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发现在旧报纸上有一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伍豪”是周恩来。他们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于5月13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
5月17日，江青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周总理看到江青的信和所附的所谓“反共启事”以后，于5月19日连夜写信给毛主席，说明事实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信中用无可反驳的事实说明那份“启事”是伪造的，并同时送上有关材料，请主席翻阅。
也就在同一天，即5月19日，周总理在江青的信上批了一段话：“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243人，无另一姓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主席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以后，立即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汉口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领导人。周恩来获悉情况后立即和瞿秋白等转移，避免了中央机关和人员的全军覆没。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向广东、福建和江西转移。这时国民党中央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刊登，以乱视听。
在上海中共临时工作的陈云看到启事，派人到报馆要求刊登《伍豪启事》，以驳斥那个伪造的“启事”。
1932年2月下旬“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到江西中央苏区。毛主席以中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告示，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毛主席于1968年1月16日又作了如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口头批评江青不了解历史，起到了扰乱视听的作用，以后不准再提此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72年6月23日，周总理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又发了文件加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毛主席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污蔑周总理。
1974年1月，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连续召开动员大会，江青点了一大批干部的名，逼迫总理作检讨。
江青借机到处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还派人到部队“放火烧荒”。大讲吕后、武则天，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把周恩来让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说为“请隐士”、“举逸民”。
毛主席对“四人帮”，主要是对“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对他们多次进行严厉的批评。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不让步的，他毫不留情地当众宣布：“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主席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主席这些政治性、原则性的批评，使得江青一伙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江青把“伍豪事件”作为射向周总理的一支毒箭拿在手上，一有机会就向周总理施放一下。毛主席和周总理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办法，就等于把那支毒箭从江青手上没收了，放在了保险柜里了，使江青再也不能借这个问题陷害周总理，毒害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