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蒋介石点了几个黄埔军校学生的名，酝酿搞一个由蒋直接领导的核心小组织，突然一个未被指名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桂永清闯了进来，看见同学们开会他就坐了下来。从此他就成为这个核心小组成员，以后这些同学按照蒋的指示研究了多少次，就组成了“中华复兴社”，桂永清也为这个社基本成员。桂为江西人，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成绩平平，也不为人所重视，在最早一次酝酿会中，没有点名碰巧参与，说他有缘份，以后蒋还派他到德国去考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桂从团长升为师长。此时陈诚为战区长官，兼武汉警备总司令，负责保卫大武汉。桂永清在前线败了下来，蒋介石很不高兴，没有理睬他，因此无事可为。
由于平、津、京（南京）、沪多地沦陷，许多不愿当顺民的青年学子逃至武汉，流浪街头，有的去了延安。山西省主席阎锡山那时倾共，以李公朴为校长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武汉招生。陈诚此时又发迹为军委会政治部长，他认为如不把战区流亡青年组织起来，他们将会流向延安或山西太原，于是向蒋介石建议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中训练。当局遂决定以“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招收这些流亡青年。团长由蒋介石兼任，副团长为陈诚，分设一、二、三、四分团（按地区设立），首先在武汉成立第一团，每个分团由教育长负责。武汉为第一团，教育长桂永清；第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另搞他的一套）；第三团设江西雩都，教育长唐冠英；第四团设西安，教育长先后由胡宗南、蒋坚忍担任（主要阻挡去延安的青年学子，通过劳动集中营转成四团）。其中以战一团最早成立，具有规模。桂永清成为复兴社常务干事后，曾带领了一批复兴社骨干如萧劲、杨厚采、彭克定去德国、意大利考察过，这次成立战一团，这些人都担任了主要职务。战一团设了三个学生总队和一个女子直属大队。第一总队上校总队长杨厚采，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彭克定，第三总队萧劲总队长，女子大队长为刘子淑，政治部邓文仪（黄埔军校一期学生，蒋介石秘书，南昌行营少将调查处长，撤职后没有工作）。
武汉吃紧，战一团撤退重庆，选定驻重庆附近的綦江。此时人事上只有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上调，由复兴社分子滕杰继任。滕为湖南人，黄埔三期学生、复兴社头一批发起人，属十三太保范围。
由于学的是一套德国希特勒训练方式，强调所谓“开明专政，绝对服从”，对学生生活管理要求十分严格，较之中央军校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多次至团部训话。陈诚是常来训话的，他说：“北伐靠黄埔，抗日靠战干团。”此时陈诚除了战区长官外，还兼军委会政治部长，又是新成立的三青团中央书记长，明确告诉大家，战干团是蒋介石的“新生力量”，“大家都是有前途的。”战干团没有团歌，黄埔军校校歌就是战干团团歌，还宣布各期毕业学生的学籍也并入黄埔军校。
1940年入伍训练结束了，大家以为可以吐口长气了。在一次点名时，总队长宣布“上峰指示”，说个别大队查出有共产党打入战干团活动，限定次日主动到队部办公室自首。第二天照样又重复老调，没见谁去自首。第三天由各队办公室通知了几个同学去谈话，以后天天有人被叫到队部去谈话，要这些人写“自首书”。传说有人交出同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到一个月，据说每个队都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其实是平常谈了几句不满现实的话，这些人都被戴上红帽子。
导火线是当时团政治部下有一个“忠诚剧社”，到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李秀成之死》。这部历史剧由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工会副主任的阳翰笙所写，经过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通过出版。“忠诚剧团”团员认为这部剧合乎他们的条件，选择了这个剧本，到重庆还请军委会政治部的中万剧团副团长王端麟、中万导演马彦祥、史东山、应云卫、袁从美等组织导演团，由马彦祥担任执行导演。该剧慰劳前方将士募捐演出，演出效果很好，观战干一团团长陈诚众十分踊跃，募款达万元以上。
忠诚剧团凯旋回到綦江团本部后，团政治部以《李秀成之死》是宣传共产主义，该剧团有共产党组织，到重庆与共产党人相见等等为辞，由桂永清引用国民党的 “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将该剧团负责人李英活埋，是为震动全国的“綦江惨案”。舆论哗然。
有些报纸也作了揭露，有的评论说：“一群爱国青年，逃出沦陷区参加抗日，没有死于抗日战场，而牺牲在屠夫之手”等等。但均被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禁止刊登。有的报纸只有“开天窗”表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