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当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带领黄埔军校学生北伐，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一跃而为北伐军的最高统帅。北伐军乃正义之师，极受全国民众的欢迎，许多地方部队也都投入进来。蒋介石把这些地方部队一律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把这些地方部队（非嫡系）的军、政骨干，全都送入他办的军官训练团，使这些人全部成了他的“学生”，以便他牢固掌握那些部队。
从江西庐山的军官训练团到武汉的珞珈山训练团，凡去接受训练均被称为“染一下颜色”，打上“蒋家军”的烙印。
在重庆的“中央训练团”，由王东原任教育长。
王为安徽人，民国初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入保定军官学校改习军事，毕业后到湘军中任营、旅、师长，在黄埔军校当过学生大队长。后参加北伐，善于训练部队，本人极好学习，在戎马倥偬中手不释卷，被军中誉为“儒将”。1936年四川峨眉山训练团，由蒋介石任团长，教育长实际负责。四川部队被收编后，包括川、康的地方部队，团级以上军官都到峨眉山进行了轮训。那些军官反映说：“什么训练团，那简直就是一个大染缸，染一下颜色，从此都成了老蒋的门人，地方军也就一变而成了中央军。”还有人说：“刘湘能够割据一方，称王四川，军队就是他的本钱。这样一染，他便惶恐起来，怪不得在抗战初期他要请缨上前线去杀敌，以为带队伍出川就可以逃避老蒋的分化瓦解，保存实力。”
蒋介石确实在办训练团中尝到了甜头，通过短期训练，扩大了他的实力。
1937年，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蒋介石下车伊始就办起了“中央训练团”。不仅是武官，在他麾下的军队、军事机关、各行政部门、党的各级，甚至包括报纸、通讯社、文武百官，只要不是黄埔军校、中央政校、中央警校出身的非嫡系，全部轮流调训。如党政训练班就是对文官的训练。这种训练都是带薪学习，短期性质，主要是听蒋介石的“精神讲话”，由国民党的党政大员来宣讲“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所以，20世纪 9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的王东原，时已 96岁高龄还头脑清醒，记忆很好。在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时，他说：“上海 8？13对日作战时我任军长，武汉会战后，陈诚还要再给我一个军，要我做军团长。正在这时，老先生（指蒋介石）却要我到重庆去办中央训练团。那是 1939年，中训团第一期开办时在南温泉的小泉，范围很小。从第二期起，中训团移至浮图关，关上地方仍然很小，四处全是坟地，一片荒凉。第三期、第四期我把荒地收过来开始扩建。第一期至第三期时我是代理教育长，三期后我才是教育长。训练团共办了 31期，5年半时间轮训过 23000多人，我亲自主持过的升、降仪式就有 1800多次。最值得回忆的是分组会议，还把中央有名的大人物，如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都调来当指导员，武汉大学的老校长王世杰当教育委员会主任总教官。”
当时访问他的人问：“有人说，你搞的是法西斯教育对吗？”王东原笑答道：“那是老先生派了一批人去意大利考察了回来，不是还搞了个复兴社吗？他们还要我加入，我没参加。”
王东原非常清楚地说，那时，重庆有人说，我在浮图关训练的都是一批“糊涂官”。这尽管是一句并非有意的顺口溜，我却警醒起来，认为并不简单。中训团训练出来的都是糊涂官，我这个教育长岂非首先就是个大糊涂蛋？我可不做糊涂官的教育长。
“浮图关”听起来真像是“糊涂官”，王东原去找到蒋介石，提出想把浮图关改为“复兴关”。蒋笑着说，很好，很好！于是叫人摆好文房四宝，立即提笔写了“复兴关”三字。王东原把字拿回去放大，刻在关上，从此，都叫“复兴关”了。
王东原后调军委会政治部任中将副部长，列名在周恩来之后，主管军中政工。抗战胜利后，先后出任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不带兵打仗了， 1949年撤退到台湾。
年近百岁高龄的王东原，虽身居异乡仍心怀故土，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繁荣强大起来，无比地兴奋。他说：“我奋斗一生都没办到的事，如今共产党办到了！”他坚决反对“台独”，随时教育他的第二代、第三代以至第四代的儿孙们，要热爱中华民族，不能忘本，要大力反对“台独”，支持祖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