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同时也给女性就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
“我今年37岁，是一个有大专文凭的职业妇女，在改革浪潮中，我正想大千一场，但没有想到，我和许多姐妹像边角废料一样被工厂踢回了家。我想不通，改革为许多人提供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为什么偏偏把我抛弃？我苦苦地思索，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在工厂，我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总是走在别人前面，……车间研制新产品，我加班加点调试。经常干到夜里12点才回家睡觉，第二天照常上班。什么奖金、加班费、夜餐费想都没想过……。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我是孤儿，我婆婆也已去世，带孩子全靠我们小俩口。我们花钱请小保姆，可小保姆按经济规律办事，请进来也留不住……。出于无奈，我和爱人轮留请假照看孩子。当时厂里有几个科室需要人，为了照顾孩子，我不得不改行丢专业，调到时间比较灵活的行政科工作。就在这一年，改革的浪潮冲进了我们的小厂。工厂为了搞好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决定让多余人员领80%工资回家待业，我被打入回家之列。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个大专毕业生，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比别人差，显然是孩子拖累了我。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想到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课题组长、室主任，有的当了讲师、工程师，而我却被工厂踢出来，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家妇，我有何脸面去见老师和同学！有何脸面去见关心培育我成长的师傅们。
……那些回家待业的工人中，90%是像我一样的孩子妈妈，聚在一起，我们有诉不完的委屈。有的说改革、改革，别人尝甜头，我们吃苦头。有人说闹了半天，改革就是改我们妇女呀！……人们用怎样的眼光看我们？原来的好朋友，越来越疏远了，邻居幸灾乐祸地问一句怎么不上班，失业啦？心疼闺女的父母，只能给点钱资助一阵子；至于丈夫们呢？有一个刚刚结婚的女工，不敢对丈夫道出实情，每天早上上班就提着书包上娘家，最后露馅了引起一场风波。还有一个女工，原来夫妻感情就不好，这下如同火上浇油，内战骤然升级。就是最和睦的小夫妻，拌嘴时，丈夫也免不了甩出几句闲话就你笨，要不然怎么让你回家！
回家之后，我们失去了社会的理解和人们的尊重。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想：为了孩子，丢了工作，孩子又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凭什么对我如此无情？不是常说，竞争要起点平等吗？我们妇女盾负着生儿育女与家务劳动的重担，还要在工作上与男人比高低，这种状态下的竞争难道是起点平等吗？女人承担了延续人类生命的重任，可是为什么这个贡献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成了女人被淘汰的理由？
……”
以上是一位署名黎静的女性写给《中国妇女》杂志的文章，可以说道出了改革大潮冲击下职业妇女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我国女性就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女性就业难呈普遍趋势，社会就业结构于女性不利。首先表面在城镇女性就业特权得而复失，随着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的出现，用工制度的改革，使女性面临被调整、被解雇的危机。在“编余人员”名单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如山东某厂为提高经济效益，解决结构性待业，121名职工帔列为编余，其中120名是女性；北京某公司因生产不景气，让680名职工拿部分工资回家息工，其中90%是女性；南京市交通局下属的三个公司，编余回家的职工共683人，其中女性486人，占71.6%……。女性就业危机蔓延到整个社会，在招工、招生，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问题上，重男轻女的现象普遍存在。更有甚者，有些适合女性工作的行业，如商业，轻纺工业等，也强调多收男工。使城镇女性失业率持续增加。有些企业不顾女职工愿望，硬性推行孕产期女性放长假、厂内提前退休等做法，也伤害了女性就业及劳动的权利。
其次表现在改革使农村女性获得了涌入城市的权利，但仍然处在转移滞后和无保障的状态，农村女性向非农产业转化不仅代价大、困难多，而且规模小、速度慢。此外，青春职业的出现为女性提供大量新职业机会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女性就业结构的不合理。青春职业仍然是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延伸，仍属于体力劳动的层次，青春职业只接受年轻美貌的女性，而不是接纳全体女性，这就使得大部分女性，特别是二次就业的女性被挤压到那些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职业领域。转移到城镇或工业部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聚集于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累、差的职业领域，不仅延续了农村女性的低职业结构状况，而且也使城镇女性低职业结构状况得到“平衡和稳定”。纵观一些发达国家的兴衰史，无论是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还是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都遇到了女性就业这一社会问题。其结果，又大都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我国正值经济腾飞的起点，正视我国现实及女性就业问题，不仅是关系到女性个人发展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