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边界问题，印中剑拔弩张
1962年10月20日晨，我国的雪域——西藏高原东南角的一声炮响，打破了中印边界的宁静，打响了著名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来的非法的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大英帝国在西藏享有种种特权的野心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印度政府。为了染指西藏，攫取种种特权，印度不顾中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不断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甚至越过本来就不合法的“麦克马洪线”，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蚕食西藏，迫使中国承认印度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和“麦克马洪线”。
印度一直把中国暂时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发展到1961年，印度吹嘘它的国防部长梅农是“当代的拿破仑”，印度军队所向无敌。言下之意是梅农能够像当年法国的军事天才拿破仑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击溃敌军一样，能在喜马拉雅山所向无敌。面对印度当时如此嚣张的气焰，有着卓越战争经验，以军事起家的中共决策层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战争教育好战者，争取以一仗换来至少十年的边境安定。
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下，共和国的领袖们在策略上作了巧妙的安排，准备诱敌深入之后，再痛打之。在准备反击之前，周总理连着写了三封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希望他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重，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不要打仗。当时，尼赫鲁还在锡兰（斯里兰卡）访问，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劝他不要同中国打仗。他非但不听，反而扬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中国军队“扫荡”出去。
10月20日战斗发生后，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按预定方案，把入侵印度军歼灭了大部分，残部逃回印境。
2.尼赫鲁夫人游说六国，黄镇特使穿梭亚非
中印军事斗争以中方干净利索的胜利而结束。然而，外交战场上的斗争却远未结束，反而更加硝烟弥漫……
反击战后，中方采取高姿态，主动撤军，交还俘虏和武器，尼赫鲁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然而，无话可说，这口气他不会甘于窝心底的。于是，他又想出一个办法，利用他的特殊国际威望，于当年，搞了个由埃及、加纳、缅甸、锡兰、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参加的六国会议，把矛头指向中国……如果他的这一着棋得手的话，意味着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受国际社会的孤立和指责。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在世人面前将受到严重损害……1962年年底的一天，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在把一叠信件又仔细看了一遍之后，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抬起头，双眼郑重地看着黄镇，神色平静而又充满希望地说：“这是以我的名义写给6国总统或政府首脑的信。你的任务是艰巨的。一定要赶在潘迪特·尼赫鲁夫人之前，一定要赶在科伦坡会议之前，向6国的领导人说明中印边界历史情况和印度武装进攻的事实真相，介绍我国政府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争取6国在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把会议开好，推动印度走向和谈。”
1961年，黄镇出任主管亚非事务的副外长。望着总理殷切的目光，他分明感受到自己手中这几封信沉甸甸的分量。他深知此行任务之艰巨，使命之重大。总理站在面前，他觉得既是一位领导，更像一位兄长。于是，他把心底的想法和盘托出：“缅甸的奈温将军估计会接受我们的意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苏班德里约等我都很熟悉，相信能谈得好。关键是锡兰……”
他们穿过饭店的一道走廊，走进一个小餐厅，在那里，黄镇的夫人朱霖早已在桌边等候。原来，这是周总理特意作的安排，专门派人打电话叫朱霖过来，大家一起为黄镇饯行。尊重部下，考虑周到，这是周总理的一贯作风，凡是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无不对他敬佩有加。
人们起身让座，总理却擎起一杯酒，走到朱霖跟前说：
“朱霖同志，我要和你干杯。现在我们决定派黄镇当特使，去一些友好国家，介绍中印边界问题的情况和中国的政策立场，马上就要动身了。任务重，时间紧，请你协助。”
其实朱霖预先对此一无所知，电话打到外交部时，任部党办副主任兼国外处处长的她正在和一位驻外大使夫人谈话，她接到电话时，因为工作忙，本想不来吃饭，只是在得知是总理特意要求的，才不得不中断谈话过来了。此刻，当总理说明情况后，她毫无思想准备，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黄镇在总理后面，温情地看着妻子，朱霖顿时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她和总理碰了杯，抿了一大口酒，两颊顿时绯红。
“有你这一杯真诚的酒，黄镇同志一定能凯旋而归！”周恩来总理笑了起来。
周恩来派的专机，载着黄镇一行，载着沉重的使命向南飞去。舷窗上没有结冰，因此可以望见展现在眼前的光怪陆离的全景。然而此时，黄镇没有时间欣赏窗外的美丽景象，一上飞机，他就陷入深思之中。他知道此次中印边界冲突对外交影响的严峻性。印度不是一般的国家，当时它自称是不结盟国家；美国给它戴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的桂冠；苏联说它在“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又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万隆会议的发起人，跟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本人则被誉为反殖、反帝的斗士，在亚非国家中享有盛誉。同时，亚非许多国家受印度的宣传，对中印边界的真相并不太了解，包括埃及的纳赛尔等著名领导人都对中国表示不满。此次六国科伦坡会议就是印度策划出来的。黄镇琢磨着，历史给他安排了一次重任。
印度派出的特使是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尼赫鲁夫人。她是引人注目的亚洲国家的第一个女大使，她先在莫斯科，后在华盛顿当大使，她还于1954年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其能量之大，可想而知！这不仅是力量的比试，更是一场外交智慧和思想的较量，这场外交思想决斗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周恩来此次特意选派黄镇将军完成此次外交使命，是有根据的。首先，从匈牙利到印尼，黄镇在外交第一线摸爬滚打了11年，外交经验相当丰富。1961年5月，他又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非事务，具有瞻瞩全局的能力。
在缅甸茵雅湖畔幽静、明亮的总统书房里，黄镇开始了此次使命的第一站。他拜会了奈温将军：“阁下，我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您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的。但是，阁下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我们愿意向前看……”这沉痛而又诚挚的开场一下吸引了奈温将军，他认真地倾听着黄镇的陈述。
奈温将军看过周恩来的信，说：“周恩来总理虽然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与小国交往时，总是平等相待。在与小国处理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时，他总是本着最大同情和谅解作出让步。我本人在中缅边界谈判中就亲自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理解中国的立场。”
在緬甸马到成功之后，更增强了黄镇此行的信心。他马不停蹄，来到与自己有着不解之缘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一年前还留有他的足迹，离开仅一年，黄镇就感觉变化不小。然而，他暂时没有雅兴理会这一切。他迅速与老熟人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外长进行交谈，终于顺利地达到目的。他们主张中印要和解，愿当中间人。
在那里，他同时见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他也理解中国的立场。
接着，黄镇争分夺秒地赶到锡兰，班达拉奈克夫人穿着洁白的沙丽，向黄镇双手合十，微笑着问候一句“阿哟宝温！”桌上摆着香甜的芒果、熟透的草莓，清香的木瓜和刚刚泡好的奶茶。
在听完黄镇诚恳的陈述之后，班达拉奈克夫人看过周总理的信，她感叹道：“尼赫鲁总理来锡兰访问时，我曾经劝他不要同中国打仗。可他现在……”
“是啊，您的话他非但不听，”黄镇顺势接过话茬，“他反而说要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中国军队“扫荡”出去。周恩来总理连着写了三封信，诚挚地希望他以中印友谊为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重，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这没有使尼赫鲁先生改变主意。相反，他却以为我们怕他，我们可欺，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班达拉奈克夫人问道：“现在是否还在打仗？”
“已经停火”。黄镇说，“我们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了印度。至于释放俘虏，在战场上就进行了。武器和俘虏是印度派人打着白旗领回的，我们从大局出发，非常注意优待他们，被俘的少校以上军官还要求参观北京，我们都同意了，并送给他们日用品、衣服，每人一只皮箱。”
黄镇侃侃而谈，准确地陈述了事实的真相，表达中国的立场，消除了对方的疑虑。
“这样好。”班达拉奈克夫人看过两张地图信服地点点头，说，“谢谢你的介绍，否则我还不知道麦克马洪线在东段还是在西段呢。”
至此，由于中方精心准备的证据、材料，尤其是出色的外交努力，行前最担心的锡兰的立场转变了。连续奔波了好几天的黄镇终于可以爽朗地笑了。
然而，文仗如同武仗，是没有马放南山的日子的。在锡兰，黄镇接到周总理要他去几内亚的紧急指示，让随行的张彤留下与驻锡兰大使谢克西一起作为六国会议的会外观察员。黄镇自己飞往埃及、加纳，向两国总统递交周恩来的信件，并进行会谈，阐述中国的立场。
飞往几内亚后，热情好客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把黄镇特使奉为上宾，他穿上白色长袍礼服，率领十几名政府要员出门远迎，向特使献上了鲜花。在听完黄镇说明中印边界冲突真相后，塞古·杜尔总统没提任何难题，并愿意向其他非洲国家转达。
而那位曾任联大主席的活动能量极大的潘迪特·尼赫鲁夫人总落在黄镇之后，飞了两三个国家，看看收效不大，便打道回府。一场外交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便见了分晓。
黄镇完成了任务，绕道瑞士、捷克、苏联回国。
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出了故障，停在伊尔库茨克机场检修。伊尔库茨克机场是苏联的一个航空枢纽，来往飞机频繁，飞机发动机轰鸣作响，连周围空气都颤动了起来。孟英拿着一份材料，想请黄镇审阅。他在候机室的椅子上，发现黄镇两眼微闭，歪着脑袋，鼾声大作。他睡得深沉香甜，风吹不醒他，飞机声也震不醒他。
在六国之行中，他高度警惕、清醒，仿佛注入了兴奋剂，而回来了，却酣然入睡。大家真正看到黄镇的风格，“到底是打过仗的。”
是的，战争教会他工作，也教会他休息。他就这样睡了一天，在外交战场上。
科伦坡六国会议召开的时候，奈温不赞成搞决议，第二天就回国了。西哈努克也离开了科伦坡，让宋双留下来开会。两个国家不同意，决议就没搞成，但会议还在开。
科伦坡会议后，周恩来还继续做工作。由于周恩来、陈毅的指示和黄镇特使做工作，后来六国会议不了了之，烟消云散。孤立中国的图谋遭到了失败。
3.中国的“夫人外交”
1963年4月12日，美丽的印尼首都雅加达迎来了中国客人，整个城市好像一片欢乐的海洋，马路旁挂起了中国客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的画像。原来这是刘少奇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的一站。夫人王光美是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的强光灯下，朴素、得体的旗袍更衬托出她美丽而不妖艳、从容而不雍容的气质，引起当地报界的一片赞叹。
其实，关于王光美夫人的着装，行前就有一段故事呢。
出国前，刘少奇请黄镇介绍四国情况。黄镇来到刘少奇居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这里的墙壁和油漆都已经斑驳脱落。王光美介绍说，这里原先是清朝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少奇住进这里以后，把东边的厢房作了办公室。由于房间小，曾有不少人建议把这里扩充一下，但少奇始终没有答应。
刘少奇主席身着黑色粗呢中山服，两鬓早已斑白，但气色很好，精力充沛。他向黄镇详细询问这四国的风俗和首脑的情况。黄镇均一一作答，尤其是关于苏加诺总统的性格特点，他描绘得更具体生动。譬如苏加诺在招待贵宾时，常常喜欢把自己酿制的米酒拿出来。如果贵宾赞叹，他就为自己的酿酒技术兴奋不已。
对于他们的出访，各方人士都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深受大家尊敬的宋庆龄由于去过东南亚，她特地嘱咐王光美：“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冷东西。”
此时此刻的江青自然不甘寂寞，她几次打电话给王光美：“咱们是个大国，应该做几件象样一点的衣服，不要太寒酸……我建议你穿一身白色的天鹅绒套装，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贵又不同凡响！……”
当时还有人提出，说：“北京做的旗袍不好看，最好到上海去制装；甚至有人提出，是否到故宫给她借点首饰……”
外交部各种各样想法都出来了。朱霖回家把这些情况跟黄镇一说，黄镇脖子一挺，眼睛一瞪，神情严肃：“少奇同志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黄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领袖的为人。长征时的刘少奇他熟悉，进城后的刘少奇他也了解。1960年，刘少奇到苏联参加81国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按规定发给5000卢布零用费，可是他连一个戈比都没用，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大使馆。他从不接受馈赠，外宾赠送的礼品，都交给故宫博物院，作为筹办礼品馆的陈列品。到外地视察，他总是吃住在火车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地方同志的接待。地方同志有馈赠，他总是严肃地交待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明令禁止的。退回去，下次他就不送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破坏中央的规定！”
要是开这个先例，众人仿效，肯定会败坏党的风气，黄镇心想。然而毕竟是一国之主席的出访，如果夫人穿得太寒酸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呢？他一下就想起了周总理。在外交上每逢自己有什么解不开的疑难疙瘩，他就想起了周总理，作为主席夫人的着装，自然就该找邓颖超了。他于是跟朱霖商量：“你还是去问问邓大姐吧。”
朱霖跑去跟邓颖超一说，邓颖超沉重地摇了摇头：
“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反对当花瓶，走出厨房，要求自由解放，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接着，她又语重心长地谈到眼前，“今天，全国解放了，男女平等，生活也逐渐好了。我们的女同志可以穿戴得好一点，打扮一下，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又是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有代表性，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朴素大方，不能脱离群众。对外，我们只要具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妇女的风格，也会受到人家的敬重。我们做衣服，北京也有好裁缝嘛，为什么非要到上海去做？说到借首饰，我们怎么能够比得过资产阶级和皇亲皇族呢？”
听着邓大姐人情人理的陈述，朱霖马上联想到国外的所见所闻，插话说道：“大姐，我在印尼看到沙特阿拉伯大使夫人两只手上戴着6个钻石戒指，苏联大使夫人告诉我，那些戒指至少可买6辆高级小轿车。沙特大使夫人的儿媳戴的两个钻石耳环、一个项链也很大，据说可买三四辆高级车呢。”
在旁的女干部听得直吐舌头，她突然想了一个主意：“我们没有真首饰，戴假的行吗。”
邓颖超笑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不能那么做。我们是革命者，如果把故宫的高级首饰和人家比，心里能舒坦吗？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对内外影响也不会好。”朱霖信服地把手搭在大姐手上，高兴地说：“大姐，我懂了！”王光美没有听江青的话去穿那热得要命的天鹅绒，照样倾倒东南亚人民。苏加诺见到他的老朋友陈毅和黄镇，又结识了刘少奇及王光美、张茜等，愉快得像个即兴诗人。他拿出自己亲自酿制的美酒为大家斟上，刘少奇和陈毅由于事先就听黄镇专门说过，他们把盛了彩色米酒的酒杯放在灯光下照一照，一面品尝，一面大加赞赏。夫人们的脸上也堆起了鲜艳的红晕。他们都说酒好。听到赞语的苏加诺兴奋不已，手舞足蹈，话语滔滔。
由于黄镇的精心安排，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柬埔寨、缅甸等其他国家均圆满达到目的，在当时造成良好的国际影响。
在这次出访四国之行中，朱霖还多次受到邓颖超姐姐般的关心和帮助。在黄镇赴法任首任大使时，邓颖超特地送给朱霖一串珍珠项链，说是一位日本老朋友刚送给她的，她已向有关部门登记讲清了，为了工作需要，她转送给朱霖。朱霖把项链在颈下比了比，收起了这件心爱之物。邓颖超又叮嘱道：
“总理勤工俭学时在巴黎有个房东，解放后曾来信提议把那个地方建成纪念馆。你们注意，现在不要搞这些事。”
黄镇和朱霖临行前去参加中南海的一个晚会，一进去就碰到刘少奇和王光美。王光美惊讶地说：“你们马上就要去法国工作了，到那样的国家，真叫人害怕！”
刘少奇却很坦荡，马上说：“怕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难道还怕资产阶级吗！”逗得大家一阵会心的大笑。
亚非四国之行，王光美未听江青的话，就被江青一直记恨在心。三年之后，还是被江青报复了一顿。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说：“王光美不老实，她去印度尼西亚之前来看我。我当时有病住在上海，她说她要穿花衣服去访问，还想戴项链。”
为迎合年轻人反特权的思想情绪，江青第一次在讲话中提到王光美的雅加达之行。听众都急切地想知道下文。“我告诉她应该准备几件衣服，还告诉她我主张穿黑颜色的，她是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结果这女人戴了项链，她骗了我！”于是，由江青导演的人身污辱开场了，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脖子上，每个球上都打了“X”……
4.总理出访三个月，管家担心万里路
1963年，由于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形势，为了更进一步开创中国的外交局面，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
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黄镇深知自己肩头的责任。且不说这是一条未曾领略的航线，就是一次轻车熟路的访问，代表团秘书长也不会轻松。他负责着行政、组织、礼宾、安全、后勤等一系列的工作。还没出发，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他血管里沸腾着，在全部纷纭、缜密的工作中，他最担忧的是代表团、尤其是周总理的安全。他以百倍的努力和细心工作着……
代表团第一站是埃及。在圆满完成外交任务后，周恩来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出色的记者招待会。
那是离开埃及的前一天下午，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库巴宫门前热闹非凡。记者们从门外站立着的两列身穿古代铠甲，手持剑戟的骑兵仪仗队中间走过，入宫参加周恩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先生”，一位西方记者颇具心计地提问，“您是一位大国的总理，花三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么长的路程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呢？”
会场里的话筒和镜头都对准了周恩来。周恩来一笑，给人以亲切、坦诚的感觉：
“中国代表团到非洲访问，第一个目的是向非洲人民学习，第二个目的是寻求友谊。”
当时，美联社承认周恩来“得心应手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本来对中国不甚了解的一些人士也因此改变了看法。
代表团飞往加纳时，出了一个意外事件。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杀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刺客是总统的一名卫士，他被外国情报机关收买，乘中午恩克鲁玛总统下班走出总统府大门时，开枪刺杀，未遂。后来，从这个卫士家里搜出了崭新的一叠叠美钞。这一天，加纳局势十分紧张，恩克鲁玛不得不搬进一所坚固的城堡居住，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以免再遭不测。
此时此刻，是去还是不去？代表团的安全，加纳方面接待的困难，都使大家难以决定。周恩来不避艰险，决意要去，但还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接到驻加纳大使黄华打来的电报，黄华的意见是可以去。
“我先去看一看？”黄镇见状，觉得自己有必要为总理探路。听了这话，周恩来、陈毅都松了一口气，陈毅笑着说：“黄镇、黄华，我想你们二黄的调门一定悦耳动听，会打动总统的。”在克里斯兴城堡里，二黄看望了恩克鲁玛总统，“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总统阁下的遇刺表示震惊和慰问。为了两国的友谊，访问一定要照常进行。”
恩克鲁玛眼睛一亮，他的心情也很矛盾。他原先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是不会去的，因为两年前尼赫鲁总理要访问加纳，已到了邻国尼日利亚，就是因为加纳北部发生了一起谋杀总统未遂的炸弹案，取消了对加纳的访问……他既希望周恩来来加纳，但安全没有保证，又怕失了礼。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如何出迎？”
黄镇打了一个手势：“既然你们国内情况有困难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必来机场迎接，也不必在城隼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
恩克鲁玛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周恩来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毅然如约访问加纳的消息传出，加纳整个内阁和党的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不感动。周总理从政治上大的方面着眼，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这样的事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这与两年前那位著名政治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克里斯兴城堡，为了安全，凡是总理要去的地方，黄镇都带上警卫先去，把周围复杂的情况交待清楚，布置应变措施。关键地方，他都与总理同在。
在几内亚，塞古·杜尔总统热情好客。代表团一来，杜尔总统简直欣喜若狂，会谈时，一上桌就讲了二三个小时，旁边周恩来都插不上嘴，黄镇有时在一边替总理着急。陈毅小声跟黄镇说：“这是他民族刚刚解放的扬眉吐气，我们不要泼他冷水。”黄镇也说：“是啊，总理没有泼冷水，不要把本国的做法强加于人。”由于气氛特别热烈融洽，一次酒后，杜尔总统突然向周恩来发出邀请：“明天我们坐飞机到外地参观，我亲自开飞机送你！”黄镇一听急了，原来并无此计划，再加上总统还要亲自驾机，这太不安全了。但总统盛情邀请，在听了总理的意见后，他就安排卫士长提前从地上坐车走，一定要保证总理安全。
由于黄镇的精心安排组织，总理一行在几内亚愉快而圆满地结束了访问。
埃塞俄比亚是另一种情形，当时他们还未同中国建交，而且受美国的控制。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此，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代表团，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但是为了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周总理体谅了埃方困难处境，欣然应邀。
在机场上，塞拉西非常感动，他说：“我在这儿接待你们，正是要叫美国人看看我和中国的友好，这里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人最多。”
黄镇为了总理安全，要求警卫人员“一步也不能离开总理”。塞拉西包了一个旅馆，旅馆只有两套房子，皇帝夫妇住一套，周恩来、陈毅和黄镇住一套，黄镇安排一些保卫和其他机要人员住客厅，开始旅馆不同意，经黄镇仔细说明理由后才答应。
在圆满结束访问任务后，飞机要起飞了，黄镇又精神抖擞地向机组交待注意事项。这一路，他们租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的大胡子机长深有感触地握着黄镇的手：“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对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阁下您请我们吃饭，安排我们旅游，对我们工作和生活表示亲切的关怀……”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换另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18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服务到底。”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于是他们被批准坐中国飞机参观北京，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专门招待了他们。临回国时，大胡子机长已经学会了用中国话说：“周恩来。”他噙着泪与黄镇拥抱，“我回去要告诉我的朋友，我给周恩来开过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