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1913—1983），新中国继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之后的第四任外交部长。
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江苏盐城，16岁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一年后转入哲学系。1933年公费派往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由于参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宣传活动而被驱逐回国。1935年金岳霖教授推荐他赴德国土宾根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日洪流，在香港从事新闻、文化工作。1942年抵达重庆，在《新华日报》社工作。从此他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达30余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乔冠华在外交战线上表现出色。
历史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中，乔冠华的外交事业登上了顶峰。但他在最关键时却误上了“四人帮”的贼船，从顶峰上摔了下来……
1.半个同乡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周恩来就出生在这个繁华古城——淮安。周恩来祖籍本是浙江古老典雅的名城绍兴，那里素以出产黄酒和师爷而闻名遐迩。淮安同样是一座名城，它与扬州、苏州、杭州曾并称为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自古英杰辈出。这里历代科举曾出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1254名。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开一代文风的西汉“父子辞赋家”枚乘、枚皋，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还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抗英名将关天培等均出生在淮安。周恩来也曾深情地回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人们一直以来也习惯地称总理为淮安人。
离淮安东南不远就是有着2100年悠久历史的盐城。古老的盐阜大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南北朝产生过名医徐道度，宋代有背负幼帝投海殉国的陆秀夫；它哺育了文雄海内的《水浒》著者施耐庵，评书开创人柳敬亭以及清代治水专家冯道之。1913年，乔冠华出生在盐城建湖县庆丰乡（今地名）一个都是乔姓人家的庄子里，开始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乔冠华与周恩来都出生在人杰地灵的吴越之地，同为苏北人，可谓半个同乡了。周恩来从小历经艰难世事，忍受家道中落、远离豪门之苦。绅士之家的儒家风范、身为长子的责任感，再加上绍兴的黄酒与东北高粱米造就了他的温文尔雅与精明强干，同时又极具坚忍不拔与忍辱负重的精神品格。他终其一生都在实践着他的理想，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翱翔于宇，恩情送来。乔冠华生在乡村的书香门第，排行老三，幼年受到良好教育，也没领略多少人世沧桑，锋芒过于外露，虽然能够闻达于世、名冠中华，最终却只能黯然告别人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周恩来与乔冠华解放后都没有像古代作官的那样“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或许他们会有些遗憾。他们爱故乡的山水，爱幼时的庭院，甚至庭院中的一棵腊梅，一口老井。他们更爱家乡的父老乡亲。然而他们终没能回去看看。他们把所有的情感融入一种更为博大、更为深沉的爱之中，故乡人始终能够感觉到，他们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心中……
2.南北二乔
盐城有二桥，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盐城还有二乔，北乔胡乔木，南乔乔冠华。
他们是同乡。乔冠华为盐城建湖县庆丰乡东乔庄人氏。胡乔木1912年6月1日出生于盐城蟒河区鞍湖乡北张本庄（今地名），比乔冠华年长一岁。
他们是校友。乔冠华16岁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一年后转入哲学系，成为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高足；胡乔木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旋即转入历史系就读。一年后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而离开了清华园。有意思的是，他两人的转系都因为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多读点书，于是乎相继转入课程较少的哲学、历史二系。
他们是同名。乔冠华30年代在香港为《时事晚报》撰写国际时评，同事梁路晨建议他换个笔名，通过中国新闻社把这些精彩之作发往南洋各地华侨报纸以扩大影响。乔戏称自己身长体瘦，从此就取“乔木”为名。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36年到延安之后，就改名胡乔木。以乔木为名发表文章。二乔文风犀利，文采照人。世人称延安的胡乔木为“北乔”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为“南乔”。1945年胡乔木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乔木为名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驳斥国民党散布的谣言。乔冠华彼时也在重庆，但笔名已改为“于怀”，然而读者却不知。为把二乔区别开，毛泽东亲自为二人断名：“大乔小乔、南乔北乔、真乔假乔……北乔木恢复胡姓，南乔木还用原名”。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笔杆子。一个是留德哲学博士，外交文坛圣手；一个是党内秀才，中共中央一支笔。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乔冠华30年代为《时事晚报》等撰写国际述评，40年代为《新华日报》写国际评论，新中国成立后，他起草了大量外交文件、声明、讲话、公报。乔冠华的文章气势恢宏，富于战斗力。1963年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1970年的《五·二〇声明》，他在联大的历次发言等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之作。胡乔木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新闻战线。他为《解放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写了大量社论、评论，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批重要文件。1945年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50年开始参加编辑《毛选》，1951年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6年参加起草党的八大主要文件，1957年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入党宣言》的起草，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看这些文稿的名字，就足以想见乔木手中那支笔的分量。连周恩来都说，经我手的文件或文章，我一定要让乔木同志过目才放心。邓小平称他为“党内第一支笔”。乔冠华也曾不无感慨地说：“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
他们都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乔冠华1942年到重庆后，就一直跟随周恩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陪同周总理、陈老总出访国外，多次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对打开中美、中日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后，又是他连年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从外交部的普通干部一直到外交部长，他为新中国外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胡乔木由于陈伯达的推荐，1941年2月到毛主席身边，开始担任文化秘书，后担任政治秘书，长达25年之久。因而他所接触的都是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机密，他所起草的都是中央最重视、最迫切的文件、文稿和社论。1943年开始胡乔木就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1948年毛主席到达西柏坡后，提名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编委会主任委员，参加中央的集体办公会。集体办公会一般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1949年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后又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在党的八届一中会议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进入中央领导层，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副秘书长。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书记处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登上了他一生的政治顶峰。
此外，他们又都爱好诗词，爱写诗词。乔冠华往往饮酒作诗，胡乔木则自称“苏辛之徒”。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二人的书生气都太浓了。乔冠华在周恩来手下30余年，也不谙政治风云变幻。胡乔木担任毛主席政治秘书25年之久，几十年宦海风波没能把他“锤炼”出来，难怪毛泽东曾对柯庆施感叹：“乔木跟我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当然，二乔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乔冠华为人洒脱，恃才傲物、不拘小节，到处都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胡乔木一贯稳健、谨慎、谦虚。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位负责人邓力群曾说：“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由此可见一斑。
胡乔木与乔冠华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好朋友，他们彼此钦佩，常相往来。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那时，他正处于从政治巅峰跌入低谷的时期，门庭冷落。当天下午，胡乔木从外地发来了唁电：
柄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时
3.周公馆的干将
1941年底大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乔冠华被迫撤离，在1942年的秋天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陪都重庆，“到了勇士和诗人的故乡”。周恩来也在四年前从武汉迁至山城，领导统一战线工作。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会见了年轻的小才子。从这一刻开始，乔冠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他将毕生为之奋斗的艰辛道路。
周恩来和蔼可亲地询问了香港、广东的抗战形势以及乔冠华一路上的经历。最后亲切地叮嘱他要注意休息，检查治疗一下肠胃毛病，至于工作问题以后再说。
乔冠华被安排住在纯阳洞《新华日报》宿舍。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嘱咐张颖说，乔冠华刚从香港到重庆，生活条件比较差，平常多去看看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或要求，帮助解决一下。周恩来对每一个同志都关怀人微，考虑得十分周到。张颖把这当作任务，时不时买件衬衣或水果什么去看望看望。乔冠华就逐渐安顿下来了。
当时正赶上延安整风运动，重庆《新华日报》按照整风精神进行改版。周恩来一下子想到颇有些名气的“乔木”，就指派他担任《新华日报》编委，负责“国际述评”，每两周写一篇社论。这项工作原本是章汉夫执笔，他有了更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让乔冠华主编《群众周刊》，派左员、曾兴如作他的助手。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正是读了乔在《群众周刊》发表的文章，被那辩才滔滔、热情奔放，议论纵横、结构严谨，不带半句赘言所深深打动。周恩来十分喜爱和看重乔冠华的才能，于是嘱咐他多参加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活动。中共外事组是1939年由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成立的，它的前身是在武汉的中共国际宣传小组。外事组的组长是被称为不仅是周恩来的左右手，而且是他的耳朵和嘴巴的王炳南，主要成员还有才思敏捷、足智多谋的小个子男士陈家康，聪明机智、富有魅力的漂亮的女士龚澎。
乔冠华又干上了“老本行”，然而重庆要比香港情况复杂得多。他们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
如果说延安是照耀中国的闪闪红星，那么《新华日报》则是大后方黑雾中的一盏明灯。在重庆的这群共产党人像是被隔离的受迫害者，但他们确确实实构成了对国民党的威胁。他们宣传党的方针，宣传抗战，努力扩大统一战线。一次次的反共高潮使环境更加险恶，但他们仍本着惊人的团结精神和坚定信仰开展工作，就连周公馆的那只大公鸡也依然不时威武地站在内院的柴堆上喔喔地啼叫。
乔冠华的精力主要放在为《新华日报》写国际述评上。他又起了个新的笔名“于怀”。凭借他广博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知识，满腔热情地为反法西斯战争摇旗呐喊。在《条条道路通往罗马、柏林、东京》、《春潮》、《形势比人还强》、《人创造了形势》等国际时评中，乔冠华摆出种种事实道理，预言法西斯的丧钟正在敲响，高度评价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意义。这一时期的国际述评曾汇集成册，出了几本书：《形势逼人顽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
除了写作，乔冠华还要经常抽出时间去和美、英、法等外国记者打交道。周恩来是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的。乔向他们介绍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压制民主的黑暗统治，同时也收集国外的消息，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乔冠华不拘礼节的幽默感和“露着牙齿发出的爽朗笑声”使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合作也相当愉快。美国新闻处处长约翰、驻华大使高斯、文化参赞费正清等人都和他保持着联系，使他成为消息灵通人士，为写国际时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周恩来在重庆几乎为将来的外交部奠定了基础：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龚普生、龚澎，当然还有乔冠华。周恩来严谨认真，每天晚上都要在虎头岩《新华日报》社修改社论和文章，乔的评论也凝结着周恩来不少心血。
1943年4月，或许是工作劳累的缘故，乔冠华得了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入院开刀。周恩来十分关心，不仅亲往探视，还派人搞来当时最珍贵的盘尼西林（青霉素）。也许因祸得福，几个月后喜从天降，乔冠华结婚了。新娘就是天天去医院陪伴他的龚澎。
龚澎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同时又担当“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会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的角色，是重庆新闻界的风流人物。
龚膨原名维航，1914年生于日本横滨。19岁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她成长为一名学生运动领袖，在心中埋下革命的种子。1938年龚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短暂的政治学习之后，她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去接受炮火的洗礼。然而仅过了一年多，一纸调令将她从黄土高原调到大西南，来到周恩来的麾下。
这期间她曾有过一段短暂却幸福的婚姻。在太行山她遇到了有学识、有修养、对革命和爱情忠贞不渝的刘文华，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两人蜜月未满便劳燕分飞，龚澎奉调去了重庆。而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征战途中突患急病不及治疗，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太行之巅。龚澎闻讯悲痛万分，写了一篇感情至深的文章登在《新华日报》上纪念自己的战友和伴侣。
龚澎非常活跃，是个令人瞩目的人物。几乎所有在重庆的外国记者都与她有交情。直到多年以后，一谈起龚澎还是赞不绝口。龚澎极有才干，是天生的记者。她热情、沉着、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工作极其勤奋，深得周恩来赞赏和器重。美国评论员艾利克·塞伐莱德评价龚澎是一个真正坚强而又富有献身精神的人。爱泼斯坦也认为“她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她确实把延安的新鲜空气带到了沉闷、浑浊的雾都。
龚澎出色的表现和她的美貌使乔冠华暗中属意，乔因而也十分殷勤。龚澎以为乔冠华有才，但感觉他思想感情飘浮而不深沉。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两人互相有意，经过冯亦代、安娜的撮合，二人终成百年之好。周恩来十分高兴，称两位月老红娘做了件好事。毛泽东重庆谈判时见到这一对才子佳人、革命夫妻时，笑称他们“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革命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和谈中心也移到南京。周恩来带着章文晋、陈家康、龚澎、乔冠华四员大将住进了梅园新村。周恩来临行前在曾家岩50号举行的向文化界人士话别茶会上感叹：“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已经谈老了！乔冠华可能还没意识到，他的谈判生涯还没有真正开始，他又将要为之付出几个十年？
周恩来为和谈四处奔波，与马歇尔谈，与蒋介石谈。白天工作，晚上开会，还要对底下的工作进行指导。龚澎去了北平军调处，她是那儿惟一的女性，负责叶剑英与公众的联络。没多久军调处门可罗雀，她到了上海。在法租界马思南路107号，她三妹夫让出的一座小洋楼与周恩来和乔冠华汇合了。周恩来交给他们一个任务，除每日向国外和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新华社电讯稿外，办一个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西方国家对当时中国形势十分关注，而从国民党那里得不到任何起初的报道。《新华周刊》以其真实性、客观性受到外国新闻机构的欢迎。国民党恼羞成怒，撕掉假面具，在这份刊物刚出版第三期时，就无理勒令停刊，邮局不予寄出。
乔冠华每一两周组织一次时事座谈会，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戳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骗局，奉劝人们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与会者还有陈家康、姚臻、冯宾符、宦乡、金仲华等，胡风也偶尔光临。乔冠华参加次数并不多，但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1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内战不可避免。周恩来脱下漂亮的西服，重新穿上灰色棉衣，回到了延安枣园他的窑洞。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大部分回解放区，一部分未暴露又有掩护条件的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因工作需要去香港开辟新工作。乔冠华和龚澎告别了周恩来，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那是周恩来最好的监听站。
乔冠华作为职业革命者重回故地，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以前的基础荡然无存，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担任了中共香港分局委员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龚澎化名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在年底出版。香港成为解放区与海外联系的窗口。一大批来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给予他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乔冠华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宣传党的主张，帮助大家认清形势，站稳立场。
香港，在等待新中国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