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大使劳苦议约，周总理议倾坛席
印尼是东南亚各国中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
早在唐朝时期，中国沿海就有不少商人到南洋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有些人留在当地定居，被称为“住藩”。在18、19世纪，中国劳工成批成批地来到南洋，和当地人民一起流血流汗，共同奋斗。
二战结束初期，印尼有华侨209万，50年代中期增加到270万，其中印尼出生的占2/3.印尼各大城市，如雅加达、万隆等地，华侨人数都在几万以上。雅加达最多，约30万左右。华侨从事的职业相当广泛，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印尼都有一定影响。
华侨对祖国和祖先仍然一往情深，虽然有的已是第三代、四代或五代的侨生，根本不会说中国话，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黄镇、朱霖夫妇曾多次应邀到华侨家里作客，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一个祖宗牌位，放在中国式的供桌上，桌上还放着锡器或铜器的香炉、蜡烛台，桌前系着中国式的桌围。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上几代的祖宗是从中国沿海什么地方去的，当时如何创业，等等。这些华侨都保留中国姓名，虽然不认识中国字，却都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他们当场拿起笔，一笔一划地写给黄镇看。华侨们纯朴的赤子之情，令在场的人都极为感动。黄镇详细地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华侨们纷纷表示：“那是我的根呀！我将来一定要回去看看。”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中、印尼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的国籍法传统上采用血统主义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凡是中国人所生的子女，当然为中国国民，不论其出生于何地。而印尼采用出生地主义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在哪里出生，即取得哪里的国籍，不问其父母属于哪国国民。这就是产生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的根源。
两国建交初期，印尼政府想单方面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印尼和荷兰签订的关于划分公民的协议以及1950年的政府条例规定，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必须在1951年12月27日前向印尼司法机关办理选籍事宜。凡是保留中国国籍者，必须宣告放弃印尼国籍。凡在期限内未办理有关手续者，自动成为印尼人。1951年8月，印尼政府逮捕了大批爱国华侨，同时印尼治安状况恶化，华侨被抢、被杀事件时有发生。为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中国驻印尼使馆不断向印尼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必须经过正常的外交谈判才能合理解决；单方面处理这个问题是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后来，印尼方面终于接受了谈判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建议。
1954年11月2日至23日，两国代表在北京举行了初步会谈。1955年3月29日，双方又在雅加达继续谈判，黄镇为中方首席代表，赵仲时、林兆南为代表。双方在北京谈判中已基本达成一致，形成条约，但还留有一些分歧没有解决。缩小分歧，达成共识成为这次谈判的主要任务。谈判预定于万隆会议期间结束，让周总理兼外长和印尼外长签署。时间紧，任务重。尽管使馆工作繁忙，黄镇大使对谈判工作始终抓得很紧。他带领同志们认真研究国内的指示，分析每次谈判中的问题，还亲自会见华侨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为双重国籍条约的顺利达成倾注了大量心血。
双重国籍条约的核心是“自愿原则”，双方在谈判中对此并无原则分歧。但在具体理解上，印尼方面对选籍附加若干条件，实际上是对“自愿原则”的部分否定。黄镇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耐心地向对方解释，“自愿原则”既尊重选籍者的自愿，也符合两国友好的根本利益。
4月上旬，进入审定条约条文阶段。在真诚友好的气氛中，谈判进展得很顺利。4月22日，两国全权代表将签署条约，可是直到22日凌晨，对方还没拿印尼文本来和中文本互换。黄镇急了，因为万隆会议公开会议上的激烈交锋跟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紧密相关。
万隆会议从开幕的那一刻起就不曾轻松过。18日下午和19日上午，伊拉克的贾马利，巴基斯坦的阿里和菲律宾的罗慕洛相继大肆责难共产主义。19日下午泰国旺亲王的发言使本来已十分紧张的空气越加紧张。
旺亲王慷慨激昂地侃侃而谈：“我并不笼统地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有人空谈‘和平共处’，我很表怀疑和忧虑。”他扫视了一下全场，“我有三个问号。第一，中国在我国附近云南省境内鼓励傣族人自治，用意何在？第二，我国境内300万华侨，按照我国法律拥有泰国国籍，可是中国又给予他们中国国籍，居心何在？三是我国东北部有50万越南人。越南军队在1953年和1954年两次入侵老挝，威胁我国。有人对我国与西方国家结盟说三道四，这绝对是无礼的，不可接受的，我要坚决予以驳斥！越南军队几天之内就可以开到曼谷，还没到你们国家的边境，泰国可能就已经不存在了。我国要是不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它不会存在到现在，我也不会来参加这个会议了。为了保卫自己，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旺亲王的发言引起全场的巨大震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只是泛泛而谈，至多也是指向苏联的话，那么旺亲王却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更重要的是，旺亲王提出了存在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具体问题。
旺亲王的发言无异于火上浇油。形势更加险恶了。会场内的人们不由地把目光都集中到周恩来身上，只见他依然神态自若，一面认真仔细地倾听，一面在他的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继旺亲王之后发言的是土耳其的佐尔鲁。接着，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一刹那间会场出奇地宁静，人们都屏住了呼吸，空气仿佛也凝固了。周总理身着浅灰色中山装，迈着他那特有的、稳健的步伐，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讲台，周总理首先声明他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在这里不打算再读了，改为印发给大家，他只准备补充讲几句话。
接着，词恩来开始了他的历史性演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大大出乎与会者的意料。这句话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看都是十分朴实的，没有使用外交家们惯用的外交辞令，可它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平实中透露出肝胆相见的诚恳，这种力量是难以抗拒的。顿时，会议厅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她了，几天来人们的各种担心和忧虑霎时烟消云散了，中立国家的代表们松了一口气，露出会心的微笑。
周总理坦率地承认：“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他马上话锋一转，“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巧妙地避开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紧接着再次重申：“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分析了求同的基础，“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如果从这一共同基础出发，“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总理以中国所作的努力为例来加强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本来可以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议案，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争论，并没有这样做。
接着，周总理又说明求同并不排斥存异。“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相反，“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就三个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三个问题分别是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显然是为了答复旺亲王的。这一点是周总理在旺亲王发言时临时写成的。周总理这种随机应变、在极短时间里就能抓住要害的才能令人叹服。总理指出：“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1000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一席话使泰国、缅甸、印尼等国代表宽了心。
周总理继续说道：“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4000多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他诘问道：“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总理再度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他又一次发挥了高超的表达技艺，不失时机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他直接指出，“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危害。”总理引证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总理在结束发言时大声呼吁：“16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总理精彩的发言刚结束，会场内外、楼上楼下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海潮般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周总理的座位前，与他热烈地拥抱、握手，表示祝贺。
2.印尼人办事拖拉，黄大使彻夜等候
22日凌晨。黄镇大使焦急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晚上，可始终不见印尼官员的踪影。他们是答应在21日晚上拿条约的印尼文本来和中文本互换的呀！这是怎么回事？黄镇眉头拧成了一个结。
他抬腕看了看手表，焦急地问翻译陈丽水：“都一点钟了，上午就要签字，是不是又出了什么问题？”
“我看不会。”陈丽水颇为自信地回答道。
“为什么？”
“我是华侨，印尼人的工作习惯我熟悉，他们办事一般不会食言，只是有点拖拉。”
黄镇严肃而不失耐心地开导她：“丽水呀，我看还是麻烦你去跑一趟，了解情况，催他们一下。”
黄镇送陈丽水下楼，一直看着她钻进车里，小车疾驰而去。他抬起头，这才发觉夜已经很深了。周围的世界是多么宁静，洁静如洗的天空中有几颗星星正冲他眨眼；空气又是多么清新，白天慵倦无力的气息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远处只有几点灯火，千家万户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突然，黄镇听到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他正想走下台阶迎接，马达声却渐渐远去了。
黄镇怅然若失，他苦笑了一下，自问，我是不是太紧张了。他在心中提醒自己，黄镇啊黄镇，你可要镇静啊！
“大使，大使，我回来了！”陈丽水跨出车门，大喊起来。黄镇大步从台阶上跨下，急切地问：“怎么样？”
“您放心吧，文本正在打印呢！”
“天亮前能送到吗？”
“能。”
黄镇舒了一口气，在心头压了一晚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了想，又叮嘱陈丽水：“一小时后你再去催一次。”
凌晨4时，印尼方面才把文本印完毕，加上火漆，盖上铜印，离签字仪式剩下不到一个小时。
在签字仪式上，周总理和印尼外长苏纳约谈笑风生。
苏纳约说：“三天前总理精彩的演讲轰动了世界，今天这个条约正是体现中国政府诚意的最好注脚。”
总理笑着说：“有人光说不做，放空炮，吓唬人，我们是既说又做。”他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站在旁边的黄镇大使，接着说，“老问题得到了新解决，意义重大啊！我们亚非国家间的繁难问题完全可以由自己来解决嘛！我不相信，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在亚非会议上解决呢？”
又过了两天，即4月24日晚上，大会主席宣布，万隆会议胜利闭幕！
代表们情绪高昂，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会上的动人场面。整个会议大厅和过道里，挤满了人群，水泄不通；独立大厦门前、街上站满了人，甚至两边的矮房上都挤满了人，一眼望去，真成了人的海洋。总理从里面出来，无法通过大厅，大家急得团团转，黄镇立即吩咐：“找一些身高体壮的同志，保护总理出去。”于是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工作人员马上在总理的前后左右围成一个包围圈，这时，大家脑海里闪现出台湾特务的影子，手挽手往前挤，眼睛像雷达一样扫射着周围的人群，准备一旦发现有异常动作，就毫不迟疑地扑上去。大家一步步往外挤，一点点向前移，最后终于安全地把总理护送到大门外的汽车上。看着总理的汽车跟随在印尼政府派出的警卫摩托车后面缓缓离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3.创造性的三好政策
4月25日，周总理决定出席华侨发起的招待会。招待会的地点在万隆市连望街的广肇会馆，会馆内外挤满了华侨，他们都期望一睹祖国代表团的风采。
11点半，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印尼西爪哇省长和万隆市长的陪同下来到会馆。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华侨们亲切地和周总理、黄镇等握手，有的人第一次握手后转了一个圈子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握手，以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周总理的尊敬。
为了保护周总理的安全，黄镇在会场内外布置了三道警戒线，他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加强警惕，越临近胜利的最后关头越不能放松。黄镇自己不顾多日来的疲劳，始终站在周总理身边，寸步不离。他一边热情地欢迎来宾，一边警惕地注意会场情况。
总理首先对华侨对万隆会议的支持表示感谢。接着总理以他特有的沉稳语调，诚恳地说：“大家知道，双重国籍问题是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问题。许多侨胞在这几年也感到，拥有双重国籍对自己个人很不方便。侨胞在居住国生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免要参加社会活动，而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外国人在本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所以中、印尼两国建交之初，中国政府就劝告华侨，如果想保留中国国籍，就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不要干涉居住国的内政，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中国。有人说，中国强大了便会欺凌他国。我们受尽了被人欺凌的苦痛，是绝不会利用华侨干涉他国内政、搞颠覆活动的。新中国不但恪守中国优良的传统道德规范，而且事实上也在这样做。历史会证明我们的诚意……”
“中、印尼两国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历史问题。前几天签订的双重国籍条约就是谈判的直接成果。这对于改善和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维护国际和平，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理把一个大问题讲解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场的中外人士不由得点头称是，有的还竖起了大拇指。
一位老华侨疑惑地盯着周总理，用略带印尼语音的汉语问道：“要是选择了印尼国籍，那不就忘掉了在中国的老祖宗吗？”
总理连忙摆摆手，说：“不，不，完全不是那回事。中、印尼两个国家是亲戚的国家嘛！一二百年前，你们的祖先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在大小城镇和乡村里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勤劳克俭，与自然界斗争，与殖民统治斗争。他们根在中国，心系中国。今天，他们的子孙——你们生在印尼，长在印尼，印尼就成了第一故乡。选择印尼国籍，不是能更好地为故乡服务吗？至于哥哥是印尼人，弟弟是中国人，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啊？”
老华侨紧蹙眉头，说：“一家人分成两个国家，也不能玩了。”周总理笑了，“虽然国籍不一样，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做朋友走亲戚，谁说不能玩呢？中国的亲戚可以来印尼玩，印尼的亲戚也可以去中国玩嘛！中国有侨联，印尼有华侨总会，绍兴会馆，厦门、福建会馆，就是方便华侨走亲戚的。”老华侨听了，点点头，自言自语：“我到底选择哪一种国籍好呢？”
黄镇大使接过话茬，说，“华侨自愿加入印尼国籍，很好；华侨自愿保持中国国籍，同样好；华侨如果回国，也好。”
陈毅一听，大声喝彩，“这个三好政策，好！”
周总理赞许地点点头，“我告诉我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对已经选择或将要选择印尼国籍的人，我们照样友好，尊重他们。只是一条，他到大使馆、领事馆来，我们以朋友相待，亲戚相待。”“我坦率地说，如果华侨有很多选择了印尼国籍，我们大使馆、领事馆不会说一个‘不’字或者跟他们为难，不会的。可是反过来我们也要说明，我们不能向我们侨胞说，我们不要你们了，绝对不能说出这种话来。选择国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印尼国籍，或者选择中国国籍，条约上都许可。所以，愿意选择印尼国籍的，我们赞助他；愿意选择中国国籍的，我们欢迎他。”
招待会结束后，总理突然问黄镇，“听说苏加诺总统不喜欢‘少数民族’这一词，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是这样的，”黄镇略加沉思，说：“苏加诺总统认为‘少数民族’一词有歧视的意思。既然有‘少数民族’，就必然有‘多数的大民族’，很容易在国内引发‘大民族主义’情绪。”
“他一定有他的独特见解喽？”
“是的，他认为印尼国内只有不同种族，爪哇族、米囊加保族、巴塔克族……它们都属于统一的印尼民族，各族人民都是印尼人民。他一再说，印尼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和谐，培养团结，在全民之间建立起属于全民的印尼民族，所有的民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印尼民族大家庭。爪哇谚语说，不同田里有不同的蝗，不同塘里有不同的鱼。每个人、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传统习惯，要克制自己，容忍他人，人多的民族不能压制人少的民族……”一个月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访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黄镇大使也在座。
毛主席吐了一口烟，说：“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还存在边界问题，有的国家还担心我们会向外扩张。双重国籍条约订得好。我相信以上这些问题也能解决得这么好。”
印尼总理把目光转向黄镇，说：“前几天我们还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毛主席向黄镇投以赞许的目光，理了理头发：“你那个三好政策解释得好，有创造。”他话锋一转，“泰国可以在昆明设领事馆，监督中国嘛！菲律宾要是不放心，也可以这样做……”主席以他特有的诗人气质，恣意发挥，房间里洋溢着主席爽朗的笑声。
4.“边斩边奏”反排华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土著与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猜疑乃至仇恨心理。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华人就很容易成为各种骚乱的靶子，成为土著发泄政治不满的替罪羊。印尼独立后，各地排华骚乱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有时平静些，有时激烈些，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50年代后期以来，印尼少数反华势力掀起一股排斥华侨的浪潮，到处关押驱赶华人，封闭华人商店，一时乌云弥漫。
1957年7月，印尼政府规定外侨必须缴纳人头税，税额之高，令大多数华侨都缴不起。同年，政府还下令封闭全印尼所有私立华文学校。1958年军方又命令封闭华人报纸和刊物……
看到中、印尼关系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黄镇大使忧心忡忡。全体使馆人员都全力投入反对排华的斗争，一方面找印尼政府和友好人士交涉，一方面向华侨进行工作，避免事态扩大。晚上大家回馆后，总是在一起交流情况，及时研究对策。黄镇一再提醒大家，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他强调，苏加诺是一位爱国者，印尼的民族领袖。印尼终归还是一个友好国家，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只是极少数，斗争是为了团结，等等。
黄镇因疲劳和讲话太多，喉咙严重发炎，连说话都很困难。他提笔给苏加诺总统写了封信，要求他干预排华浪潮。
1959年11月17日，苏加诺约见黄镇。他递过来一份文件，说：“大使先生，这是明天要颁布的第10号总统法令，你先看看。”黄镇接过来，粗略地一瞄，大吃一惊。只见文件上赫然写着：“外侨在省、县两级自治区和州的首府以外的小商和零售商必须在1960年1月1日前停业，大批发商及中介商必须在此之前停业向他们供应货物！”
黄镇眉头拧成了一个结，很明显，这一法令完全是针对华侨的。因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外侨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这是总统的意见吗？”黄镇试探性地问道。
“正相反，这项规定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愿望。但作为总统……”
黄镇看了看忧郁的苏加诺，严肃地说：“我相信，这股逆流绝不是印尼有识之士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是广大印尼人民的愿望。我希望总统能本着对中国睦邻友好的方针和维护华侨正当权益的精神，平息骚乱。”
苏加诺点点头：“是的，这个我懂。”他站起来，突然提高了声调，激动地说：“指导这场革命，就像骑一匹脱了缰的马，你无法很好地控制它，你无法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要紧的是尽可能稳稳地骑在上面任它带着你跑……”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陆贾劝汉高祖刘邦要文武并用，他说，‘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天下乎？’我想总统完全有能力勒奔马于悬崖前。”
“当然，你知道我始终梦想着所有种族融洽相处，包括混血儿和外国人后裔，……我们不可能消灭巴达人的下巴颏，中国人的杏仁眼，或阿拉伯人的大鼻子，……问题在于如何培养融洽相处的精神！”
“总统先生，第10号总统令恰恰不能培养这种融洽精神。华侨小商小贩辛苦劳作，盈利微薄，也很不容易哪！法令不但大大损害了华侨的利益，印尼贫苦人民的生活和城乡物资交流肯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黄镇是有先见之明的。首先实行10号法令的西爪哇很快陷入了经济混乱。看到这种情形，东爪哇、中爪哇以及外岛的地方军事掌权者纷纷拒绝执行这项法令。这是后话。
苏加诺把黄镇送到总统府门口。外面已聚集了许多记者，对准了照相机镜头。苏加诺面带笑容，亲密地抓住黄镇的肩膀，小声地劝他：“兄弟，你笑笑。”
黄镇很明白，苏加诺是想在第二天的报上制造中国大使同意10号法令的姿态，心一横，我偏不笑。苏加诺一下急了，使劲拉黄镇的衣角，示意他笑一下。黄镇脑袋一摆，嘴角一撇，脸上呈现出一副雕塑般僵硬的神色，瞪着眼，旁若无人，大模大样地一直走过去。
苏加诺重重地叹了口气。
黄镇回到大使馆，马上动员全馆上下，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艰苦斗争。他握紧右拳，“砰”地一下砸在桌子上。
不能造成中国同意印尼排华法令的假象！
“秘书同志，你赶快起草使馆公报，明天一早，立即发出，向世界各国和印尼政府表明我们坚决反对的立场！”
秘书迅速起草好公报。黄镇拿过来，边读边喊：“写得好！写得好！”他吩咐道，“马上请示国内！”
黄镇抬腕一看，已经是半夜了，心想这下糟了，请示怎么来得及？
他走出办公室，迈步向使馆庭院里走去。一边走，一边拍打着扇子，耳边响起总理熟悉的声音，“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在1949年外交部建部大会上，周总理一再强调外交要讲纪律。他说：“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有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不对。将军在使馆里，先斩后奏绝对不行，必须先奏后斩！”
在1952年的使节会议上，总理再次指出：“我们强调高度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
黄镇心如乱麻。明天一早，10号法令就将见报，印尼人和在印尼的中国华侨都在拭目以待……这时黄镇脑海中浮现出华侨们期待的目光。怎能让他们怨恨失望呢？……
一想到这里，黄镇立即回到办公室，第三次召集党委委员开会商议。
“要请示是来不及了，”黄镇抑制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可明天一登报，华侨斗争就垮了。”
“黄大使，你就定了吧，”大家纷纷表示，“我们服从您的决定。”参赞插话说：“授权有限，也不是说一点权力都没有。总理曾说过，要随机应变，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他停了一下，接着说：“算是咱们的集体意见，过去咱们打仗也有边请示边执行的嘛，再等就晚了。”
黄镇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好，就按咱们过去部队打仗的办法干，边斩边奏。马上把公报发出去！”
在秘书起草的电报稿上，黄镇郑重地加了一行字：
“绝对、绝对没有忽视请示报告制度。”
黄镇抬腕看看表，签上：“凌晨3时。”
漫长的一夜终于熬过去了。
后来，黄镇的做法得到总理的赞扬，称“边斩边奏”是随机应变的好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