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的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的亢奋状态，什么工作他都想做，而只有进入工作他才能忘却自己。他在家里也是这样。他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不管是孩子们的演剧、游戏，还是准备聚餐会或者参加村里的板球比赛，都少不了他。
如果某一个孩子或仆人病了，只要他一走进病房，病人就会精神振作起来了，似乎他有着给人带来安宁的魔力。
1852年，狄更斯40岁时这样谈论他自己说：
我变得不能休息，我十分相信，假如我吝惜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了。而死于工作将好得多。
狄更斯就以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进入了创作活动的高峰。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出于对革命的恐怖，都加强了反动统治。这种恶劣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吓倒狄更斯，他说：“宪章运动的恐惧和谣言不时震动我们，可是我怀疑政府在利用这些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狄更斯用他的笔，毫不妥协地对资产阶级罪行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部部优秀作品接连奉献在读者面前。
1853年，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已经日见端倪，失业人数猛然增多。
狄更斯这时也开始关注贫民问题：“我不会相信任何统治形式会带来幸福，也不信任历届政府，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我深知，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对下议院极端蔑视，尽管人家几次答应让他免去竞选花费进入议会，但他仍然予以拒绝。他说：“我同情的是备受压迫的人们，并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世上的成功者没有一个比我更不重视有钱，也没有一个比我更不轻视缺钱。”
狄更斯是《家常话》的负责人，当时有人向他建议，如果撤销了纸张税的话，他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可是他没有坚持这一要求：“捐税，如肥皂税，应该先予废除。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天才获准，也不能利用周刊谋利。”
狄更斯在钱财方面相当慷慨，他借钱给那些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朋友，救济那些写信向他要食物、衣服、燃料、现金的人，随便到哪里去，付小费时都很大方，而对于生活艰难的艺术家，他更是倾尽全力相助。他安排助理编辑威尔斯和专门雇来的另一位工作人员霍尔兹沃思，负责发放救济金事宜。
狄更斯不仅限于照顾个别特殊情况，他还亲自一一调查伦敦的平民区，与安吉们·伯德特·库茨两人共同对付清理平民区的问题。
他们到贝斯纳尔·格林去挑选了一块称作新斯科舍花园的地方，那里在狄更斯眼里其实就是一个大粪堆，是盗贼和妓女所生的孩子们玩耍的肮脏的场所，他不由悲愤地大声疾呼：
看着失业和赤贫的庞大队伍，看到那些半饥不饱的极其野蛮的父母，还有衣不蔽体、无人照料的孩子，都生活在令人恶心的院落和肮脏的胡同里，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无不让人悲伤难过。
这里的房屋门窗破落，地板腐烂，墙壁残破，到处弥漫着粪便的臭气。这里的人们靠捡垃圾维持生计，这里传染病肆虐，虱虫遍地滋生。
在我们国家，由于卫生条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在国外死于战争的人数，把募集来用于战争、毁灭他人的钱，都拿来拯救无数英国人的生命吧！
一个冬天的夜晚，天上飘着冰雨，狄更斯与一个朋友在华尔特彻波尔的泥泞中跋涉。他们还在走访贫民窟，尽力给那些可怜的人送些衣服，找个栖身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家贫民收容所，忽然看到墙边有5捆“烂布团”，狄更斯好奇地走上前去，这才看清原来是5个人，他们绝望而无助地缩成一团，收容所的临时救济处已经满了，无法再接纳他们了。
狄更斯立刻大步走进收容所，找所长交涉：“外面有5个可怜虫，您知道吗？”
“我没看见，但我想肯定是有的。”
“您不相信他们会在那儿？”
“我信，兴许比5个还要多呢！”
“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是女的。因为这些姑娘受雇采了一段时间蛇麻草以后，又来到伦敦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仅有的一点积蓄又花光了，于是只好去乞讨或卖淫。可能其中有一两个昨天和前天夜里就在那儿了。”
“您是说她们通宵都在那儿吗？”
“很可能，不过我们已经把带小孩的妇女都收下了，里面再多一个人也住不下了。”
狄更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他和朋友走出收容所，询问那几个妇女，她们又饿又脏，虽然看起来年纪还很轻，但已经憔悴不堪。
狄更斯给了她们够吃晚饭和食宿的钱，这才惶惑地离开，他回头看时，她们全都万念俱灰，人人变得麻木无力。没人说话，也没有抱怨。没有朝他们看一眼，也没有表示感谢。
狄更斯绝望地想到：一个社会竟然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将来不知会如何收场？
像这样的场面，狄更斯在几个月中接连经历了很多，但那些有产阶级却对贫民的悲惨境地无动于衷，甚至有些人还在盲目乐观地鼓吹说经济繁荣，发着横财的商人享受着金钱的快乐而熟视无睹。
面对这一切，狄更斯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要揭露这样残酷黑暗的社会现象，而小说的名字就叫《艰难时世》。
《家常话》于1854年4月1日至8月12日连载了《艰难时世》。
这时候，英国宪章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工人阶级反抗运动处于低潮，但狄更斯由于始终没有离开中下层平民，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潜藏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所以他对社会的批判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尖锐，特别是他的笔触第一次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劳资矛盾，使得他的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小说以一个虚构的，但具有工业中心城市特点的焦煤镇为背景。这里，从高耸的烟囱中冒出无穷无尽的浓烟；蒸汽机发出的声音震得人们头晕目眩。控制着焦煤镇每个居民的命运的，是退休的五金批发商人、国会议员兼教育家汤玛斯·葛莱恩和纺织厂厂主庞得贝。
庞得贝和葛莱恩是好朋友，他们一起控制着市镇的经济体系与教育机构。他们注重实利而且不讲情义、自命不凡，以功利主义作为生活原则。负责侍候庞得贝的是寡妇史巴斯特太太。
葛莱恩对子女的教育主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他们在学会走路时，就被赶进教室，终日和数字打交道，他们不允许阅读诗歌和故事。葛莱恩把年轻的女儿露意莎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寡妇史巴斯特太太嫉妒她，使她受尽痛苦，导致女儿婚姻破裂。她责备父亲：“你的哲学和教育都不能救我了。”
在葛莱恩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汤姆被迫协助庞得贝工作，汤姆过惯了牢笼式的生活，一旦走上社会，他生活放荡而且负债累累，偷了庞得贝银行的钱逃跑，躲到马戏团里，扮演一名小丑的角色。当盗窃被揭穿后，汤姆也引证父亲的“事实”哲学来为自己辩护，断言根据统计学，社会上永远有一定百分比的罪犯，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了一连串的惨痛教训，又受到马戏团的女孩西丝·朱浦的感化，汤姆逐渐地改变了生活态度，被父亲送到美洲。但病死在省亲的途中。
庞得贝捏造身世，竟至连亲生母亲都不认。他吹嘘自己是白手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以此来麻痹工人，最后真相大白，弄得众叛亲离。5年后庞得贝中风猝死在焦煤镇的街上，露意莎再嫁了人。
这是两个失去“人性”的资产者形象。
狄更斯还从他的理想出发，塑造了与葛莱恩和庞得贝相对立的另两个人物，即充满“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思想化身的工人斯蒂芬和西丝。
1854年，狄更斯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讽刺是针对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是针对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代表人物的……
7月14日，狄更斯说自己“七分疯三分醉，发狂似的写《艰难时世》”。17日完稿时他又说：“一旦完成，我感到简直无法恢复冷静，即使像平常那样猛烈地东冲西撞，也无济于事。《艰难时世》的写作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喉咙。”
他为了写作《艰难时世》，不得不浓缩《家常话》的文章，这样又使他大伤脑筋。
《艰难时世》的发表使《家常话》的发行量猛增一倍多，因为小说本身为杂志做了宣传。
为了写这部小说，狄更斯曾到北方工业城市普莱斯顿进行调查，实地观察了当地的罢工运动。在那里，他曾对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表示强烈的抗议。这次调查使狄更斯的作品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他对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及反抗精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当时，狄更斯下榻在不久前人们集会的公牛旅社。
当他看到一份意大利报纸上报道说“群众包围了公牛旅社，直到女主人在高层窗口英勇地露面讲话！”之后，不想让人们误解英国的劳动人民，就告诫那些记者说：
据我所知，英国人是普天之下最勤劳的人民。他们在空闲时间读小说消遣，不干其他坏事，你们应该感到满意了。他们生来做苦工，直至死亡。天啊！我们还要他们怎样呢！
在小说中，狄更斯描写了工业城镇中恐怖的生活现状，宣传穷人也应该与富人一样享受公平、卫生条件和自由，抨击社会上的各种害人虫，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大谈为公众造福，实质上却是谋私利的人。同时，他还无情地揭露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狠狠地嘲弄了典型的官僚主义思想。
《艰难时世》成为了19世纪50年代描写企业主与工人冲突的重要小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