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博比
他们的母亲推着轮椅沿着医院的走廊缓缓走着。蜷缩在轮椅中的我，偷偷地打量起身边的两个孩子。如果说我这个爸爸因拖着重病之躯而显得萎靡不振、了无生气的话，那我的孩子们，泰奥菲尔和塞莉特，却是活蹦乱跳，嘴里还不停地咕咕哝哝，没一刻肯闲着。只要看见他们依偎在我身边，哪怕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走着，我也永远不会觉得疲倦。
瞧他们脸上的神情，分明是坚信家中的不幸需要他们小小的肩膀来分担。泰奥菲尔一边走，一边用纸巾拭去我紧闭的嘴角里淌出的丝丝唾液。他的动作是悄悄的，既温柔又胆怯，仿佛他面对的是只喜怒无常的动物。我们一放慢脚步，塞莉特就用她裸露的手臂紧紧抱住我的头，在我额上印满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吻，像念咒语似的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就是我爸爸！这才是我爸爸！”
今天是父亲节。我病倒之前，我们一家从未认识到，在情感的日历上，应该在这个节日上划上一笔，但是现在，我们共同度过了颇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证明了爸爸的浅浅一笑，一抹影子，一根发丝，都是爸爸的一部分。我的心同时被欢乐和忧虑占据着。望着他们开开心心地生活，嬉戏，时而欢笑，时而哭泣，我就说不出地欢喜；但是。一想到这一幕幕忧伤的情景，是否会让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和他八岁的妹妹像我一样，不时地往坏处猜想，就万分地忧虑，哪怕我们全家已经一致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不要隐瞒任何病情。
我们在沙滩俱乐部里小憩片刻。面前有这样一片沙滩，阳光普照，和风轻拂，院方还特地放上几张桌子，配上椅子和遮阳伞。在一个劲疯长的野草中，他们撒上种子，让这些珍贵的蓓蕾，嫣然破土绽放。徘徊于医院和现实生活之间，在海滩这样一片可以放松身心的地方，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是否会有位善良的仙女飞来，让这些轮椅都插上飞翔的翅膀？“玩不玩吊死鬼？”泰奥菲尔问我。唉，倘若不是病得根本无法跟人沟通，我一定会立刻回答，说我现在已经是个瘫痪的人，与吊死鬼相差无几。但是，就像是最锋利的投枪尖头磨钝了，飞不了多远就跌在地上，若要重新磨尖它，需要不少时间一样，在辛辛苦苦地听写下每个字母之前，我们已经不觉得这话有多么好笑。于是我不能再时时跟人打趣，还不得不对谈话来一次最彻底的提炼，砍去枝枝蔓蔓，只把那些最关键的词像打壁球一样弹来弹去。这幽默感的缺乏可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是我身体状态的不便逼得我不得不如此。
我们还是开始玩“吊死鬼”，这个全国七年级学生都玩的游戏。我找到了第一个词，第二个词，却在第三个词上卡住了。
其实，我的心思根本不在游戏上。一股忧愁席卷了我整个身心。
泰奧菲尔，我的儿子，就乖乖地坐在那儿，我们两个的脸相隔不过五十厘米，而我，他的爸爸，竟然连伸手去摸摸他浓密头发的权利都没有！
我是多么想捏捏他长满细密绒毛的后颈，或是紧紧拥住他那小小的、光滑而温暖的身躯啊！该怎样形容才好？难道这不是残酷到极点、不公平到极点，甚至凄惨可怖？那一刹那，我的心都要爆裂了。泪水滚滚涌进了眼眶，我的喉咙起了一阵抽搐，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嘶哑的哽咽。
泰奥菲尔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别怕，小家伙，我爱你。还是回到“吊死鬼”吧，他已经胜了这一局。还差两个字母，他赢了，我输了。在本子的一角，他替那张绘着绞架、绳索和吊死鬼的图画添上最后一笔。塞莉特，她却在沙丘上连连翻着筋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补偿；但自从我抬抬眼皮，比别人举重还困难以来，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技好手。她可以做靠墙倒立，倒竖蜻蜒，一下来上一个铁板桥，还可以像猫一样轻盈敏捷地侧翻跟斗，或是在空中滚翻。在她为自己未来开列的一长串职业名单上，她甚至添上了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就排在小学老师、超级名模和卖花姑娘后面。用她那单足旋转征服了整个俱乐部之后，我们未来的歌舞明星便开始她的“巡回演唱”。这可让泰奧菲尔大大地失望了，他脸上分明流露出厌烦的神情，旁人一看就明白他讨厌这种东西。他妹妹有多外向，他就有多羞涩。还记得那天在他学校里，我得到了敲响“开学钟”的殊荣，但他却对我此举强烈不满。没有人可以预见泰奥菲尔将来的生活会不会幸福，但无论如何，他会一直内向下去。
我奇怪塞莉特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记得住这一大堆六十年代的老歌。强尼、酋尔维、夏拉、克罗一克罗、弗朗索瓦·哈迪，属于那个黄金时代的歌星，她把他们全唤了来。除了这些风行一时、人尽皆知的曲子之外，她又唱起了那些经典老歌，比如理查德。安东尼，他那辆火车的汽笛声，已经在我们耳边整整萦绕了三十年。塞莉特低声吟哦着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现今已被淡忘的老歌。伴着她的歌声，片片回忆的云彩飘浮在我眼前。自从我在那架十二岁时得到的留声机上，把克罗德，弗朗索瓦这张四十五道的唱片放了一遍又一遍，放得快烂了以来，我就没打算重听一遍《可怜的富家小姑娘》。然而，当塞莉特一哼起这首快要唱烂的曲子时，开头的那几小节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清晰到出入意料的地步；每个音符，每个小段，合唱或是配器的每个细节，直到序曲中掩盖过音乐的涛声。我仿佛又见到了唱片的封套，上面有张歌手的照片，穿着条纹衬衫，领子上饰着钮扣。对那时的我来说，这种衬衫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因为母亲觉得它庸俗不堪。我甚至看到了那个小小的我，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从父亲的一个表弟手里买下了这张唱片。这位高大魁梧但和蔼可亲的表叔仿佛就站在我眼前，嘴角永远叼着根茨冈牌香烟，在北区车站的地下室里经营着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唱片店。“沙滩上形单影只，这样地孤寂、可怜的富家小姑娘……”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身边的人们相继谢世。先是母亲离我而去，接着克罗一克罗不幸触电身亡；然后是可亲的表叔，因为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也撒手人寰，只留下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和小动物。领子上饰着钮扣的衬衫，开始一件件挂进我的衣橱，而那家小小的唱片店呢，我想已被一家巧克力店替代了吧。开往贝尔克医院的火车是从北区火车站出发的，兴许有一天，我会让来探望我的人，在路过时顺便确认一下。
“棒极了，塞莉特，”茜尔维大声叫好。“妈咪，我讨厌听她唱歌。”泰奥菲尔不满地咕哝。时钟敲响了五点。平素在我听来那样亲切的钟声，现在却像丧钟长鸣，宣告着分离的时刻已经来到。微风起处，卷起片片轻沙。潮水快退尽了，把那些正在海中嬉戏的人，直载到海天深处，变成地平线上几个小小的黑点。路的那头，孩子们在海滩上活动手脚，这里只剩下我和茜尔维两个，静静地相偎相依。她的手紧紧地抓着我毫无知觉的手指，黑色的镜片后面反射出一片明静澄澈的天空，那是她在为家中遭受如此飞来横祸而悄悄地流泪。
一家人在我的病房里重聚，这是最后也是最珍贵的片刻时光。“你还好吗，我的小爸爸？”小爸爸的喉咙隐隐作痛，手上有几处给太阳晒伤了，尾骨也因为整天坐在轮椅上的缘故，开始溃烂。但是他今天过得非常快乐。那么你们呢，年轻人，在我无穷无尽的孤寂中漫游了一天后，你们的小脑袋里可有留下什么踪迹？他们已经走了。车子兴许正在巴黎的大道上飞驰。我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塞莉特带来的画儿，她一拿来，人们就把它挂到了墙上。那是某种长着两个头的鱼，眼眶上镶着密密麻麻的蓝色睫毛，浑身的鳞片五光十色。然而，对我来说，这幅画的意思不在于这类细节，而是它总体的形状，令人不安地再现出数学上无穷大的符号。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照得满室生辉。每到这个时候，耀眼的光线就洒落在我床上。为着离别而心绪难安的我，忘了让他们在临走之前替我拉上窗帘。不过在夜幕降临之前，总会有个护士来巡房的……
（吴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