的1后面两个00的钞票……一天后，局域网更新，从汶川地震灾情帖子下面，才知道重庆、河南、广西也都不同程度受灾，急忙打电话给吴佳骏，得知他和熟悉的朋友师长都平安，才松了口气。给银川的朋友电话，也才知道灵武也地震，打电话给杨森君，他沉重着说没事……我们啥也别干，看电视吧！
甘肃陇南的朋友当中，唯有郭海滨不知道电话，无法联系，听平凉和陇南的朋友说，成县不要紧——海滨是公安，此时当在救援一线吧——再一次去到网吧，看新闻，看更全面的报道——人声汹涌，但都令人安慰，更多的人不再口头支援，身体力行去往灾区，或者慷慨解囊。更多的声音是出自内心的良善和最美的心愿——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何其渺小！我觉得难过的是：这时，竟然还有人以地震写诗或做文章，在论坛或者网络张贴——文字能唤回生命，治愈伤口，止住血流吗？文字对于灾区人而言，有一杯水、一块面包重要吗？
而我自己……也是如此，眼泪表达悲痛，远远没有深入实地，救出一个人重要——如果我的行动不受限制，我定然前往，就像那位徒步十五小时从山中救出自己丈夫的灾民一样……我也想，老家的那件事情算得了什么呢？大不了不要那一点山坡……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也看到了在自己身上沿袭千年的悲哀。
满屏幕的画面让人百感交集，咬牙切齿而又热泪盈眶，孤愤莫名而又空搓双手。我也总想：灾难不会择时择地——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似乎只有灾难，才能唤醒那些日渐稀薄甚至正在丧失的东西。很多次，为身居此地消息闭塞而沮丧恼怒不已……事发当天，打电话给家里，弟媳妇说，老家没震感，一切都好。几天后，母亲打来电话，急切说：刚在电视上听说甘肃也地震了，恁（你们）都没事吧？
我笑笑，母亲像我一样消息迟钝。
母亲又说：小心点，晚上睡觉别脱衣裳了，一有动静，就抱起俺孙子往外跑。
我又笑笑，放下电话，心里觉得温暖，随之而来的眼泪热烘烘的。
再后来的某天，匆匆去了附近的黑城（西夏遗址、蒙语哈拉浩特），在那里见到了千年完好的清真寺、佛塔和黄沙簇拥的老城墙，惨白的黄沙之上，仍有星星点点的骆驼草和沙蓬，在炽烈的阳光下，摇摇摆摆成长；流云如练的低空，数只野鸭结对飞翔，来自祁连山崖的鹰隼像是闪电，在我们的摄像机当中俯仰有致，辽阔的叫声像是闪电一样，给人以豪迈的苍凉。
在居延海，成群的鱼儿跃出蔚蓝水面，野鸭飞翔，尚还白发苍苍的芦苇排成整齐队列，怎么看都像是铁血将士的盔缨。有一些新生的翠绿芦苇，紧贴着岸边的浅滩，直愣愣地挺出了莽苍大地。
这些戈壁的草，卑微的草，在湖水之中，随着优雅的风，摇头晃脑，从不弯腰。一些鱼儿在它们根部游弋，野鸭在深处作窝、栖息、养育后代、平淡度日……沙丘上的风沙像是不断俯冲而下的军队一样，溜溜而下，在湖边消失无踪。
返回家里，已是深夜，坐在电视机前（几年来，第一次这样专注且长时间盯着电视屏幕），看都江堰、汶川、北川、什邡、理县、青川、茂县、武都、文县、成都和绵阳、马尔康、德阳等地的救援与灾害情况。接到朋友短信：李西闽已成功获救，现在成都某医院——我觉得宽慰，再看电视屏幕，忽然没有了一点欣慰。陇南灾区朋友告诉我：余震不断，13日整个天空是灰色的，14日的暴雨让人心惊胆战，连日午夜、凌晨和正午又有不同程度的余震……5月12日14时28分，距离震区较远的上海、曼谷、河内也都有较强震感……截至5月20日12时，地震灾区四川已有340704人遇难、245663人受伤、32361人失踪（央视）……甘肃280人，陕西106人，重庆14人，河南2人，云南1人在地震中遇难……浩淼世界，草木莽莽；在地为生，在天为灵；国难之日，万众悲恸……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黑城（哈拉浩特）残墙上，四边都是怒卷的波涛，有一些长着翅膀的白马，在空中奋蹄奔腾，咴咴啸鸣……一些羽箭成片袭来，飞马纷纷落地……其中一枚铁箭，像是一根生锈的巨椽，漂木一样横在我的眼前。
有一种忧伤，比路途还长
杨献平
一
到处都是山，高低不平，到哪儿都得上坡下岭。房屋和田地，还有羊只和牲畜，树木和花草，石头和风，都在上面。去一趟城市，乘坐公共汽车，要1个半小时。我生在了那里，没办法。那时，我就想：生身地是没的选择的。尽管这个想法之外，还有一个责怪母亲的念头：娘为什么生在这里又嫁在这里呢？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很多，但也只能想想，独自懊恼一会儿，然后就在琐碎的生活中烟消云散了。
对面的马路上偶尔有车，新居的下面是田地，第一块是我们家的，早年，母亲买了很多苹果树苗，房前屋后都栽种了，夏天天旱，树苗奄奄一息，就到河里挑了水来，一根一根地浇灌。再下面是别人家的麦地，冬天时候，麦子刚出来，我家养的2只公鸡就带着十来只母鸡突突飞下去，啄食青色的麦苗。地主看到了，会站在路边或者院子里喊。左边的山岭下面是我们的祖坟，听祖父说，大概100多年的时光了。第一个爷爷叫杨天啸（真真的好名字呀），他的骨头就在最头上的坟洞里。他的前面，一次排着村里老多死去的人。
坟地中央三棵柏树茂盛，冬天还绿着，正月十六，我们烤火，加上柏树枝，据说能使一年不生病。我就拿了斧头镰刀，上到树上，砍下一些来，放在火堆上，柏树枝好像有油，燃烧起来像放鞭炮一样响，接二连三，声音清脆，传到对面的山崖上，又沿着河谷，跟随流水，跑到2里之外的砾岩村。
当初，由于距离老坟太近，选定房基的时候，村里好多人阻拦。我们家的亲戚们也说不妥，母亲主意很硬，说，人在上面住，坟在下面安，没啥事儿。后来听说，实际上，适合人居的地方也可以安坟的。阴宅阳宅，都是一个道理，新房子盖好之后，全家搬来很多年，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什么诡异的事情。
新房子向阳，夏天不算很热。母亲很有先见之明，房子还没有盖起来，早早地就在四周种上了树，梧桐、杨树、椿树和洋槐树，没几年就树影庞大，绿叶婆娑。冬天阳光充足，对面的村庄陷入阴暗，我们还在明亮之中。由此，好多人羡慕起来，路过，看到阳光，就到院子里坐坐。有一天黄昏，母亲告诉我，院子东边的椿树分开了七股枝杈。迷信说：七股椿，八股槐，不出状元出秀才。还说，盖房子之前，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那地方是个大大的石头椅子，椅子左边还有一口甜水井，汩汩地往外吐清水。
向东，过一道山岭，再路过一道河沟，是奶奶家，和众多的房子混杂在一起。我们搬到新居后，奶奶和爷爷就搬到我们以前住的房子里。母亲说，以前那房子是恁奶奶的，咱不要，自己有了房子就还给她。从奶奶家出来，从院子绕到房后，是村里的碾子所在地，老早以前，都用碾子轧面，谷子、玉米和麦子都是。直到现在，我们家还和老武生家和养了一头驴子。我十三岁那年冬天，驴子黑夜被人偷了，叫了一帮子人，开了三轮车，往东往西分头追，在武安和涉县交界的地方，抓住了那个偷驴的人。
姑妈家和奶奶家一岭之隔，爷爷奶奶去的最多，我们家是整年不上门。我不知道原因，也不想知道。姑妈的村落叫杏树凹，正对的南边山坡上的村庄叫南垴，整年不见太阳，这几年，村里基本都搬下来了，就只剩下几个老人，在阴影当中，面对着日渐毁坏的房子，炊烟袅袅，一日三餐，熄灯睡觉。
二
每年放假，懒得到田里干活，唯一的劳动就是上山给奶奶砍柴。山在后沟，来回得1个小时，从奶奶家出发，穿过村庄，再沿着一色的山地边缘往西走，下了河沟，路过村里唯一的老水井。田地没了，大片的山露出，高高的山，有阳光的叫阳坡，阴着的叫背坡。阳坡上长满了紫荆，那时候，因为有人经常割，紫荆细小而稀薄，只有到高处，才可以看到粗大的紫荆，用镰刀使劲割，有的需要用斧头砍。
村里的羊群总是在这一带游弋，黑色的山羊像是一块块横滚的石头，头羊的铃铛叮叮咚咚，听起来清脆悦耳，但我们不敢站在羊群下面，那些家伙，蹬下松动的石头，飞快地，溅着火化猛窜向谷底，就是一头牛也禁不住。要是父亲赶着村里的羊群，就不用害怕了，他知道我在这儿给奶奶砍柴，会约束羊只不要去我的头顶吃草。父亲会帮我砍一会儿柴，粗大的紫荆在他手中手起刀落，茬口整齐地倒在地上。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父亲的砍柴姿势和手段，他走后，模仿，第一次就砍伤了脚踝，殷红的鲜血流出来，我没敢吭声。找一种俗名叫马屁包的草，实在找不到，就用干羊粪捂在伤口上，不一会儿就止住了血。
后沟是我们认为最可怕的地方，有狼不说，还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老武生说，他爹放羊时候，晚上在这里羊圈附近的草蓬里睡觉，第二天一早，发现自己连人带被子都在外面的草地上，几次都是。爷爷还说，他们逃日本鬼子时，在这面山坡上的一个石洞里，遇见一个饿得要死的八路军，给了一个煮熟的山药蛋吃了，才慢慢缓过劲儿。村里的孤寡老奶奶说，有天，她来这儿摘花椒，遇见一个穿蓝衣服的青年妇女，挎着一个荆条编的篮子，走到山根就没了。阳坡下面还有一座废弃多年的房屋，老人们说，早年村里的一个人就在那儿上吊死了。
不过，这里也有好玩的。大裳山根有一汪泉眼，整年都在冒清水，夏天清凉甘甜。冬天大雪封山，这里还有氤氲着一股白气。有一年夏天的中午，我一个人，在那儿洗了一次澡。那年我十六岁，正午没人，脱光衣服，舍不得糟蹋那水，就用阔大的猪耳朵草舀水冲洗。泉水冰凉，像雪一样，落在身上一滴，就是一阵冰凉，忍不住打寒战。那一次，就着泉水，我洗掉了一身的污垢，搓下来的泥垢像虫子一样，落在站立的大石头上面。洗完之后，一个人不想穿上衣服，横在另一块大石头上，透过核桃树叶缝隙，看天，旁边的山坡上有野鸡咯咯乱叫，静无一人的山中，我睡着了，醒来时候，阳光还在身上。
山后是武安的一个村庄，下去的山凹里有一座坟地。静寂的山中，一个人看见一座坟地，再胆大的人心里也会掠过一丝寒意。旁边的山上种植了大片松树，那时候和我一样，还很幼小。因了松树的遮蔽，里面的紫荆和其他灌木长得很高很粗，我总想到里面砍下来，背回去，晾干了给奶奶烧火做饭。对面的一座山形像乌龟后背，上下都很容易，可父亲警告我说，不要爬那个山，上去就下不来。我看那山没有什么特别，上去爬一个一米高的石头，下来时候纵身跳下来就是了。可父亲说，以前就有人上去怎么也下不来，叮嘱我不要逞能。
但我还是想上去看看，有一次，和老武生、晓民几个人一起去那儿拉葛条，回来时候，走得累了，在松林边休息，说淡话，说着说着，我提议大家上王八盖子山上看看，老武生是家里独子，说俺爹俺娘还指望俺养老送终呢。晓民弟兄7个，没意见。两个人上去，看到沟下的村庄，看到远处的石盆，来往的车辆像个蚂蚁一样，在山凹之间曲折奔行。下来后，把老武生奚落了一顿，晓民说，咱可是杨家奖的后代呀，瞅你这熊样儿，愧对咱老祖宗呢。
三
村庄的下面是田地，上面也是田地，不同的是，下面的可以放水去浇，上面靠天吃饭。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家也分到了一些水地和旱地。旱地有时候种冬麦，鱼水好收成好，水地虽然挂名水地，但在天旱时，根本没水浇。就连水井也干枯了。我害怕走村庄到水井的那条路，一个是小时候挨打，那是我得一个叔叔，现在市政府工作，打我的脑袋，头疼了好多年。另一个是路边有座废弃的房子，说是以前一个姓杨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着，躺着就死了。
水井四周还是田地，旁边是河谷，河谷有水，但没有鱼，螃蟹、青蛙和蟾蜍倒是很多，还有花里胡梢的蛇。除了鱼之外，我都怕。春天时候，好多人拿了东西去抓螃蟹，回来烧红了吃。我不敢，那一年在上海，第一次吃螃蟹，倒是很美味，就是吃不到什么东西。奶奶的一片麦地就在井边，天旱了，她就喊我，叫我拿了水桶，从井里提水浇麦子。
祖父40岁时候患白内障，没有很好医治，而致全盲。倒是一个好人，从小给我讲故事。还告诉我说，咱们是北宋名将杨令公的后代。例证说，在距离不远的山西左权拐儿镇境内，有一面悬悬地，欲倒不倒的石崖，石崖上有一个巨大的手印，据说是杨二郎留下的。有一年，村里的一个老人还找到我，要我将杨家的官名辈分（中间的字）往下排排，我知道，一个字就是一代人，一个字就是一百年，我找了十个字，那就是一千年——这个数字让我畏惧，巨大的空洞里面，有着犬牙差互和浩淼无际的曲折与沧桑。
村里和爷爷要好的几个老人都不错，我们家还在村里的时候，与爷爷奶奶同住一院的还有一个孤寡老太太，我叫他二奶奶，山西人，出身书香门第，老公不到40岁就死了，生养一个女儿，也是哑巴。她也很会讲故事，《隋唐》、《三国》等等都说的比说书的还好。
出了爷爷家的大门，向北，走过一段石板路，是另一户人家，老人膝下无子，收养了一个早年逃荒到这里的人，小我父亲2岁。但一直吵架，直到两个老人死，养子也没有照顾一天。十几岁时候，放学回来，先把奶奶的水缸挑满，再逐一给两户老人挑水。为此，他们对我很好，处处说我是个孝顺的孩子。奶奶更是，说她老了，就是我可以在膝下供奉。其实呢，奶奶错了，她老和病的时候，是她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给她喂饭、擦身子、梳头、端屎端尿，直到她闭上眼睛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在瓢泼大雨的麦场上为她守灵。
爷爷兄妹三个，大爷爷40岁左右死的，我出生的时候，他的坟头早已和麦地一般平了。老姑（爷爷的妹妹）嫁到5里外的石盆村，我见过几次面，但没多久，就患病死去了。在我娘这头亲戚当中，大姨家挨的最近，我也去的最多，几个表哥和一个表姐对我都很好，在他们面前，我最小，也最不听话。舅舅和小姨家也在石盆村，我去的少，上初中时候，倒是老去小姨家吃饭，但觉得老是有点隔，有时候宁可饿着也不去她家吃饭。
四
9岁时候开始替父亲放羊，那是我每年暑假和寒假的必修课，我热爱羊只，但喜欢待在它们上面，用鞭子和石头约束它们。十二岁跟着父亲去对面的森林里砍木头，一天一个来回。在我家院子里就可以看到那山，被青松覆盖，冬天下雪尤其好看，到处都是白的，像是一张地毯。事实上它是远的，看到的，并非到达的，这个道理那时候我就懂。
那山里以前是砾岩村的旧址，一些石头房子深藏在山中，门前的流水日夜哗然，背后的大片洋槐树春天开花，白色的花朵照得幽暗的山梁一片灿烂，成群的蜜蜂飞来飞去。还有野猪和狼群，夜晚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但是白天，丝毫不见狼的影子。直到前些年，还有两个人住在那儿，一个是光棍，一个是寡妇。光棍年轻，寡妇已经很老了。光棍住在砾岩村的旧址，耳聋，一个人守着大片的青山绿水，也守着大片的寂寞；寡妇在高山的半腰住。门前有一片田地，种着麦子、高梁、玉米和豆子之类的庄稼，房前屋后不少果树，我记得跟父亲去她那里吃过李子和苹果，老太太很亲切，留着吃饭，我不想吃，是怕脏，进门看见她的炕上放着一口松木棺材，一边摊着被褥。奇怪的是，她的房侧有一口水井，人在的时候清水盈盈，人一离开，水也就没了。
我的父亲勤劳，一个人扛着几百斤重的木头，流几身汗，就到家了。我不行，一根长条的木头我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生气得想把它扔在河谷里不管了。相比这种体力活，我愿意纠集一些人，去那里刨药材，捉蝎子，因为没有负担，满山乱跑，即使满载而归，也还是轻松的。小时候听说，砾岩村人在那儿种了好多苹果树，为防止人偷，就自制了土炮，埋在那里。有好几个夜里去偷苹果的人被炸伤了腿，成了残废人。
18岁那年，以前老在一起的同学中，有几个死了，有几个考上了师范学校。晓民是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候被炸药炸死的，尸骨无存，与他同时去的还有20多个人。那天晚上有人叫我去帮忙把他埋了，我怕的发抖，在午夜抬着他空空的棺材往坟地走，出了一身的热汗。埋毕，看着灯光中隆起的坟，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活崩乱跳的人，怎么转眼间就到了地下呢？三年之后，他的哥嫂才对他母亲说了，老人家一夜白发，衰老不堪。我每次回家，去看她，从不敢提起晓民的名字。另一个同学是在下煤矿时候被砸死的，我没有去看，后来才知道，他的坟就在我们村往石盆走的马路一边，从那儿到现在，每次路过，我总觉得有个眼睛看着我。另一个死去的是二光，很要好的同学，前三年他大哥患食道癌死亡，第二年冬天，他退掉了自己的未婚妻，和自己的嫂子住在了一起。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也患患食道癌，几个月后死亡。
中学时候的班长朱建军考上了师专，还有一个女同学因为家里有钱，自费读大学去了，有个叫冯力的考上了河北师大，还有几个早早辍学的，都不满20岁娶妻生子，现在回去，他们的儿子都读中学了。有一次去了当初的学校，当年的老师指着几个女孩子和男孩子说，那是谁谁谁的儿子姑娘，我惊异，仔细看，还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他们父亲的影子。活着的，好像最不幸的是李连锋了，花了5万血汗钱娶了一个媳妇，媳妇拒绝同床不说，没在家里待过3天就跑得没影子了，据说和一个包工头爱上了。李连锋整夜一个人趴在新作的床上看电视，纠集一帮人打牌，赌博。另一个同学好像也不好，做生意赔了钱，未婚妻退婚，自己也吊儿郎当。据说前些年买了一个四川姑娘做媳妇，生下一个儿子，还没满月，不知何故，儿子在床上死了。
五
蓦然觉得了悲凉、疼痛和忧伤，丢失的，远去的，再也找不回来了。每次回家，我都要四处看看，骑着摩托，像个外乡人一样，看到的都是熟悉的，但又是陌生的，以前的乡村中学人去屋空，斑驳的墙皮，破损的窗户，只是黑板还挂在讲台上。对面的桥两端有人修建了房屋，开了小卖部和饭馆。
事实上，从市区进入的时候，越过丘陵，看到高耸连绵的山峰，我就感到了压抑和激动。激动的是可以看到父母和自己惦记的亲人了，压抑的是，总忍不住想起旧年的岁月。在高高的山上，一个少年，就那样，似乎风中的茅草一样，他的摇摆和成长，忧郁和梦想，都好像是冬日风中的灰尘。而更为残酷的是，热爱的亲人都老了，皱纹和白发，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能刺疼我的心。当然还有村庄的风俗和人心，他们是比当年更为陌生，比刀子更为锐利。
闲的时候，去帮父亲把放在后山的柴禾背回来——蓦然也感到老了，曾经背着那么多的柴禾在卵石间健步如飞的我换成了气喘吁吁，一步三歇的人。看到的后山愈加深邃，我想什么都变了，唯独这山，突起的还在突起，低洼的仍旧低洼。山洪冲刷的河谷巨石林立，两边的旱地像是一片干枯，剩余的玉米秸秆在风中挥动冬天。路过的池塘——我曾经和母亲在那儿看了三个夜晚，水也干枯了，细小的泉水像是小孩口中的口水。早年茂盛的树林只剩下一片树茬，白森森的，骨头一样。
我的爷爷奶奶不在了，新起的坟，并排的坟，我站在面前，眼泪婆娑，寒风吹着冥纸，似乎大群的黑蝴蝶。浮土漂浮，风声呜咽。我的大姨夫也死了，大表哥也去了，大舅、二舅都去了。我的同学们都已成家立业，大都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暗恋过的人也是的，他们都还像当年一样，在村庄，携带着到处飞扬的尘土、鸡鸣犬吠和活着的物质与炊烟。欺负、凌辱过我的，爱我的人都在，这就是好的。春节去给亲戚们拜年，到家里，发现没了舅舅、姨夫和表哥，心里总是很疼，喝酒之后，愈加惆怅，沿着熟悉的路往回走，觉得很是亲切，一草一木都带着笑靥。
而当醒来，我又是沉郁的，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这里的，死了也不。爷爷奶奶是无力阻止我的，我的身体，我愿意扔在哪儿就是哪儿。换句话说，谁爱它我就给谁。有人说要叶落归根，我也想过，但莽苍大地，哪个地方不是我的根呢？记得去年从家里返回时候，正是初春，那一天，大雾迷漫，可视范围不过3米，我想四处看看，可什么也看不到，我熟悉的，它们隐藏了，故意躲着我一样。而到市区，却是天气晴朗，好风如雨，回头的瞬间，神情黯然，觉得自己像个孩子一样。眺望的道路悬挂苍茫，我知道，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始终有一种忧伤，比路途更为漫长。
题材、方向或者其他——从杨献平散文看当今青年散文家的创作
王冰
文学创作是有其基本规律的，即使努力的文学家力图突破其中的一些桎梏，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还是要遵守的，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也必须符合，否则它就变化成为非文学的一些作品。当今散文的创作虽然表面繁荣，但实际状况堪忧，透过诸多散文家创作的作品，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数量的巨大，而且会看到质量的下滑；不仅仅是题材的扩大，更看到选择题材的能力的丧失；不仅仅是写作探索的左突右冲，更要看到创作中方向感的迷失与混乱。
首先是散文写作的题材问题。通读2009年、2010年至今几乎所有刊物的发表的散文作品，关于题材方面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题材方面大量的重复，比如农村题材，依然集中于怀乡，包括怀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人、房屋、山水、树木等等；比如城市题材，感觉依旧是城市的弊病甚至罪恶，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比如某个作者总沉浸在一种自以为是的冥想中，不能自拔；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不可能熟悉每一个领域、每一块土地，但心灵的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也渐渐消失，重复的题材加上重复的思想，再加重复的感情和重复的写法，阅读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每次阅读刊物的散文，我的期望就是想进入一个我所不知道的领域和体验中，期待有一种惊喜，但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的，面目一致的散文让我哭笑不得，我甚至质疑一个作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之后写就的作品的价值，也不断的琢磨，难道他们就认为散文就是这样的吗？这样的散文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吗？他们创作之前难道仅仅考虑的事情，就是将这样的一篇文章写出来，然后给读者吗？他们没有觉得在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浪费别人的时间吗？所以在写作之前选择好题材是写作散文的第一步。
其次是假如选择好了一个精心挑选的题材，那么接下来的依旧是如何写好的问题，如何开头，如何起承转合，如何收尾，这些基本的问题被许多散文家几乎都要忘记了。剩下的就是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感想进行，而这种感谢是长时间凝聚成的吗？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打磨没有？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的布局谋篇是非常重要的，但几乎没有作者是费什么精力去思考这一问题，所以这样的散文读起来的感觉就是没有用心去做，所以我由此更加认为，要成师，必先成匠，如果谁直接就奔着大师的写法是进行了，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的朋友杨献平的散文，就很容易判断他的散文到底是写到一种什么程度了，也很容易来判断他在当今散文界的位置了。
杨献平的散文首先当然是当今散文、特别是青年散文家中的优秀者，这点是无庸质疑的，这有他的散文为证，也有他的散文成绩支撑。献平的散文在于他将散文创作对准了自己生活、工作的一片别人并不了解的区域——西部，巴丹吉林沙漠营区。在这个区域里，有献平自己的幸福和忧伤，有他自己的停顿和跋涉，有他自己的痛苦和欢乐，当我在献平的散文在中穿梭，我很能感到他的呼吸、他的思索，他思想行走的脉络。他歌唱、沉思、呼唤、顿悟，他完全有能力从他自己精心挑选这片区域中，进入散文创作的的事件和物件中去，然后盯准了，用自己思想的利器将它剖开，然后用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文字将他们组合成属于自己的精品文章，献平对待散文的这种态度是另人敬佩的，他真诚的对待散文，用心写好散文，将散文写作作为一种生命的通道，直到读者的心灵中去。
献平的感悟能力是极强的，这主要指对于所熟悉事物的过滤能力是强大的，他能在生活诸多繁杂的无序的物象中剥离出自己散文创作中所需要的东西，这与充斥在文学刊物上的大批量的所谓的散文创作极为不同，他是认真来剥离和选取的；在献平那里，对于散文的结构也是精心进行的，他散文开始处的用心，中间环节的节制和漫溢都恰到好处，用心良苦，结局更是能够有能力将其在最佳时候结束，显示了他对于散文写作的真正把握的能力，这应该是他长时间散文创作训练和写作的结果，我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散文写作能力的培养问题，并一直认为不要轻易说自己在写散文，随意涂鸦的文字不全都是文学，或者散文，认为既然散文是一门艺术，艺术的门槛毕竟不是谁都能够跨越的，所以对于几乎没有经过必要训练的人来进行散文创作，我有极大的怀疑。而献平就避免了以上的这点，在散文的世界慢慢锻炼，直到成为当今散文不可缺少的重要青年散文家之一。如果当今的散文创作缺少了象献平一样的散文家，中国散文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在散文创作表面繁荣，其实极度衰落的时候，由像献平一样的一批优秀散文家在，这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对于他们的支持就是对于中国散文的支持，可惜这样的支持还是很少，比如推介，比如评论、比如肯定等等。
散文是一种更需用心的创作门类，也是因为并不过多的要求技巧才更需要技巧的文体，当前那些松松垮垮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真正应该必须清除的时候了，否则散文的前途何在？因此献平散文创作的意义就在这样的散文创作环境中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