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后的统治措施清朝迁入关内，在短短的十年里，基本上在全国范围稳定了清朝的统治，主要是满汉剥削阶级的合作，使清朝争取到了汉族地主对它的支持。
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和以范文程为首的汉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战术。进关前夕，多尔衮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言听计从。范文程告诉他，清朝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于是，清朝便提出了“灭流寇以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同时，清朝又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掠杀政策，不准杀无辜，不准抢财物，不准烧房子，宣布：“有抢汉人物者，即行处斩”；迎降者“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首倡内应者，城破后破格提升。
打到北京后，多尔衮又接受范文程等的建议，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派人保护明陵，宣布“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朱师監来归，还任以保定知府。范文程对多尔衮说：“治天下在得民心。知识分子是最优秀的民，得了他们的心，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多尔衮于是到孔庙去行礼，还规定：每年月、月，必须派官致祭。顺治年（1652年），顺治皇帝也亲自到孔庙去示奠，并拨了3万两银修庙。他们还组织明朝文人修《明史》、编儒书，通过《顺治大训》、《资政要览》之类，大力提倡忠、孝。
在攻心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给汉族地主定的政治、经济上的甜头。进关，它就宣布：取消明朝的加派，将辽饷、练饷、新饷、召买等等，通通免除；官员、退休官员、举人、贡监生员，都减免些赋税、徭役。清朝政府还帮汉族地主恢复旧业。政治上：清朝政府不仅规定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而且，使汉族官员表面上做到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命令：
内、外衙门的公章，律要铸有满、汉文字。顺治十年（1659年），政府更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管印，“不必分别满、汉”。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共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品，汉人是品，顺治十年（1658年）改为全是品。部尚书，起初，满人品，汉人品，顺治十年（1659年）也全改为正品了。顺治帝喜欢画画，还不时画了水牛或大臣们的像，赐给满、汉官员，鼓励他们同心效命。
多尔衮和顺治帝任用汉人，都是“邪正兼收”，不管谁是东林党还是宦党。对于他们的毛病，袒护得也较彻底，有时甚至斥弹劾者为“陷害忠良”。宦党骨干冯铨，清朝入关就被录用，官至礼部尚书。第年，御史吴达告他的状，说他是魏忠贤的干儿，揽权受贿，多尔衮压而不发。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也说：“国家用人，着眼于叫他立功，而不是叫他再犯错误。……（冯铨）本来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且博通典故、熟悉政事，因此特地召用，以使他自新。”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学士，第年加了“少师”衔，顺治十年（1659年），还以太保、中和殿大学士衔养老。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叫洪承畴经略江南时，也明确指示：“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吏、兵部不得掣肘！”因此，洪承畴随军南下、攻城劝降、含辛受骂，非常积极。洪承畴派人迎母于闽，母至，见承畴而大怒，操杖击之，说：“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么？我打死你，为天下除害！”随后买船又南归福建了。但是，由于清廷的信任，洪承畴干到双眼几乎失明，只得了个等轻车都尉的衔，也没有怨言。
为了联络满、汉地主的阶级感情，顺治年（1648年），多尔衮还决定：自后允许满、汉官民通婚。顺治帝亲政后，还将皇太极的第十女，嫁给了吴桂的长子吴应熊。
汉族地主、官僚，受到清朝的重视，个个当然乐于效命。顺天巡抚宋双，杀了农民军首领黄锭降清后，上了“治平策”（上崇祯庙号、禁革加派、广罗人才）；工科给事中朱鼎盤提出“轻徭薄赋”；曹溶和龚鼎孳则建议开科取士，以收“民”望。
果然，顺治年（1645年），清朝开科取士。官荫利禄，进步冲淡了许多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吸引他们加入了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这年，乡试的结果，取了士子1534人。正常开科（年次）之外，朝廷还决定加科，加科之外，又举博学鸿儒，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于是，大多数士大夫，都扑进了清朝的怀抱。
不过，拒绝征辟、誓死不仕清朝的，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类人，也还有些。其社会影响和活动能量，亦确乎不小。顺治十年（1661年），江苏吴县知县任维初滥施刑法、贪贿浮征，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18人，下子就煽动了千数人，借顺治帝死耗传到苏州，便聚集在文庙大哭大闹，并向府堂进呈揭帖。巡抚朱国治报告朝廷，朝廷立派叶尼的纠，将士子们凌迟处死。
康熙亲政康熙大帝，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玄烨继位，是为清圣祖。第年改年号为康熙。
康熙登基时年仅8岁，按顺治的遗诏，由位功高望重的满族大臣辅政。其中有鳌拜，他为人跋扈，独揽大权，专断朝政。康熙16岁开始亲自执政，可鳌拜目无君王，势力已成。
有次，另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与鳌拜政见不合，发生争执。鳌拜竟利用党羽罗织罪名，诬陷苏克萨哈，强要康熙诏准将其处死。康熙虽年幼，却聪慧明察，不肯批准。鳌拜竟然举拳头、捋袖子，大闹大吵起来。康熙也只好忍让着。后鳌拜矫诏把苏克萨哈处死了。
鳌拜专横，日甚日。
有天，鳌拜托病不朝，反叫皇帝到他家中去看望他，康熙去了。鳌拜见康熙进门来，按床席，精神紧张，脸色变了。护驾的侍从急向前去，揭开床席搜出把明晃晃的刀来。
侍卫们拔刀出鞘，气氛紧张起来。康熙早把这切看在眼里，却故意风趣地说：“刀不离身，这是满洲的传统啊！”这说给鳌拜解了围，气氛缓解了。
可是，康熙从此决心剪除鳌拜。
不久，康熙亲自挑选了批贵族少年做自己的侍卫，还经常和他们在御花园里摔跤，练把式。鳌拜常常被召入宫议事，也常见他们角力，心想小皇帝贪耍，并不在意。有天，他又被召入宫，刚进宫门，只听声令下，那群少年蜂拥而上，将他按倒捆绑了起来。
当他清醒过来，已被投入大牢。
康熙将鳌拜抓起来，下令调查鳌拜的罪恶，而后交付执法机关审判。鳌拜被判处死刑，可他请求自己向皇帝面诉。康熙接见了鳌拜。鳌拜并不申辩，却脱下衣服，露出身上斑斑的伤疤。康熙知道，那是鳌拜当年在战场上搭救祖父清太宗皇太极时留下的，因而从轻发落，只将他革职拘禁，并清除了鳌拜的党羽。
从此，康熙才得以亲自执掌朝政大权。
平定藩清廷进入北京后，为尽快统中国，采取了以汉治汉的政策，大量起用明朝降将。
早在清军入关前即降清的吴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人，因在消灭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先后被清廷封王：吴桂为平西王，孔有德为定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后来，孔有德父子在桂林与南明军作战时兵败身死，无子继爵，所封王只剩个。康熙元年，清廷为稳定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形势，命吴桂、尚可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分别镇守云南、广东、福建，并称藩。此后，藩各拥重兵，权势急剧膨胀。他们所在地区的官吏要受其节制；任命官吏、将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使用经费、军饷，户部不得查核；就是对朝廷的旨谕，也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样，清廷与藩的矛盾日益严重。康熙帝亲政后，即将处理藩当作朝廷的件大事之，写成条幅悬子宫柱上，决意待机撤藩。
康熙十年（1673年）月，康熙帝借尚可喜向朝廷提出告老回乡，由子尚之信袭爵驻镇之机，以广东已平定，宗族父子不必分离为由，诏令尚藩官兵及其家属全部撤回辽东。吴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得知此讯，非常不安。为试探朝廷的撤藩决心，他们分别于月日和月日提出撤藩请求。清廷多数大臣担心撤藩会引起时局动乱，主张勿撤。康熙认为，吴桂等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毅然下令撤藩。并命礼部侍郎折尔肯等大臣分赴云南、广东、福建，办理撤藩事宜。吴桂接到撤藩诏书，不禁大怒，决心举兵谋反。十月十日，吴桂杀死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吴国治，扣留了朝廷使臣折尔肯等，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传檄天下，宣布反清复明。
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康熙帝审时度势，制定出剿抚兼施，各个击破，先除两翼，再攻湖南的作战方针。为集中打击吴桂，康熙帝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藩；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刑部尚书莫洛分赴荆州、陕西，阻击吴军由湖南和川北上；又命内大臣希尔根领兵赴广西，切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初步扼制了吴军的攻势。同时又用招抚手段分化吴桂内部，康熙十年月，吴桂的养子王辅臣率众归降。康熙帝恢复王辅臣官职，并加授太子太保，鼓励他立功赎罪。
与此同时，康熙帝又将东翼战场的耿精忠定为剿抚重点，认为他与吴桂不同，吴桂是背恩反叛，而耿精忠从叛则是无知。因此，康熙帝将吴桂的儿子、孙子处死时，对耿精忠的几个弟弟并未加罪。令大将军杰书在闽浙前线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前往招抚。
耿精忠归降后，广东尚之信也开始动摇。他发现吴桂对自己并不信任，便向扬威大将军喇布请降。康熙帝免其罪，准其袭平南王位。吴桂闻广东有变，急令部将马宝、胡国柱由湖南攻粤，尚之信率军顽强抵抗。江西清军及时赶到，大破吴军，广东遂平。
在剪除两翼的同时，康熙帝坚持派主力对付叛军的中坚吴桂军。康熙十年，他命大将军岳乐从江西进攻湖南，不久即克萍乡、醴陵、浏阳，直逼长沙。吴桂亲率主力由湖北松滋回援长沙，清军被迫退回江北。康熙十年月，清军围攻长沙未克。吴桂为摆脱面被围的困境，率军退往衡州、宜章。康熙命征南将军穆占进攻衡州，堵住吴军的后路。吴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于康熙十年月十日在衡州称帝，建元昭武，立国号周。月十日，吴桂病卒，其孙吴世王番继位。为打破战场上的僵局，安亲王岳乐采纳降清的原吴军水师将领林兴珠的意见，由水陆两路夹攻岳州。康熙十年正月，清军收复岳州，吴军退往云贵。
康熙十年十月，清军兵分路，由湖南、川、广西进攻云贵。次年十月，由湖南进入贵州的路清军由大将军彰泰率领攻占贵阳，吴世王番逃往昆明。康熙十年月，由广西进入贵州的路清军，由大将军赖塔率领，连克安隆所（今贵州省安龙）、黄草坝（今贵州省兴义），与彰泰军会师于云南曲靖。随后两路大军进逼昆明，在城外归化寺扎营。月十日，吴世王番派部将胡国柄率兵数万，列象阵于昆明城外迎战清军。清军勇猛出击，大破相阵，斩吴将胡国柄、刘起龙等多员，继而合围昆明。吴世王番急令大将马宝由川回援昆明。与马宝交战的清军将领赵良栋等乘势追击，会同清都统希福军在乌木山歼灭马宝军。月，赵良栋率该部清军由川进入云南，与其他两路清军合师于昆明城下。从十月日起，清军开始日夜攻城。先后攻克银锭山、重关、太平桥、玉皇阁等重要据点。吴世王番大惊，急率兵出城应战，又被击败。吴军粮尽弹绝，人心动摇，已无斗志。十日，吴将余从龙、吴成鳌出城投降。清军得知城中虚实，加紧面攻城。
十日夜，吴世王番服毒自尽。十日，吴将钱纟或率众开城投降。至此，历时年的藩之乱被彻底平定。
澎湖海战和统台湾澎湖岛，位于中国台湾海峡东南部，是大陆至台湾的必经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清顺治十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即将澎湖作为抗清复明的前哨阵地。
康熙元年，清军消灭了南明最后个政权——永历政权后，为完成统中国的大业，便将战略重点逐步转移到收复台湾上来。但由于当时清军水师比较薄弱，加之连年进行统大陆的战争，军费开支大，财政困难，对台湾郑氏集团的割据时无能为力。
于是，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省居民迁入内地，禁止渔船、商船出海，以断绝沿海百姓对郑氏集团的联系和支援。迁界、禁海虽给郑军带来定困难，但也使清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为此，清廷转而采取积极招抚，先抚后战的策略。
康熙元年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发生火并。清廷乘机派人招抚郑经。与此同时，又派兵相继收复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省重要据点。这次招抚虽未成功，但对于瓦解郑氏派驻沿海诸岛的守军却起到了重要作用，郑军先后有数万人来归。康熙十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人，就率所部2万余人和300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水师奠定了基础。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台湾的战略主动权。
康熙十年月，郑经病故，内部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郑经长子克盦，立次子克土爽继位，内部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取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同年月发布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随后，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
郑克土爽闻知施琅奉命征台，非常紧张。恰巧破获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务情况的密信，才知道清军攻台的重点。遂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200余艘，水、步兵2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牛心湾、角山、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在牛心湾，指挥作战。为麻痹郑军，施琅先是声称要利用北风进攻台湾，至十月又称北风太硬，不便进军，令各部仍回原地待命。
康熙十年月十日，施琅率各种战船230余艘，官兵2万余人，由铜山直扑澎湖。澎湖海面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火蔽天，咫尺莫辨。战至下午，南风大作。
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的船，锐不可当。郑军拼力死战，但势穷难支，经过整天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190艘，歼1.7万余人，而清军仅亡329人，伤1800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只得率残部从北面吼门突围，逃回台湾。郑军主力自此全部覆没。
清军攻占澎湖，为攻取台湾铺平了道路。郑克土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月十日，康熙帝对台湾投诚人员颁行赦诏。月十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清朝统台湾的事业至此完成。
雅克萨之战正当清朝举国进攻明朝，中国国内很乱的时候，俄国侵略者却闯进了满族的故乡、清朝祖宗的发祥地之——黑龙江流域。
不甘屈服的黑龙江各族人民，始终对沙俄侵略者进行着英勇的反抗。清政府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从顺治年（1652年）到康熙皇帝亲政之前，规模较大的也有7次之多。这些战斗，虽曾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并使其渐在黑龙江下游敛迹，但却未能剪除雅克萨和尼布楚的盘踞者，他们的捣乱仍很猖狂。
为了彻底驱逐侵略者，康熙皇帝进行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工作。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十年（1682年），他两次巡幸东北。第次东巡后，即派郎谈等以打猎为名，对雅克萨的俄军进行侦察，随后派萨布素等在额苏里和新、旧瑷珲驻兵屯田。康熙十年（1683年）十月，又命萨布素为驻守黑龙江等地将军。他还派遣大员到吉林督造战舰和运粮船，开辟由辽河、松花江到黑龙江的水陆联合运输线，开设从吉林到瑷珲、从墨尔根（今嫩江）到雅克萨的驿站，筹措大军需用的军粮和牛羊等。
康熙十年（1685年）月十日，郎谈、萨布素等率领的大军，开到雅克萨附近。十日，派俄俘进城晓谕，盘踞雅克萨的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还是不肯撤走，清军才于十日夜里，对雅克萨进行了包围：东南是战船，城南是步兵，城北是红衣大炮，城东城西是神威将军大炮，城上游则埋伏了骑兵和藤牌兵。
盘踞在尼布楚的侵略者，派了100名援军，坐了木筏乘流而下，前来增援，銮仪使侯林兴珠立即率领藤牌兵截击。藤牌兵们个个脱了衣服，跳入水中，头上举着藤牌，手里拎着砍刀，潜到筏边，见人就砍，俄军顿时就被砍死30多人，还被活捉了10多个。而这藤牌，无论双层或单层的，里面都夹着或贴着丝绵，俄军的火枪打不透，因此，只得惊呼着“大帽鞑子来啦”，逃回尼布楚去。
被围在雅克萨的托尔布津，强迫军役人员、商人、猎人“出击”，也被清军击败。
月十日黎明，清军的大炮开始轰击了。炮弹，轻的每颗十来斤沉，重的每颗重十斤，威力很大，顿时打得敌人塔楼、城堡、教堂、钟楼、店铺和粮库全都起火，头天就损失了100多人。有两个神父，个叫叶尔莫根，个叫伊凡诺夫，最初曾鼓动俄军反击，现在，反倒带头鼓动托尔布津出城投降了。
月日，在雅克萨盘踞了40多年的俄国侵略者，终于打着白旗向清军投降！月十日，托尔布津稽颡而去。中国的第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然而，托尔布津回到尼布楚后的第5天，即月十日，又派了70个兵卒来雅克萨侦察。13天后，盘踞尼布禁的俄军头闻报清军已撤、庄稼无恙，又打发托尔布津和林顿重来侵占雅克萨。托尔布津和林顿带了671人，5门铜炮、3门铁炮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在被清军摧毁的城堡稍下面点的地方又重筑了座“设有全套防御工事”的城堡。
康熙十年（1686年）春，他们强种了粮食，还窜扰了呼玛河及其支流，袭击了清军支由40人组成的侦察队，打死了其中的30人。
月十日，清军被迫再次包围雅克萨，晓谕托尔布津撤走。托尔布津不但不撤，反而首先开炮遥击清军，连续4次出城，与清军打了4天4夜。清军把他们杀回城中，炮兵又进行了还击。托尔布津在塔楼指挥，被清军炮打断左腿，4天后，死掉了。林顿指挥俄军反冲锋，也被击退。俄军与清军交手，就死了130多人；而到十月，城中就只剩下150人，而且不少是得了败血症的，能站岗放哨者不过45人了。林顿本人也受了伤，他向尼布楚报告：“目前，我和哥萨克们生活在恶臭的横尸当中，大人，……即使现在允许安葬，也已无人筹划此事。”
《中俄恰克图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保证了中俄东段边境的和平和安宁，但是，条约签订以后不久，沙皇彼得世亲政，就不仅向土耳其、瑞典、波兰开战，争夺从顿河到黑海的通道，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抢占西方邻国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叫嚷“俄人必于黑龙江口大洋之面建立都府”，并且，在中俄边界的中段，继续攻占和蚕食我蒙古地区，隐匿我北部边境逃入。
因此，康熙皇帝曾令朝臣多次向俄国政府抗议，并提出明确划分中俄中段边界的要求。
雍正年（1725年）月，彼得世害天花病死了，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世即位。
叶卡捷琳娜世上台，便派经商多年而且富于政治、外交经验的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领了大队人马，以祝贺雍正皇帝登基为名，前来要求恢复贸易、缔结通商条约。并企图使清政府答应给俄国些特权、使其对我蒙古地区领土的侵占合法化。
萨瓦·乌拉的思拉维赤带了1500名卫队，总共2000人，在来北京的途中，还频频与葛尔丹部叛乱势力联系，鼓励他们的叛乱，妄图借助叛乱对清朝政府进行要挟；他也多次派人跟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巴多明联系，叫他每天提供些关于清朝政府对谈判、平叛和传教士的态度的情报；他更大肆收留中国逃入，南移恰克图和楚库河支流的岗哨，力争在谈判、划界前尽量多占些中国土地。来到北京之后，他面以攻为守，反诬中国收留俄国逃入，叫嚣要收复俄国因签订《尼布楚条约》而“丧失”的黑龙江土地，面却用小恩小惠拉拢大学士马齐，叫他提供情报，包括中国谈判代表的性格等等。
雍正年（1727年）月日，谈判改在离恰克图10多公里的布尔河边进行。清朝派去谈判的首席代表是隆科多。
月十日，隆科多以私抄玉牒案被撤回囚禁于畅春园，中国方面实际上的首席代表是策凌。策凌和格、图理琛起，又跟萨瓦、郎格等谈了个月零天，才在月十日，跟俄使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
《布连斯奇条约》，用满、蒙、俄和拉丁种文字缮写，规定：以恰克图与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个鄂博为起点，由此向东，至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伊岭，北部给俄国，南部仍属中国。但在具体划勘时，俄国又多划了不少地方。
雍正年（1728年）月十日，两国使臣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有满、俄、拉丁种文本，它对中俄中段边界作了与《布连斯奇条约》相同的规定，但它重申：乌第河流域仍是待议区。它还规定：恰克图为两国贸易商埠，此外，俄商年可来北京贸易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中国允许在北京俄罗斯使馆内建造东正教堂，并接受俄国学生来中国学习；双方对逃犯、越境行窃和杀人犯，均须严拿治罪，等等。
《恰克图条约》，使俄国得到了比《尼布楚条约》更多的利益。
尽管如此，《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毕竟实现了康熙皇帝时未能实现的愿望，明确地划定了中俄边境中段的疆界，遏止了俄国自清初以来对我外蒙北疆的侵略势头，同时也使我国北部边境的贸易定程度地活跃起来。内地许多商人纷纷北上，到恰克图带向俄国商人贩卖烟草、茶叶和绸缎等等，使恰克图这个地区，成了百货云集、市肆喧阗的繁复之区，直到咸丰年（1858年）《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为通商口岸之后，才逐渐衰落下来。
乌兰布通之战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大部：在今内蒙古地区为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地区为漠北喀尔喀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带的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卫拉特蒙古分为部，部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明末清初，该部首领巴图尔珲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特部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部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迁居青海，并向清朝纳贡称臣。巴图尔珲死后，准噶尔内部动乱不已，直到康熙十年，在西藏学习佛教的巴图尔珲第子葛尔丹返回伊犁（今新疆自治区伊宁市西），击败所有政敌，自立为汗，才使准噶尔内乱平息。
葛尔丹上台不久，就积极向周围扩张。康熙十年，葛尔丹以武力先后吞并了杜尔伯特部、辉特部（土尔扈特部余部）和和硕特部。第年，又利用新疆回部伊斯兰教两大派系为争夺教权而相互残杀的机会，率部由伊犁南逾天山，攻占了整个天山南路地区。
随后，又在沙俄的支持下，与沙俄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的行动相呼应，向东进犯并吞并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康熙帝立即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前去安置救济。并敕谕葛尔丹，令其尽释前仇，罢兵西归，退还喀尔喀部牧地。此时，噶尔丹已头脑发胀，对康熙帝的诏书根本不予理睬，反而遣使请沙俄为其举兵南下提供支援。
为打击噶尔丹的嚣张气焰，康熙帝决定出兵征战噶尔丹。并在出兵前，召见沙俄驻京使节，警告沙俄不得支持噶尔丹。又趁噶尔丹率主力远征，后方空虚之机，帮助逃亡在吐鲁番的噶尔丹的侄子策妄路拉布坦返回伊犁掌权，册封其为准噶尔新汗，断绝噶尔丹的后路。
月日，清廷发兵10万，采取分进合击的方略，康熙帝亲临博洛和屯（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南）指挥，后因病于月十日返京，令福全统领全军。由于左路清军在途中更换副将，耽误了数天，致使右路军时孤军深入。右路清军在乌珠穆沁和克什克腾旗交界的地方首先与准噶尔军相遇。准噶尔军兵锋正锐，右路清军接战不利，向南退却。噶尔丹乘势挥军长驱南进，渡过沙拉木伦河，抢先占据乌兰布通山峰，距抵达吐力埂河的左路清军仅30里。康熙帝得报，急令右路清军停止南撤，令其速与左路清军会合，合击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又派左路清军新任副将康亲王杰书率部兵力西进至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截断噶尔丹西退的道路。
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之西，北面靠山，南临英金河，地势险要。噶尔丹军被左路清军阻截于英金河北，左翼又遭到右路清军的威胁。于是，噶尔丹于月日指挥部队，利用山坡有利地形，背山面水设置了“驼阵”（亦称“驼城”），即将万余头骆驼，腿捆住，使之卧倒在地，驼背上用木箱叠成矮墙，再盖上湿毛毡，环列成条如同城栅的“驼城”防线。兵士们可依托箱垛放枪射箭，兼施钩矛，使防御处于有利的态势。这天上午，清军的火器队在前，步骑兵在后，隔河布阵，随即向“驼城”进击。由于噶尔丹军有骆驼作掩护，清军以火统、弓箭仰攻无效，而清军又无处蔽体，伤亡甚众，左路军参赞佟国纲、前锋参将格斯泰、前锋铳领迈图战死。
正当清军破阵失利之时，炮兵将领费扬古奉命率京师旗炮兵营及数百门红衣大炮、冲天炮、连珠铳等火器赶到。大将军福全命将各炮列于英金河河滩，猛轰“驼阵”。
从中午至傍晚，将噶尔丹设置“驼阵”的骆驼大部击毙，随即命清军渡河进击，以步兵从正面发起冲击，以骑兵从左翼迂回山腰侧击。噶尔丹军失去屏障，阵脚大乱，仓皇溃散，死伤严重。噶尔丹只得率余部退守山顶。因天黑地险，清军暂收兵回营。
次日，噶尔丹面率军北撤，面派西藏喇嘛济隆向清军乞和，并派人捎信给福全，向清廷请罪，发誓永不犯边。福全轻信了噶尔丹的誓言，令清军停止进攻，使噶尔丹得以逃脱。数日后，福全接到康熙帝关于迅速追击的诏令时，追击已经来不及了。噶尔丹率余部越大漠北逃，路因疲惫饥饿死者甚多，至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格朗图）时仅余数千人。
昭莫多之战噶尔丹自康熙十年在乌兰布通战败后，虽曾向清廷认罪立誓，上书请降，但反叛之心并未改变。不久又在科布多（在今蒙古国西部）集合旧部，并向沙俄乞援，企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为防范噶尔丹再度来犯，康熙帝调整了北疆的兵力部署，加强各边境重镇的守备力量。
康熙十年月，噶尔丹率骑兵3万，攻入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随后沿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境内）东下，进抵巴颜乌兰（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克鲁伦河上游）。扬言过冬后，将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大举内犯。在这种形势下，康熙帝决定再次亲征噶尔丹。
康熙十年月，他下令发兵10万，分东、中、西路进击。
月初，中路清军经过近60天的艰苦行程，经科图（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继续前进，逐渐逼近噶尔丹军。而西路军由于沿途草地多为噶尔丹焚毁，不得不绕道而行。
因此，行军速度赶不上中路军。东路军也因山高路远未能如期到达预定地点，这就形成了中路军孤军突进的不利态势。
面对些大臣提出的后撤主张，康熙帝指出，中路军后撤，势必危及西路军和整个战局。为此，他决定中路清军继续前进，并将军队分为两路，拟对噶尔丹军实施夹击。
噶尔丹没想到清军来得这样快，更没想到康熙帝会御驾亲征。当他在北孟纳兰山远远看见康熙的御营和连绵的清军营寨，不禁大为震惊，于是，下令全军将庐帐、器械全部抛弃，乘夜西逃。噶尔丹军在清军追击下，路向西逃去，许多老弱和辎重被迫遗弃，至特勒尔济（今乌兰巴托东南）时，兵力仅剩万余人。
西路军主将费扬古接到康熙帝密令后，得知皇上已至克鲁伦河，倍受激励，率军昼夜奔驰，于月十日抵达土拉河上游昭莫多，距噶尔丹军30里处扎营。昭莫多是座长满密林的小山，面靠河，是设伏的理想地形。他命部兵力在昭莫多东侧依山列阵，部兵力依托土拉河布置防御，将骑兵主力隐蔽在对面山上的密林中，以部将孙思克率步兵扼守山顶。随后，他先派400骑兵到噶尔丹军驻地挑战，诱其入伏。
噶尔丹见清军败退，即率万余骑兵追赶。进至昭莫多后，便向清军控制的山头发起猛攻。清军居高临下，以弓箭、子母炮还击，并不断发起反击。双方激战整天，噶尔丹军伤亡甚众，但仍不退兵。费扬古据高看到噶尔丹军后阵始终未动，料定必是家眷、辎重所在，就命令骑兵迂回至后阵袭击。噶尔丹军顿时大乱，山上的清军乘势发起反击。
在清军的两面夹击下，噶尔丹军被斩杀3000余人，大败而逃。清军连夜追击30余里，俘获人畜无数，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不久，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
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
和通泊之战雍正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帝令其将叛乱兵败逃匿准噶尔的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交出，噶尔丹策零拒不从命，并屡次发兵攻打清军在新疆的戍卒和喀尔喀蒙古。雍正帝见噶尔丹策零势力迅速扩大，担心其大搞分裂，贻害国家，遂于雍正年月决定发兵征伐。命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率清兵及蒙古诸部兵2.3万为北路军，进驻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川陕清军为西路军，进驻巴里坤（今新疆自治区镇西县），定于第年会攻准噶尔部首领驻地伊犁。
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廷出兵的消息，立即遣使来到岳钟琪军前，诡称愿将罗卜藏丹津交出，乞求和平。雍正帝以为其真有诚意，允其所请，下令暂时停止进兵，并召傅尔丹和岳钟琪回京议事，以川提督纪成斌和副将军巴赛分别代管西、北两路军务。不久噶尔丹策零发起攻势，清廷方知噶尔丹策零的求和不过是缓兵之计，急令傅尔丹、岳钟琪速返各自营地，准备迎战噶尔丹策零军。
噶尔丹策零知岳钟琪英勇善战，难与匹敌，于是，便选择有勇无谋的傅尔丹作为攻击的对象。
噶尔丹策零以诱敌深入的战术诱使傅尔丹上当，傅尔丹不知其谋，轻率冒进，于雍正年月下旬在和通泊陷入噶尔丹策零军的重围。傅尔丹督兵左冲右突，日夜奋战，方突出重围。然后收拢起残兵4000人，结成方营，且战且退。准噶尔军紧追不舍，后卫将领达福为掩护大部队后撤，率部与敌激战阵亡。傅尔丹率部渡哈尔哈纳河后，兵分两路返营。副将巴赛所率路军被准噶尔军追上歼灭，傅尔丹所率2000人侥幸于月初返回科布多。
此战，清军死伤惨重，被俘近万人。当北路清军被围时，岳钟琪见驰援已来不及，乃派副将军纪成斌率兵西攻乌鲁木齐，企图以分敌势，但因噶尔丹策零迅速击败北路清军后回援，未能起到牵制作用。
光显寺之战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泊大败清军后，于雍正年月，又令大、小策零敦多布和多尔济巴丹统兵3万东侵喀尔喀蒙古。结果遭受清军伏击，无功而返。
噶尔丹策零不甘心失败，面挑拨喀尔喀与清廷的关系，面伺机派兵攻掠。清廷鉴于察罕庾尔兵营偏北势孤，难以阻挡准噶尔军沿阿尔泰山南麓东犯，遂于拜达里克河、推河及翁金河（河均在音诺颜境内）畔，各筑城驻兵，与察罕庾尔兵营互为犄角，控制阿尔泰山南麓的交通要道。同时，将不能胜任大将军之职的马尔赛改授绥远将军，从归化移防拜达里克城（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西），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驻科布多，命顺承亲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统辖北路清军。
雍正十年月，锡保得知噶尔丹策零将率兵3万来犯阿尔泰的消息，为防敌分兵进犯，遂采用分兵扼守、待机而动的战术，在光显寺设下埋伏。两军交锋未几，清军佯败，弃甲沿河而走。噶尔丹策零不知是计，挥军追击，待准噶尔军进入谷地后，伏兵突然从山上和背后杀出。准噶尔军3万人马被压制在峡谷中，无法展开，你拥我挤，乱作团。
在清军猛烈攻击下，准噶尔军被歼2万余，其中半数被击杀。不少准噶尔兵欲渡河逃生，又遭对岸清军半渡而击，溺死者甚众。噶尔丹策零仅率少数残兵突围向西逃去，并尽弃牲畜辎重堵塞道路，迟滞清军的追击。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变动迭起，最后达瓦齐乘机夺位自立，但属下多叛乱，纷纷归降清朝。1755年，清政府分兵两路直捣伊犁，达瓦齐兵败被俘、解送京师。
1756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孙阿睦尔撒纳因“专制西域”野心未能得逞，又据伊犁发动叛乱。次年，清政府派兵进讨，阿睦尔撒纳逃入沙皇俄国患痘病死，在清政府再交涉下，沙俄只得将其尸首交还清朝。至此，准噶尔部上层叛乱被彻底平息，清政府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战康熙十年（1680年），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统治回部后，为加强对宗教信仰不同的回部的统治，将其宗教领袖作为人质先后拘禁于伊犁。乾隆十年（1755年）月，清军平息准噶尔部叛乱，攻克伊犁，准噶尔叛乱贵族首领达瓦齐被俘，即释放了被拘押在伊犁的大和卓木（波罗尼特）和其弟小和卓木（霍吉占）。让大和卓木返回南疆，统辖各部回民；让小和卓木留在伊犁，统辖当地回人。
然而，大、小和卓木并没有因此感恩于清廷，相反，却打算利用地僻路险，清军出兵艰难等客观条件，积极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次年，小和卓木参与卫拉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叛乱，兵败逃至叶尔羌城（今新疆自治区莎车县城东），随即宣告回部脱离清廷而独立，自称巴图尔汗，并传檄回部各城。
乾隆十年正月，乾隆帝正式下达了进军回疆，平息叛乱的命令。月，清廷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万人从吐鲁番西进，由焉耆、轮台，西攻库车。库车是南疆的门户。
大、小和卓木闻知库车被围，立即从阿克苏率鸟枪兵数千东越沙漠，前往增援。月十日，其先头部队千余人在库车以东的雅卡阿里克与清军遭遇，被悉数歼灭。清军乘胜进击，又在鄂根河边击败叛军，杀其200人，使1600人被逼溺死水中，并截断其余叛军归路。大、小和卓木只得率残部乘隙冲入城中，势成瓮中之鳖。由于靖逆将军雅哈善和副都统顺德纳再贻误时机，大小和卓木得以乘夜出逃。兆惠决定先消灭城外之敌，于是，派兵从东西两面夹击沟下伏兵，自率中军向前冲击。首战即夺其高台，将回兵击退城中。小和卓木见况，次指挥骑兵出城争夺有利地形，次均被击败，只好据城坚守。兆惠自知清军人数较少，无力攻城，即在城东黑水（叶尔羌河）对岸筑垒为营，又派副都统爱隆阿率部兵力前往堵截喀什噶尔方向的敌援兵，派部兵力往城南沿途要隘关卡设伏。
十月十日，为补充军需，兆惠留少数兵力守黑水营，自率官兵千余人欲渡河袭击小和卓木英峨奇盘山牧场。不料，当他率500官兵刚过河，河桥突然断落，将清军截为两部。这时城内叛军两万人乘机出城猛扑过来。在异常不利的形势下，清军奋勇应战，击退多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而陷入重围。兆惠见对岸清军无法相救，只得命清军且战且退，浮水回营。在激战中，清军杀死回兵多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总兵高天喜等百余名将士战死，兆惠本人也多处负伤。兆惠率残部突围后，只得退守黑水营，并向驻乌鲁木齐的定边副将军富德求救。
大、小和卓木乘势率叛军万余人将黑水营团团包围。清军坚守3个月，伤亡甚众，但叛军始终未能拿下黑水营。
清将富德得知兆惠被围，纳木札兰战死，急率所部3500余人，从乌鲁木齐冒雪赴援。
大、小和卓木闻知救援清兵将至，面集中主力猛攻被围的兆惠营寨，面亲率5000精骑迎击救援清兵。当富德率援军进至距黑水营20里的盖麦堤时，与前来阻截的叛军发生激战。兆惠在营中见叛军攻势日减，又听到北边炮响，知援兵已到，立即发起反击。与援军内外夹攻，终于击破敌围。随后，清军撤出黑水营，北返阿克苏，等待后续援军。
同年月，新疆各地清军大都集中于阿克苏。兆惠决定分兵两路前往平叛。富德率骑兵1.5万由和阗取叶尔羌，自率兵2万围攻喀什噶尔。这时大、小和卓木均在叶尔羌城，听说清军分两路来攻，所到之处皆不战而降，知大势已去，无心再战。仓皇率回兵万余，携家眷财物，弃城南逃。清军路追击，擒杀甚众。叛军纷纷请降。大、小和卓木见众叛亲离，只好率少数亲信逃往巴达克山国。巴达克山国国王迫于清军压力，又恐大、小和卓木袭夺其国，遂将大、小和卓木擒杀。至此，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战取得最后胜利。
平定张格尔叛乱张格尔，本叫志汗吉尔，是乾隆时被镇压的叛乱头子大和卓木布那敦的第个孙子，从小在浩罕国长大。那时，英国殖民者已经占领西亚各国，因此，张格尔自幼受到英国殖民者的训练。英国屡欲通商，“天朝”不肯大开宗门，于是，唆使张格尔反清，妄图从新疆南部获得地盘；浩罕国王也想向东发展，得到南疆些地方；张格尔则想为祖宗复仇，于是方勾结很紧，蠢蠢欲动。恰好嘉庆末年，清朝派驻南疆各城的统领大臣，与士官们横征暴敛、无恶无作，驻在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更是怂家丁大肆苛索，并出渔猎女子，因此，南疆人民怨声载道。于是，素以“诵经祈福”活动于南疆各地人民中的张格尔，在英国、浩罕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利用了人民对清朝驻将统治的不满，在嘉庆十年（1820年）据那林河源发动了叛乱，攻打喀什噶尔边境。
道光年（1826年）月，张格尔的叛军攻到喀什噶尔附近，清军统帅庆祥命军士500去偷袭，被张侦知，张避其锋而绝其后路，然后，前后夹击，举将清军歼灭，进围喀什噶尔城。城中清军粮秣已尽，煮皮革充饥，坚持到月，到底被张格尔攻破了城，庆祥自缢而死。张格尔在浩罕军的支持下，不久，又攻下英吉沙尔、叶尔羌（萨车县东）以及和阗。但是，张格尔在喀什噶尔城不仅杀了守兵6000人，而且大杀黑山党人，又大毁官厅民房，因而，南疆人民已经开始识破了他的野心，不甚积极支持他了。他和浩罕国军，也因为分赃之事发生了矛盾，浩罕的万人大军也已撤走。而清朝派出的长龄（扬威将军）、杨遇春（陕甘总督）、武隆阿（山东巡抚）以及提督杨芳等率领的2.2万步、骑大军，却在道光年（1827年）月日从阿克苏城向他扑来了。
月十日，清军大败张格尔于洋阿巴特沙漠。十日，十日，清军又连续在纱布都尔苇湖树林地带，和浑河北岸大败张格尔叛军。张的外甥和浩罕的两员将领被擒。清军于月十日收复喀什噶尔城，随后又收复了莫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张格尔西逃。
张格尔仅率30骑西逃，被布鲁特部落诱擒以献。
道光十年（1830年），浩罕国不仅拒不遣送张格尔的眷属，而且，派将官扶植张格尔之兄摩诃末玉素普率领逃亡人等前来捣乱，清将麻痹，因而，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被围，第年方解。
道光十年（1847年），张格尔的子弟加他汉等又发动叛乱，未几，也被平定。
清政府统天山南北两端以后，于天山北路的伊犁设将军、乌鲁木齐设都统，巴里坤设领队大臣、率兵驻守。于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节制各城。各城设立别克，由维吾尔人担任，伯克俱照内地官制，不准世袭。天山南北诸机构及各地诸军总隶于伊犁将军。这样清政府大大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盛世清朝经过雍正、乾隆两代皇帝之后，社会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朝崇祯时期（1628——1644年），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783.7万多顷，乾隆十年（1766年），据不精确的统计，耕地面积即已差不多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年（1812年），竟超过了这个数字。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数字还不到200万（其中也有隐瞒的），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3亿！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岁征银2150万两，粮640多万石；而乾隆末年，岁征银则达到2990余万两，粮更达到830多万石了。
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石甚至石。长江南以，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雍正时期，河北省的稻田，已有了6000多顷。高产作用，普遍推广种植：陕西南部，漫山遍谷都种的玉米；河南、山东，也种起了薯瓜。到乾隆末年，薯秧也不必从南方运来了。乾隆十年（1785年），福建闽县有个80多岁的老农叫陈世元的，竟带了薯种、孙仆，到河南、山东指导人们育秧、栽种，朝廷还给他赏了个“举人”的职衔！
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巴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披荆斩棘而入，开荒种粮，并从事铁、木、纸、炭等手工业的生产。气候较冷的京畿带，也有不少“地窖”和“火室”，寒冬腊月，已能自产韭黄、黄瓜之类的青菜了。
粮产的增加，使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是桑树成荫，蓊郁片。乌程、石门、桐乡、海盐等县和杭州带，极目远眺，绿云如海，侧耳倾听，剪声如涛。棉花，宋、元时期，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各地，到清朝雍、乾年间，长江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黄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嘉定县，近海边，不产米，多种棉。”——这歌谣，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许多地方植棉争利的盛况。黄蒂、穰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种；秋收时节，蜂积蚁聚、纷纷赶来棉区“坐庄”收购的，尽是远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刚破晓就人声鼎沸；保定的棉区，商贩们的牛车也络绎不绝。而那堆堆的棉花，高耸如山，色白如雪。烟草，大约在明宗时传入中国（主要在福建先种，崇祯年间才扩种于江、浙带），名“相思草”，满名“淡巴菰”。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种植，而乾隆时期，文人士子，也开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种烟的到处都有；而山东济宁城家烟铺，竟有工人4000多名！湖南衡阳府造的“的烟”，驰名全国；江西玉山县造的烟丝，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南京的级机已有3万台，它们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般都达到9000多根，多的甚至达到1.7万根。南京的缎子，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号、号、丝、冒头、靴素等等，真是“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
杭州的丝织，是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盵丝等等什么都有；松江的棉织，也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等样样俱全。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乾隆时，景德镇是“工匠来方，器成天下走”，镇大小10多平方里，匠工几十万，瓷窑百区，烟火终岁相望，入得镇里，处轰鸣，故被称为“时雷电镇”。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陶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个工程，画坯工也有画工、染工的细别。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矿业方面，乾隆十年（1783年）已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民厂大者万人，小者也有工人几千。广东，铁炉起，高者丈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有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即出铁300多斤。大炉，环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只佛山镇处，炒铁炉即有数十家，铸铁炉即有百余家，昼夜冶炼，火光冲天，其产品广销各地。川的盐井，雍正年（1730年）增至5939眼，而到乾隆十年（1758年）更发展到8307眼了，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的资本。盐厂的分工也很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以山西人为最多），具有巨额的资金，因而，甚至为官府代解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此时，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所谓广东十行）。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尽管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员，其经营的业务也没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但也有些商业资本被投到手工业生产中，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清朝的鼎盛时期。乾隆十年（1751年），弘历南巡，到苏州时，吴县阊门专诸巷有个画画的叫徐扬，向乾隆皇帝献了画。乾隆皇帝很高兴，让他入了画院，后又赐他“举人”衔名，官至内阁中书。乾隆十年（1759年），此人更以苏州为模特，画了卷《盛世滋生图》。这卷画，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从苏州城西25里的灵岩山起，到城西北里的虎丘山止的整个苏州市的繁华实况。在这卷长达10公尺、宽仅36公分的画面上，竟展现出1.2万人，大小船只400只，有招牌的店铺230多家，50多个行业中，还有两家“洋货行”；14家丝绸业中，最大1家竟有7个门面！店铺之外，还有蜂攒蚁集的小贩。商品，除本地产品之外，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川、广东等省的特产。虎丘的凉席，当地的盆景，金华的火腿，南京的板鸭，宁波的淡鲞，以及川、广、云、贵的杂货，统统陈现于观者的眼前！的确，此画绝非夸张：乾隆时期，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万，合郊区的更不下100万了！东城的习织之家，不下万余；阊门之外，踹坊就有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扬州，到乾隆年间，市民、商贾也不下数十万人。
大的盐商，衣屋华靡，竟将金钱珠宝视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园里，夜就修成了座白塔！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十万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江绸、贡缎名甲天下，书坊、扇市更独享盛名。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中的茶肆酒楼，欢声不绝。广州，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贸易额增加速度亦很惊人：乾隆十年（1749年），洋船只有18艘，而到十年（1789年），洋船已有83艘；乾隆十年（1775年），出口的茶叶只有1600余万磅，而到十年（1785年），出口的茶叶，已达2800万磅了。乾隆中叶虽曾限制出口，但出口的生丝仍有十万斤，而乾隆十年（1792年），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竟出超240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沿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此时的汉口，已成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布、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货宝奇珍在此集聚，千樯万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次大火烧毁的粮船、客船，即达千只！乾隆年间，运河两岸的淮安、清江浦、临清、济宁等镇，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清初的清江浦，才3万多人，乾隆时，已增加到了54万。此时，厦门“不减通都大邑之风”，佛山也成了“岭南大都会”，乾嘉之间，这个“大都会”，光大小街巷，就有622条之多！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的中心了：东北的人参、貂皮，西藏的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裘褐，以及云贵的药材，都出现在这里的市场上；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远道而来的蒙古客商。
戴名世《南山集》
康熙十年（1711年）十月十日，清廷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向皇帝奏了本，参劾当朝名士、现任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阅疏后，谕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刑部在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本叫《南山集偶钞》的书中查出，《与余生书》文内录写南明王年号，并将南明政权与偏居川中的蜀汉，退守崖州的南宋相提并论；《与弟子倪生书》文内提到清朝开端应是康熙元年，顺治不得为正统，“悖逆”之言处处可见。康熙惊怒，刑部遂以“大逆”定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代以内男性直系亲属年16岁以上者俱拟立斩，15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姐妹媳等发边或给功臣家为奴，为《南山集》作序的名士汪灏、方苞等处以绞刑。又因《与余生书》中提及顺治朝弘文院侍读学士方孝标《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牵连方氏宗族，并问罪。此案牵连入狱者300余众，朝野震动！这又是桩与康熙初年庄氏《明史》案相抵的文字大狱。
然而，此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却颇出人意料。十年（1713年）月，康熙在其60寿辰前夕，下诏“法外施仁”：“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方登峰、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据此判决，只斩戴名世人，并未罪及其家人。方孝标已死，剖棺坐尸，其家人免死充边。汪灏、方苞等从宽免罪，入旗。这样的结局，较之“辅臣”之时庄氏《明史》案的“杀戒大开”的残酷来，自然算得上是“宽厚”，然而在性质上却并无异样，都是属于罚不当罪，有意识的小题大做，其目的是给怀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个暴力的威胁。不过，康熙此举，却为他博得了“秉性宽大”的好名声。
雍正“砍头”雍正年间，文字狱案件比康熙时代增多了。雍正帝即位的头几年，同他的兄弟允盰、允礻是、允礻唐等诸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允礻是遭降爵禁锢，允盰和允礻唐被废为庶人，死于禁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凡是对皇帝本人或对朝廷政事表示不满，或有所议论，就会被看作“非议朝政”、“谤讪君上”，甚至被加上“党附奸恶”、蓄谋叛乱的罪名。所以，在这个时期，文字狱往往成为皇帝用以排除异己的种手段。
雍正年（1726年），查嗣庭担任江西省考官，他出了道考题，叫做“维民所止”。
这本来是《诗经》里的句话，有人却向皇帝报告说，“维”、“止”字正是“雍正”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暗示要砍皇帝的头吗？这说，引起雍正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这个考官逮捕入狱。后来雍正担心光凭这点定罪，人们会说查嗣庭出于无心，于是下令查抄他的日记，找出许多被认为是“谤讪圣祖（康熙）”、非议朝政的罪证，并且说他“趋附”奸臣隆科多，因而定了“大逆不道”的罪。查嗣庭病死在监狱里，可是皇帝还不甘心，下令将他戮尸枭首，他的儿子也被处斩，他的哥哥和侄儿被流放到3000里外的地方去。
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年（1728年）月，湖南生员曾静遣弟子张熙赴西安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声言“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策动其举事反清。孰料这位传说中的岳飞十世孙却是个清王朝的忠心无之臣，曾静、张熙被执入狱。穷治主使之下，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源自已故的理学大师吕留良的著作，查出对雍正的指责来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盰、胤礻唐的余党之口。于是，“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挚”的雍正皇帝决意大兴此狱：彻底清除潜藏于世的汉族排满反清思想，并借此良机对威胁其皇位的胤盰、胤礻唐集团的残余力量给以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这桩清代文字狱中唯以谋反大逆罪定的“天字号”巨案，最后的处置结果却颇出人意料：“思想犯”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其家人、门徒或斩首或流放或为奴，律严惩不赦；“现行犯”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雍正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与此同时，雍正作《大义觉迷录》，逐条批驳吕留良、曾静指斥清王朝的“非正统”和自己的“失德”之言，不惜以万乘之尊与人犯公开辩论，并令刊行于世以使家喻户晓。对于吕留良所有著述亦特谕不加禁毁。此举在封建专制时代确属罕见，这种“自信”里面自有雍正鲜明的个性特点。
但是，雍正的儿子乾隆却并不理喻乃父的这番良苦用心，反其父道而行之。即位伊始就把曾静、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他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
乾隆为这翻案活动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
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相较于雍正逾越常规惯例的怪僻乖张，乾隆改“攻心”为“灭身”的文化统治术，的确“辣手”得多。
屈大均诗文案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屈是岭南名士，诗、文俱超绝时，著有《广东新语》、《翁山易外》、《有明朝成仁录》、《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等。清兵南下广州时，屈大均遁迹为僧，名其所为“死庵”，后奔走大江南北，结交志士、留意山川险阻，企图恢复，康熙十年逝世。
屈大均为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所作诗文当然有不少“不平之气”。但屈大均生前，并未因文字而坐罪，屈氏的文字之罪，却由他的子孙后代来承担，由此可见，清朝文网在雍正、乾隆时期的大发展。
雍正中期，曾静、吕留良案发，文字狱进入了新的阶段，文网日密，雍正编纂了《大义觉迷录》，加强对人民思想的钳制，尤其着重打击反清的思想。
《大义觉迷录》层层下发，引起了新的文字狱。此时，屈大均的儿子屈明洪正任惠来县学教谕，奉到颁赐的《大义觉迷录》，宣读的时候，读到张熙供认屈温山集议论与逆书相合，屈温山不就是父亲屈翁山吗？与吕留良的逆书相合，这还得了！屈明洪深知其中利害，不寒而栗，赶紧到广东省布政司缴印，又到广州府投监，说是：“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词，只因父死时年幼无知，存留诗文及刊版在家，未曾查阅。”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检查父亲诗文，果然“乱纪悖常”，因此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
署广东巡抚傅泰，赶紧向雍正报告，说是在书坊购得屈大均《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等，查屈大均书文中“多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呼之处，俱空格字，以示臣民之礼”。屈大均等是：“狗彘居心”，“秉彝尽丧”，“既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词，诋毁圣朝，盗窃微名，此实复载所不容者。”傅泰说他正与布政使王士陵商量拘审屈大均之子屈明洪，屈却来自首了。遂令布政司、按察使严加究审。
不久傅泰审结上报，刑部议请照大逆律将屈大均戮尸枭示，亲属照例缘坐。雍正对傅泰的所为和刑部的议决却大不以为然，降旨说律有自首减等之条，屈明洪自行举首，可减等论处。刑部得此旨意，将屈大均免其锉尸枭示，子孙亲属流放福建，诗文毁禁。
又过了十年，到了乾隆十年（1774年），在严查违碍书籍中，广东南海、番禺两县又查出屈氏后人屈稔浈、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诗文。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订阅罢屈著，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屈大均之肆其狂吠，罪恶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齿，非寻常字句违碍可比”，应比照大逆子孙及同居之人皆斩律，将屈大均的子孙及收藏逆书的屈稔浈、屈昭泗等斩立决。
屈大均虽然罪恶昭彰，但已死多年，收藏其书的屈稔浈、屈昭泗或粗识几字，或大字不识，不过祖上留下，亦不知什么玩意，见官差到来，查出犯禁的东西，早已魂飞魄散。
乾隆动了恻隐之心，止烧毁屈大均诗文，屈稔浈、屈昭泗俱不必治罪。屈氏族人这才出尽冷汗，谢恩而去。
日，乾隆翻阅屈大均诗文，见文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觉大怒，“此等悖逆遗秽，可任其留存？”立即传谕两江总督高晋，确访其处，速为创毁，毋使逆迹久留。
高晋奉旨，即派江宁藩司闵鹗元密加访问，未得确处，接着又亲赴雨花台，也没有查到，大骂屈大均生前忽而为儒忽而为道忽而还俗，行踪诡秘，居心叵测，死后辄在营狡窟，冀附游魂，实属天理难容，神人共愤。乾隆见此也只好降旨：“既无其事，可以已耳。”
积极的还有广东巡抚德保，他查到屈大均坟在番禺县属之思贤村地方，雍正时原应锉尸枭示，但雍正开恩免了，他主张“仍锉其尸，以快人心，以申国法。”
乾隆此时，已经无兴趣，他懒洋洋地批道：“亦不必矣。”
从太平之君到散财童子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中叶以前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发达、国力强盛，每年收支，至少都能结余500万以上。康熙时，府库存银5000余万两；雍正年（1728年），府库存银6000万两；乾隆十年（1757年），府库存银7000万两。但乾隆晚年，由于支出剧增，国库存银日趋拮据。即以乾隆十年（1792年）为例，国库收入虽然只有4359万两，但除去支出的3177万两，尚存1182万两。
乾隆末年，库存却已告匮，年剩200万两，遇灾荒，除了变相加赋，同时大开捐纳，便毫无办法！
大量的积贮、大宗的收入，跑到哪里去了？除了军费、河工、宗室俸禄和官吏俸禄、养廉之外，官吏的贪污和乾隆皇帝的铺张浪费也是笔大消耗。
乾隆皇帝大修避暑山庄，所费亿万，大修圆明园，也不下亿万。
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60大寿、70大寿、80大寿，以及乾隆皇帝本人80大寿之日，那就更是大肆挥霍之时。孝圣宪皇后60大寿时（1752年阴历月十日），为了在头天把她从西郊接回宫来，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梁桥之间的十几里，律张灯结彩、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几十步还搭个戏台，各省臣僚、优伶毕集，南腔北调、轮番演出，色绢做高山、锡箔做湖海，寿桃个竟有几间屋子大！广东负责布置的那段地域，有翡翠亭，宽丈，全用孔雀尾羽为屋瓦，亭不下万眼；湖北负责布置的那段地面，有黄鹤楼，重檐层，墙壁全用高尺的玻璃做成；浙江则布置出湖镜：个大圆镜嵌在当中，面方镶了几万块的小镜子，鳞砌成墙，人映照，当即分现出无数的身影！
孝圣宪皇后喜欢江南风景，乾隆皇帝便在她70大寿时，在万寿寺旁，仿江南市眀坊巷，修建了好几里长的街道，称之为“苏州街”，奉着她往来穿行。
乾隆皇帝次南巡，前次都带了孝圣宪皇后和自己的后、妃多人。第次南巡，所带王公大臣、章京侍卫官员、拜唐阿兵丁等，更达2500余人之多。每次南巡，前年都派官员人等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行宫。各处行宫，不是陈列着官员们“借”来的书籍、字画、端砚、挂屏等，就是陈放着每件费工千百的象牙雕、紫檀花梨屏座等。乾隆皇帝南巡，御舟只，随行人员船只400多只；御马数10匹，随行官兵用马千匹，乳牛75头，膳羊千头，提前运到镇江、宿迁等地；烧炭堆积在沿途岸边，“龙须纤亻夫”便溺用的马桶，沿途每县都置备千万万个，舟过之后即毁，北返之时再置。乾隆皇帝每到地，还要对嫔妃、臣僚赐宴、行赏。从执事官兵到亲王大臣，每人赏银两至百两！
因此，他的南巡所费，竟差不多等于康熙皇帝南巡所费的10倍。
乾隆皇帝又次巡幸台山，次告祭曲阜，次东谒陵，两次巡游天津，次登赏嵩山，次游览正定，多次避暑热河，加之“十全”用兵，又费军费1.2亿两以上，乾隆十年（1782年）还增加常备兵额6万名，岁添饷银300万两，穷奢极欲、富丽堂皇，结果，成了清朝盛衰转变的枢纽。
统治集团的腐败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温床。乾隆晚年长期重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王申就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贪官。嘉庆年（1799），乾隆死后，他被嘉庆下令赐死。
从他家里查抄的家产，估计价值银两8亿两之巨，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8倍，相当于清政府11年的财政收入。和王申执政期间，招权纳贿，听任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在全国官僚系统中形成了贪污行贿、钻营拍马、上下勾结、互相回护的庞大关系网。各地贪污大案层出不穷，次抄没资产往往达数十万之多。所谓“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这时期的写照。乾隆虽也厉行惩贪，但贪污之风有禁无止，日复日。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官列，大肆贪污勒索，注意挥霍浪费。沉重的负担都压在各族人民头上。嘉庆即位初期，虽然也曾整顿吏治，努力开创政治清明的局面，但此时承平日久的清王朝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统治阶级内部争斗激烈，整个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土地兼并日益加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徭役让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而嘉庆帝也自觉回天无力，加入到腐朽集团的行列之中。
江河日下嘉庆十年（1820年）月日，禺页琰北游热河，途中中暑，命呜呼，次子、38岁的绵宁奉遗诏即位，改“绵宁”为“旻宁”，以明年为道光元年，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上台，也曾想过革新，还试图做些节俭的样子，裤膝破了不换新裤，打个补丁重穿，谓之“打掌”。但是，清朝的统治基础已经腐朽，又进步信用曹振镛（1745——1835）这个旧臣，使形势更糟下来。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朝的大红人，道光元年（1821年）做了武英殿大学士，权极人臣。他的门人问他为官之道，他答道：“没有别的窍门：只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曹振镛本人根本不学习，奉命评文时，卷子稍微古雅点，他就看不懂，因此，只挑两个破体字（诗则两个不合平仄处），评之劣等完事。他还把这种轻巧法传授给道光皇帝，说：“皇上您只要指出那奏章上字体舛误的两处，那么，群臣就定惊讶于您的圣明，自然不敢欺瞒什么了。”道光皇帝信了这话，臣下谏事，往往因折中字的舛错而受到谴责，因此，绝大多数好官，也因循苟且、畏葸柔曼、退缩琐屑起来，各方面的情形也因而更坏。
曹振镛死后，道光皇帝又专信穆彰阿。有个大学士叫王鼎，管过10年户部，又管过刑部、理过盐政、治过河防，熟悉朝廷的内幕。天朝见时，见了穆彰阿，忍不住骂道：
“像林则徐那样的贤良官，你为何把他发配新疆？你这样的人，好比宋朝的秦桧、明朝的严嵩，眼看着天下事都将坏在你的手下了！”道光皇帝听了，反而笑着对王鼎说：“你喝醉啦！”叫太监把王搀了出来。第天，王鼎又进谏，旻宁生了气，王鼎竟扯着他的龙袍再谏，还是不成，王鼎羞愤已极，于是想尸谏，回到家就上吊了。穆怕朝廷知王鼎自杀，立即派了门人张芾威胁王鼎之子王伉，说：“昨天的事，皇上还在生气。你若说你爹是自杀而死，那就不仅不会受到的典，而且你也将被终生废弃。还是不实奏的好！”王伉于是撒谎说父亲暴病而亡，把父亲的遗疏藏了起来。
道光皇帝就是这样用的臣子！因此，间或有人想出点好的主意也行不通。江苏巡抚陶澍建议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写了海运章程条，部员便给搁置起来。后来，陶澍当了两江总督，建议改革盐政，道光皇帝为了增加国库收入，采纳了，裁了几个冗官、降了点成本、减了点盐价、清了些库款，还定了秤桶、编了船号，算是做了件好事。旻宁做了30个年头的皇帝，活了69岁，表面上也忙得不可开交，死前半年，还带病上朝，临死那天（道光十年，1850年2月25日）上午，还召见朝臣，但其实，他既无大志，又不听谏，政治上是个平庸之辈。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清朝建立初期，曾实行海禁。统台湾以后，在1685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外国人到广州、漳州、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宁波口通商。后来，由于欧美来华商人不断在中国沿海各口进行违法活动，清政府在1757年下令封闭漳州、宁波、云台山海关，只允许在广州口通商；并且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它事务必须经过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又陆续颁发各种条例章程，对外商在华活动进行严格限制；这就是“闭关政策”。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也不利于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力求抵制这政策。早在1793年和1816年，英国就先后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和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节团来华，向清廷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划出舟山附近海岛处屯货，拨广州附近的地方处给英商居住，降低和减免英国货税等侵略要求。但是，这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礼士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及传教士郭士立等，行70余人乘坐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北航，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侦察活动，刺探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城市和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测量港湾水道，绘制航海地图，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
1834年4月，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和管理权，派遣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管理英国在华商人，并办理和清政府的交涉事务。律劳卑来华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两次给予训令，要他到中国开辟商埠，取得海军据点，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7月25日，律劳卑到达广州，投递公函，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卢坤认为这是违反惯例，声明必须改具禀帖交公行转呈。律劳卑拒绝，卢坤下令封航，停止中英贸易。律劳卑在9月5日命令英舰闯入海口，轰击虎门炮台，后又闯入黄浦，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国恢复贸易，因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加之兵力不足，只得退回澳门。29日，中国解除贸易禁令。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
1836年，查理·义律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贯主张用强硬手段对付中国，他根据自己在广州将近7个月的活动，写信给巴麦尊，主张必须使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答应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
1838年7月，英国政府派遣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率领军舰到达广州口外进行威胁。义律从澳门到广州，准备进行挑衅活动，由于英国只有3艘军舰，兵力有限，而虎门业已设防，才未敢制造事端。但英国侵略者妄图挑起战争的事态已经日趋严重。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贸易，中英贸易占首要地位。在正当的贸易中，英国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从中国输入茶叶、生丝、土布、瓷器、药材等。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外国商品有很大的抵制力，农民以家户为生产单位，在小块土地上劳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生活极端贫困，既无需要也无可能来购买外国商品。清政府又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英国商品很难在中国销售。但中国的茶叶、蚕丝和丝织品却大量地输入英国。“1781年到1790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叶项，即达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英国输华的商品，从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纺织、洋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值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英国输华的全部商品总值，不抵中国输英茶价的1/6.由于中国居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国资本家每年不得不运来大量白银换取中国的茶、丝等产品。为了扭转中英贸易中的逆差，打开中国市场，英国资产阶级竟非法向中国大量贩运鸦片。
鸦片泛滥鸦片，亦名罂粟，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最初是当作药材传入中国的。由于鸦片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吸食成瘾，难以断绝。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约200箱左右。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后，便竭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十年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每年1000箱（每箱鸦片重100或120斤）。1773年，英印殖民政府确立了大量种植及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政策，并给予东印度公司制造和专卖的特权。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在加尔各答等地设立加工厂，制造适合中国吸食者口味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以高于成本十倍的垄断价格将鸦片卖给英国烟贩，烟贩又以50%以上的利率运到中国销售。
自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他们贿赂清朝官吏兵弁，勾结中国私贩，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04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年1824年间，每年平均增至7800余箱。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8年至1839年度，竟达3.55万箱。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方面扩展了英国在印度的市场，另方面又开辟了英国在中国的市场。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棉纺品及其他工业品，以购买印度的鸦片，然后再将鸦片输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在英——印——中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个角贸易中，鸦片起着重要作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是抓住鸦片贸易这个环节，把“角贸易”的链条带动起来，从而使自己获取大利。
由于鸦片输入量的激增，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而且这种差额越来越大。30年代起，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项竟占了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数百万元。“使鸦片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犯。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
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的40年间，外国侵略者偷运至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约3亿元以上。
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族殃及绅商百姓以及军队官兵，烟民人数越来越多。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200万以上。战前的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等省，已开始种植土烟。吸食鸦片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危害，对此魏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的肉体。”
鸦片泛滥还严重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1821年至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10.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8世纪末，两白银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上涨到1700文。按清政府规定，完粮纳税须用白银，因而劳动人民实际要多交60%的赋税。
鸦片泛滥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大量的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国库储备越来越少，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官吏、兵丁吸食鸦片和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甚至清朝宫廷内部也有吸食鸦片者。清政府虽令申查禁鸦片，但英国无视中国法令，贿赂清朝官员，进行武装走私。1826年，两广总督设巡船查缉，结果是“巡船每月受规银万千两，放私入口”。以水师积习不可挽，后裁巡船。1837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林则徐禁烟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历官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巡抚，以干练廉明名重于时。1838年7月，他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条，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说：“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林则徐在两湖地区厉行禁烟，成绩斐然。同年9月，他再陈道光皇帝，痛切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言行，使他成为主张禁烟的著名代表人物。
道光皇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威胁，10月，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毋以虚饰图功，毋以苟且贻患”；并将许乃济降级，勒令致，以示其禁烟决心。11月，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计禁烟方略。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当时，广州群众反对鸦片走私的情绪和禁烟的正义呼声十分高昂。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并于3月16日晓谕外国烟贩，限期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毅然表示：“若鸦片日未绝，本大臣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
但是，中国正义的禁烟运动遭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抵制和破坏。3月24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具结保证书。林则徐派兵包围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交通，并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义律即改换手法，命令英商缴烟，同时劝告美商缴烟，声称烟价律由英国政府付给。义律以此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禁烟斗争的威力下，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烟贩被迫缴出鸦片19187箱（其中美国烟贩1540箱），又2119麻袋，共计重237万余斤。
在林则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门“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
直到6月25日，全部销毁干净。各群众闻讯赶来观看，万众欢腾，无不称快。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个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争，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第次鸦片战争的爆发1839年8月初，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了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片战争喧嚣。中国禁烟成为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1839年10月1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办法，“就是先揍它顿，然后再作解释”，主张立即调遣军舰封锁中国沿海。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直严守秘密。迟至1840年4月，出兵中国的决定才在议会辩论，以多数通过支付军费案，派兵侵略中国。
1840年6月，乔治·懿律率领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4000余人（后增至1.5万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敦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实行封锁。由于广东军民早有戒备，侵略者无隙可乘。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英军按其原定计划北犯。7月，英军进攻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又北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8月，英军继续北犯，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定海失陷，清政府大为震动。道光皇帝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在道光皇帝的“羁縻”政策指导下，11月6日，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道光皇帝旋又颁布开放烟禁上谕，以此向侵略者表明其谋求妥协的诚意。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反林则徐的做法，下令撤除珠江附近的防御设施，裁减水师，遣散乡勇，排挤坚持抵抗的地方官员，以讨好英国侵略者。12月，琦善与英军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谈判主要集中在个问题上：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交还定海。琦善同意赔烟价600万元，但增开口岸只应在广州之外再增设处，不准寄居，应先交还定海后签约。义律决定进步施加压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1841年1月初，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陈举鹏父子及土家、苗等族守台官兵6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在近代中国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陈连升是第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后，义律于1月20日在澳门发表了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25日，英国侵略军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同时，义律与琦善又进行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所谓“穿鼻草药”谈判。
琦善、伊里布等人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浙江，镇海、定海居民纷纷谴责伊里布撤退镇海守军的措施，并要求收复定海；在广东，广州的爱国士绅联合请愿，特别是“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在清政府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纷纷奏请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主持抗英斗争。英国要求割地、赔款的条件，也大大超出了道光皇帝可能接受的程度。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看到定海尚未交还，英军又在广东发动进攻，十分恼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接着，道光皇帝将琦善革职拿问，以祁皍为两广总督；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接替伊里布；同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往广东。于是，中英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
道光帝对英宣战，义律急于在清军从外省调兵增援之前拿下广州，便立即谋划攻占虎门。英军调集10只兵船、3只武装轮船，于25日包围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两台失守。清军阵亡250余人，伤百人，被俘千人。当天上午，英兵船伯兰汗号、麦里威尔号、汽船皇后号等合击虎门靖远、镇远、威远和巩固座炮台。关天培坐镇靖远炮台，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指挥部队发炮还击，给英军以重大杀伤。在作战最危急的时刻，许多官兵伤亡了，他亲自点燃火炮，轰击敌人，自己数次身中敌炮，遍体鳞伤，士兵把他负在肩上，要撤出阵地，而关天培坚决不同意，仍在指挥，当胸又中弹，久立不倒，为祖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座炮台先后为英军占领。关天培是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我国第位高级将领。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形势危急。
3月，参赞大臣杨芳率军先期到达广州。义律从商业利益出发，向杨芳提出休战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广州恢复贸易。4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到广州，便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他不用粤勇，而招募水勇于福建；不信粤兵，而依靠外省“客军”；甚至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在作战上，他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5月21日，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奕山贸然发动次夜袭，清军大败，英军乘势反扑，占领了城郊重要据点，包围并炮轰广州城。26日，英军准备攻城，奕山等慌作团，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27日，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军天内撤至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周内缴纳600万元“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第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大为不满，认为从这个“条约”中所获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步扩大侵华战争。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率英军再次北犯。8月27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阵亡，厦门陷落。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5000守军浴血奋战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10月1日再度失陷。10月8日，英军从定海开进到镇海途中的黄牛礁，璞鼎查等潜至笠山、虎蹲带窥察情况。9日晨，英军的舰队进泊镇海口外。10日黎明，英舰复仇神号载官兵400余名在甬江南岸登陆，汽船弗莱吉森号载官兵在小港口登陆，夹击金鸡山炮台。总兵谢朝恩正在指挥官兵开炮轰击，被敌炮击中，落海牺牲。清军英勇还击，短兵相接。伤亡较大，金鸡山终为敌人所占。英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汗号猛烈轰击招宝山炮台，汽轮皇后号、复仇神号来往接应，上午11时许，英军700余名在招宝山麓登陆，另部用小舢板绕至招宝山后，攀援而上，仰攻我威远城堡，清军腹背受敌，形势岌岌可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亲临第线，在镇海东门督率官兵，点炮轰击敌人。在激烈战斗中，提督余步云擅离北岸，突然登城，以保全百万生灵为借口，请求裕谦派人求和。裕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不久，余步云再次登城，哀告自己家中有老小30余口，坐以待毙，实属可怜，裕谦不为所惑。余步云不顾民族和国家利益，临阵脱逃，退守上虞。英军从东城缘绳而入，城破，清军溃乱。裕谦见大势已去，望阙叩头，跳入泮池殉国，英军攻占镇海。
清军阵亡官兵千余人，英军被打死16人，受伤甚多。13日，英军攻宁波，余步云先日弃城走上虞，宁波不战而陷。
浙东城在短短的半个月里轻易易手，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为了挽回败局，道光皇帝下令重新迎战，以示“天朝兵威”。10月18日，道光皇帝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从各省调集军队近2万人，赶赴浙江前线。
奕经离京后，路上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勒索地方，铺张靡费。到苏州后更是花天酒地，竟驻足不进。以致民怨沸腾，言官弹劾。奕经不得已被迫离开苏州，于1842年2月达到绍兴。从北京出发到此，已过了4个月。
奕经的言行，与奕山在广州所为如出辙。他诬蔑“水勇、乡勇，或系无业游民，或系乡村笨汉，所持兵械，不过稻杈木棒，无事或可壮声威，遇敌则必先溃散”，认为“浙省兵丁、浙省乡勇均不可用”。他到浙江前线后，依然不认真筹划抗敌措施，却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3月上旬，在不了解敌情和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奕经命令清军从绍兴分路出师，冒雨夜袭宁波、镇海、定海，竟想举收得城。因日期泄露，英军早有准备，清军路皆败，全军溃散。英军乘机反扑，慈溪失陷。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却谎报军情，掩败为胜，力主对英求和。
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和妥协派的喧嚣，促使道光皇帝从忽战忽和转而意求和。他哀叹清军“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于是，他命令停止进兵，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令他们驰往浙江寻求谈判途径。英国侵略者认为它的军事打击尚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拒绝和谈，决定仍照原计划，大举侵入长江流域下游地区。
英军于1842年5月7日放弃宁波，5月17日，以皋华丽号等7艘战舰、4艘武装轮船，分路进犯乍浦。乍浦失守。英军军官死2人，伤6人；士兵死8人，伤44人。清军牺牲的将弁有长禧、隆福、伊勒哈奋、根顺等15人，阵亡士兵680人。在乍浦战斗中，满族官兵在敌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惊人勇气和献身精神，极为感人。西方史书评论说：
“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浦，英军对满洲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6月，英军侵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吴淞属宝山县，位于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处，是由外海进入长江第道门户，为英军进攻镇江必经之地。
侵略军于1842年6月16日上午进犯吴淞。英军将武装轮船同兵船联结起来，在巴加指挥下，直扑吴淞。英军采取了用战舰攻我炮台，掩护舢板攻打清军侧翼的战术。
在清军炮台英勇还击下，旗舰皋华丽号被我击中多次，后樯被击中3炮。布郎底号被击中14次，希威特海军中尉被炮弹打死；西索斯梯号被击中11次，其它舰只也被击中多次。两江总督牛鉴，在战斗开始时在小沙背带指挥，炮弹在他的附近炸裂，随兵被击毙10余人，他恐慌已极，令士兵穿戴他的冠服，坐他的轿子，自己混在溃军中逃回宝山县城。提督陈化成，福建同安人，时年67岁，久历戎行，积军功为水师提督，是著名勇将。他面对来犯之敌，毫无惧色，手执旗帜，身先士卒，指挥炮兵坚决打击敌人，身上8处受伤，拔出佩刀，坚持作战，腹部又中弹，最后壮烈战死在战斗岗位上，成为又个为后人永志不忘的高级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吴淞失守，不久宝山和上海也相继陷落。
侵略者旋那将进攻矛头指向镇江。7月21日拂晓，英军进攻镇江。他们原以为镇江孤城，唾手可得。但是，他们遭到清军顽强抵抗，遭受到预想不到的重大杀伤。萨勒顿率第旅和部分炮兵攻击镇江西城。叔得率第旅攻击北城。巴特雷率第旅包抄镇江之西南。城外齐慎、刘允考所率守军，稍事抵抗，就败退到镇江东45里的新丰镇。唯有镇江副都统海龄，临危不惧，率领旗官兵，孤军奋战。英军用优势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冲开西门和南门，拥而入，守城官兵用极其原始的武器，同敌人顽强拼搏。协领多连统率400名山东青州满兵，在巷战中伤亡十之。海龄见大势已去，把堂印交给骁骑校祥云，便和自己的妻子，19岁的次孙，自缢尽节。祥云满门殉难，他怀印投井而死。英国侵略者占领镇江后，大肆蹂躏，使繁华的镇江成了片废墟的死城。
英军于8月初侵入南京下关江南。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
台湾军民抗英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道光年间，台湾属福建省。鸦片战争中，台湾最高官员是总兵达洪阿和按察使衔台湾道姚莹。
英军对台湾早有觊觎之心，在鸦片战争中，多次入侵台湾。达洪阿、姚莹等都认为，对台湾防务必须早作准备。敌人来犯，要独立作战，依靠自身的力量，把敌人赶走。
台湾总兵力有1.2万余人，在澎湖列岛驻两个营，后山噶玛蓝驻个营，其余部队分驻沿海各要口。为发动民众共同保卫台湾，在台北由绅士铺户募壮勇2000余人，协同兵弁，分守门，巡防街道，保障治安。安平北的国赛港，南之鲲身、喜树等地，都委派壮健乡勇，设伏以待。
台湾设防的重点地区在基隆、沪尾和安平带，1840年在沪尾添建石炮台座，将基隆炮墩改建成石炮台，两侧添建石墙防护。安平系土城，不够坚固，在外面用大毛竹编成高5尺，宽1丈多、中实以沙土的夹墙道，夹墙外挖长壕保护。安平北6华里为草，在此修砌石壁夹墙220余米，内设炮位。从福建运来8000斤大炮4门、6000斤大炮2门，分别架设在基隆、沪尾和安平等3个炮台。台湾当地自己赶制小铜炮多门，改造炮子，增大杀伤力。在鹿耳门、国赛港、鲲身等地，修葺旧哨船4只，购买民船5只，准备大量巨石，随时塞港，防止英军闯入。台北原系土城，由知府熊本负责加修。沿海面，外城早已倒坍，由姚莹亲督阎火斤，再修造2000多米木栅道，安设义勇，以资捍卫。
1840年6月，英船曾到台湾鹿耳门外活动，被我官兵赶走。后来，台澎外洋时有英船窥视，达洪阿、姚莹严密防守，英军终未得逞。
璞鼎查率舰北犯闽浙时，曾派出兵船只骚扰台湾，因风浪大，两只未能开到，只有纳尔不达号于1841年9月30日驶入基隆口外万人堆洋面，对我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间。参将邱镇功令沙湾炮台还击，英舰船桅被我打断后触礁，英军惊恐万状，有的爬上小岛，有的驾驶舢板，处逃窜。邱镇功率守备许长明、欧阳宝，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指挥士兵驾驶快船，兜抄英军，生擒43人，毙4人。县丞宓惟康带领乡勇，俘敌31人。总理谢集成、董事吴助友和义勇首领等又俘敌25人，毙1人；同知曹谨亲属郝芝，带领家丁，活捉英军5人；千总陈大坤会同德化县典史陶荣在沪尾开炮击沉南逃之敌舢板只，活捉18人，打死1人。翌日晨，英军20余人驾驶舢板1只，在观音山带被清军赶上，刺死19人，活捉7人，夺得大炮4门。士兵谢捷升和2名乡勇，作战勇敢，均受伤。谢捷升伤后身亡。在外洋草屿，清军又打死英军7人。此次共活捉敌军133人，毙敌27人，溺毙75人，缴获大炮10门。
1841年10月19日上午，艘英船在基隆口外，初挂红旗，继挂白旗，下午3时驶进万人堆洋面。参将邱镇功、同知曹谨、通判范学恒分赴各要隘，调用丁250名，加强基隆、沪尾防守。傍晚，英军舢板两只向清军索要被俘英人，清军拒绝。27日，该船直扑沙湾炮台，猛烈开炮，清军回击，将敌打退。这次战斗，我方损坏大炮门，烧毁哨船只，受伤数人。
1842年3月5日，英军兵船阿纳号在淡水、鹿港接壤处的义精外洋游弋，达洪阿、姚莹遵奉朝廷不与海上争锋，惟宜诱其搁浅设法歼擒之策，由淡水同知曹谨、鹿港同知魏瀛、通判范学恒、彰化知县黄开基、副将关桂等雇募渔船，在北路带埋伏。11日，阿纳号随带舢板只，在谈、彰交界的大安港外洋准备入口。关桂、安定帮等指挥军兵，驰往堵御，英军攻扑不进，未能进港，又退出外洋，后被清军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关桂、安定帮口令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率士兵奋力攻击，将敌船击破，全歼该敌，生擒敌军49人、溺毙3人，缴获大炮10门、鸟枪5枝、腰刀10把。
英军前后数次侵犯台湾均在两国开战之际，清廷早已对英宣战。英军在我国沿海攻我城市，夺我领土，残害人民，台湾军民对来犯英军的武装船只进行攻击，理所当然。
可是，在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时，璞鼎查节外生枝，咨会耆英，指控达洪阿、姚莹在台湾无故攻击搁浅之英船，混行杀戮，要求将达洪阿抵罪。道光帝坚决不同意，他在廷寄中说，“两军交战之时，明攻暗袭，势所必然”，“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民不加诛戮耶？”
耆英、伊里布等生怕台湾问题有碍全局，再起战端，坚持派人查处。道光帝于1843年1月11日派遣闽浙总督怡良赴台调查。怡良在3月31日的调查报告中说，达洪阿等在台湾缴获的枪炮刀械、号衣和各种文件，都是英军从镇海、宁波抢来的，只是达洪阿、姚莹等意铺张，奏报不实，故将他们撤职，递解北京。军机处会同刑部审讯，达洪阿、姚莹坚称，英人前后屡次犯台，两次破获英船，抓得俘虏，获得炮械图册印文属实，本系由璞鼎查派来滋扰之兵船，只是在奏报时未曾详细核实，令英人借端生事，难以论是非，自请其罪。审讯完毕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台湾两次擒获英俘正法，皆文武士民之力，达洪阿、姚莹何敢邀功？英人屡犯台湾未获利，反被破舟擒斩，衔恨实深，达洪阿、姚莹考虑粗疏，未能事先预料，才找了麻烦。道光帝指示内阁：达洪阿、姚莹在台湾多年，微劳分录，只是未亲至访查核实，率行入奏。维持原革职之议，不再另行追查。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有：
（）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及所属家眷在上述地寄居，同时准许英国派驻领事馆等官。这些通商口岸的开放，不是平等互利的，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据点。
（）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
（）中国赔偿英国的款项总数为2100万元，其中军费12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分年付清。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
（）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需要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有关问题，中英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口通商章程》，并在香港公布。10月8日，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口通商章程》是这条约的部分。
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些重要特权：
（）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
（）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中国在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亦准英人体均沾”。
（）居住及租地权。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另外，《虎门条约》中还附有《海关税则》。其中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90%。《海关税则》还规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律“值百抽”。进出口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英国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海关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签订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纷纷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1843年，美国首先派专使顾盛来华。顾盛到达澳门后，利用清政府的恐惧心理，采取种种恫吓手段，甚至以战争相威胁。他照会护理两广总督程皏采称：“不日进京”，“约月之间，兵船满载粮食，即驶往天津白河口而去。”程皏采奏报清廷说：“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已可概见。”1844年7月3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享有除割地、赔款以外的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同时还新增了以下几项重要的侵略权益：（）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在中国发生的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不得过问。（）进步加强协定关税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
《望厦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也采取同样的伎俩，派专使拉萼尼来中国进行讹诈。
1944年10月24日，清政府派耆英在广州附近的黄埔与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在《黄埔条约》中，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增加了条：“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主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实际上是它迫使清政府放弃对天主教禁令的开始。至1846年，法国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基督教随后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个重要手段。
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早期活动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7岁入村塾读书，年间，即能熟诵书、经等。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塾师和家庭都对他期望殷切，相信他能及时取得功名，以“显父母，光宗族”。
1828年，洪秀全初次到广州应考秀才，没有考取。此后，他面当村塾教师，面努力读书，又几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
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就在1843年最后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从中得到启示。于是他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首先受洗。不久，他们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了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结果他们失掉了塾师的职位。
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带传教，农民受洗礼入教100多人。9月，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11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面教书，面传教，并撰写诗文来进步阐发宗教教义。
紫荆山是个大山区，地势险要。居民大多数以耕地、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冯云山于1844年来到那里，以做工、当塾师为生，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1847年8月，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后，看到冯云山已经开辟了这块基地，拜上帝会的教义在群众中得到传播，信心大增。
为了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他们还派人进壮、瑶等人民居住的山村进行宣传，扩大组织，并带领群众捣毁甘王庙等庙宇，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
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1848年1月，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县官将冯云山投入监狱。这时，洪秀全正在贵县，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
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发生混乱。
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