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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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悲喜剧

“五反”运动以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原料,可以及时供应给工厂,物价稳定,国家基本建设同时展开,工商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刘鸿生的水泥厂就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因此,1953年被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一九五三年”。他们对这个时期甚至十分留恋,情不自禁地说:“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

然而,毛泽东的脚步是从来不肯停止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北京,金色的秋天,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一些代表围坐在毛泽东身边,气氛十分融洽。有些听到风声的资本家问道:“毛主席,听说要搞公私合营了,现在我们刚刚‘洗过澡’,一身轻松,正要大发展,不会再搞运动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公私合营是势在必行啊。”

不少人有些紧张:“‘五反’我们洗了脸,一公私合营,又要我们‘脱胎换骨’了吧?”

毛泽东浅浅一笑:“诸位老兄不必紧张,这一过程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具体办法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渐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直持谨慎态度。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也曾与毛泽东一道,多次登门拜访。老舍是周恩来40年代结识的朋友,一建国,周恩来即以总理的身份邀请他回国。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就政治宣传。当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喜欢老舍写的《龙须沟》,并向毛泽东推荐,此剧上演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道观看。

在运动后期,周恩来还在统战部长会议上讲到,“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黄炎培讲的话,就是“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即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毛泽东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前三位都已作古。而卢作孚正好与毛泽东同龄,是四川人,只要小学文化程度,全靠自修取得较多的文化知识。以一条70吨小汽艇“民生”号起家,航行于嘉陵江上,逐渐发达起来。到了1935年,川江共有中外船舶80只,民生公司一家就占了38只,而外商轮船只剩下十几只,这在旧中国是少有的事情。抗战时,民生公司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官僚资本乘机加入股金,公司资产再度增长,拥有船只116艘。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向国外大量贷款买船、造船,又加上内部矛盾重重,使公司负债累累。解放大军渡江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民生公司负责人保护财产,不得破坏、转移,宣传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卢作孚在香港撑持局面,绕室彷徨,焦心苦虑如何摆脱危机,选择自己的前途。他想到一个人:周恩来;在香港,有许多人向他说起周恩来处事的机敏与果断。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将民生公司交归国有。

周恩来托人转达,作为民族资本企业,只能公私合营。

1950年春,周恩来派人邀请卢作孚来京商谈解决民生公司问题的具体方案,希望民生公司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卢作孚深受感染,毅然率领在港的全部船舶,以及在加拿大订造的7艘“门”字轮,于当年6月奔向北京。8月,双方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

看来,公私合营的路是走得通的。

毛泽东有关“改造”的一番话不胫而走。

听到风声的资本家,不少人大呼小叫:“1949年为什么不讲?要是那时讲,我早他妈跑了……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了个大店同仁堂,首先进行公私合营。一家伙,同仁堂上上下下炸了窝。

说起同仁堂,真是一爿老字号。它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9年)。同仁堂药铺是乐姓创办的,并且世代相传,故又称乐家老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乐姓的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开设分号。这样,乐家老铺的分号就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了。后来它虽然经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时代,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还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业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乐家老铺的分号如达仁堂,则走上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道路。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资金约80万元,年产值约16万元,年零售额约30万元,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又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同仁堂的发展。解放前四大房(即乐氏十世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时,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元。1953年按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当然,同仁堂也比较爱惜自己的牌号,抗美援朝时,向国家捐献99000元;“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

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乐氏家族的确坐立不安。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而且各房兄弟昆季之间又在彼此勾心斗角,为“申不申请”和“谁先申请”争论不休。乐松生是比较开明的,他决定带头一同前去申请公私合营,乐氏各房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背,也都表赞同。

公私合营后,同仁堂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销售额不断上升。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快,这下可放心了。”

当然,乐松生的这份快乐,也是有“经济基础”的:同仁堂最后定股为1526702.38元,按定息五厘,每年可提取定息76335.12元,每房可得19000元,超过合营前领取的14000元。

1955年,乐松生和其他著名资本家被邀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你一句我一句,和他聊了许久,询问他生活、工作情况,鼓励他为医药事业多做贡献。

虽然许多资本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他们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1955年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上曾谈到荣毅仁先生,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是会产生痛苦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乐松生一帆风顺。同年,他当选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3日,北京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乐松生手捧大红喜报,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泽东报喜。(见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凯歌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