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莉娅·普瑞斯再次被传出庭，达拉斯·蓝赛说没错，就是她。又从照片上认出了茹碧·贝茨。
第二位证人即ILD负责本案的“南方”律师乔治·W·契里，他说从1908年起，他就住在查丹努加市中心的7街，他的律师事务所后来也开在7街。这条街共跨过八个街区，一端是市政厅，另一端“可能是查丹努加最富裕的住宅区”。自ILD受理本案以来，乔治走遍了那里的每一个街区，查阅了市政府的有关档案资料，还向店家和住户们作过几十次访谈。根据乔治的调查，不光7街，全查丹努加的客栈老板娘中都没有叫“卡莉·布罗契”的，而且，在1930到1933年间，查丹努加的居民中也没有叫“卡莉·布罗契”的。
接下来，沙缪尔·列波维奇传唤了9名被告中的6人出庭。小伙子们向法庭证明，在平特罗克被带下火车之前，他们中只有来自查丹努加的四个人相互认识，也只有那四个人一直呆在同一个车厢，即男孩子们打架的带顶篷的车厢，其余人等或分散各处，或在各车厢间来回流窜。而且，打架的车厢里没有堆煤块，因为白孩子们需要跳下火车拣石头，车厢里的黑孩子们也只是拣了扔上来的石头砸回去。一句话，那场“石头仗”中就没有人使用“煤块”。特别是，以欧仁·蒙哥马利和韦立·罗勃逊当时的身体状况，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强奸任何人。
3月25日那趟列车的消防员勃西·里克斯告诉陪审团，车到平特罗克站时，他正站在水箱的顶上准备加水，因而可以鸟瞰所有的车厢和站台。勃西看见黑鬼们是从各个车厢带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还看见了维多莉娅·普瑞斯和茹碧·贝茨。两女子从第四节货车厢，即煤车的背面跳下火车，先朝车头的方向跑，见那边有民团堵过来，又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跑，孰料车尾也闪出几个持枪者。这时候，维多莉娅仿佛突然昏厥一般，倒在茹碧的肩头上。就是在那里，维多莉娅和茹碧被两面夹击，束手就擒。民团的人带着她们俩穿过车厢，从站台的一面下车。
也就是说，维多莉娅和茹碧在平特罗克车站曾试图逃跑。
维多莉娅和茹碧在亨茨维尔的几位街坊说，两个女子都干过卖淫的勾当，尤其是维多莉娅，是她们那一带出了名的“大腿子维蒂”。她们接的客人中有白人也有黑人。又说她们其实很可怜，她们这样做只是想换回点面包和衣衫。
4月6日，星期四，莱斯特·卡德走上证人席。“法庭内掠过一阵兴奋，人们终于等来了本案拼图的最后一片图块”。
莱斯特说，1931年1月，他因流浪罪坐牢，在亨茨维尔市立监狱结识了被判“通奸罪”的维多莉娅·普瑞斯和杰克·泰勒。3月22日，本案发生前三天，也是莱斯特出狱的第一个晚上，就和杰克一起去了普瑞斯家。
四个人，莱斯特、杰克和普瑞斯母女正坐在壁炉前聊着，杰克对维多莉娅勾勾手指头，那一男一女便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进了卧室，只留下他们的客人和老普瑞斯太太在客厅里对付着。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出来了。维多莉娅似有歉意，她拍拍莱斯特的后背说，别着急，她会尽快安排一次他和她的朋友茹碧·贝茨约会。
第二天晚上，3月23日，维多莉娅果然带来了茹碧，四个人一起走到亨茨维尔火车站旁流浪营地附近的小树林里。
“那天晚上在小树林的忍冬青灌木丛后发生了什么事？”被告律师沙缪尔·列波维奇问。
“我和茹碧·贝茨交媾，杰克·泰勒和维多莉娅·普瑞斯交媾。”莱斯特回答。
沙缪尔再细问，莱斯特再细答：“……我把帽子挂在一根树枝上，然后就和她（茹碧·贝茨）干。”三英尺开外，杰克和维多莉娅“也在那里做爱”。后来落起了小雨，几个人就躲进停靠在铁路支道上的货车厢里。
“那天晚上，我们不停地做爱。不做爱的时候，就聊……我们开始计划一次‘免费厢旅游’。”两个女人说——主要是维多莉娅在说，茹碧很少讲话——她们在亨茨维尔呆腻了，到了查丹努加以后，她们可以“接客”，两个男人找份临时工打打。只有杰克·泰勒不想去，说他不愿意再为“通奸罪”进监狱。不过他答应，过几天和他们会合。
四个人在天亮前分手。两个女人回家取东西，讲好下午在火车站和莱斯特·卡德碰头，然后搭免费厢去查丹努加。还讲好在火车上要装作互不相识。
莱斯特在免费厢里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开始自称“卡罗莱纳·史林”，后来混熟了才说，他的真名其实是叫奥威尔·季里，“游吟诗人”，不过有时候，也用“卡罗莱纳·史林”做笔名，尽管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
抵达查丹努加已是黄昏时分，几个人赶紧先找地方落脚。莱斯特、维多莉娅和茹碧都是囊中空空，只有“诗人”兜里还有几枚硬币，到路边的摊子上买了咖啡食品等物，众人凑合一顿，然后就去了查丹努加火车站的流浪营地。那天晚上，3月24日，他们点燃一堆小小的篝火，莱斯特和茹碧又“交媾”多次，但“维多莉娅和我们的新朋友‘诗人’好像没什么动静。”
第二天就是3月25日，星期三，一行人再搭免费厢回亨茨维尔。
莱斯特·卡德告诉法庭，他们去晚了，所以一开始只能坐在露天的平板货车上，过了史蒂汶生站才换进了煤车。途中，维多莉娅对男孩子们说：“你们中得有一个假装成我的兄弟，不然我们都会以‘流浪罪’被捕。”维多莉娅先问莱斯特，但小伙子说不行。最后问到一个叫欧戴尔·格拉敦尔的，他说他愿意，就当了维多莉娅的“同父异母弟弟”。
莱斯特·卡德告诉法庭，是奥威尔·季里居高临下，首先发现隔着几节车厢有人在打“石头仗”，就和莱斯特一起上蹿下跳地看热闹。莱斯特本来也想像奥威尔那样，掺和进去“打几下黑拳”，后来发现其中有人操了真家伙，也有人真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丢下“诗人”，独自退回到煤车。
沙缪尔·列波维奇的助手快步走进法庭，递给首席辩护律师一张条子。沙缪尔马上起身请求詹姆士·霍顿法官允许被告方传唤一名不曾列入证人名单的证人。
此人便是茹碧·贝茨，“共产党终于找到了她”。
沙缪尔问，1931年3月22日，“……你是否与莱斯特·卡德发生过性关系？”
“是的。”茹碧的声音很轻，不少陪审员和旁听者倾身向前，以图捕捉她的话语。
“维多莉娅·普瑞斯和杰克·泰勒……是否也当着你们的面发生性关系？”
“是的。”
詹姆士·霍顿离开法官席，走到茹碧的对面，在旁听席的第一排找了个位子坐下。
沙缪尔让法庭文书带进维多莉娅·普瑞斯让证人辨认。据伯明翰《邮报》记者查尔斯·埃德蒙逊的观察，维多莉娅“看见她的老朋友时脸红了一下……随即愤怒得直喘粗气……纳特检察长赶紧走到她跟前：‘控制住你的脾气，听见了吗？’”
后来到了法庭大楼外，维多莉娅冲着记者和人群高喊：“你们相信她讲的那些鬼话吗？”
沙缪尔继续提问，在查丹努加到亨茨维尔的列车上，是否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强奸？
据我所知，没有。茹碧答。
在查丹努加到亨茨维尔的列车上，你一直和普瑞斯太太在一起？
是的。
意思是，维多莉娅也不曾被人强奸。
“两年前，在司各勃洛的审判上，你说三个黑人强奸了你，还有六个黑人强奸了普瑞斯太太，是谁教你这么说的？”
“维多莉娅说的。我说的那些话全是她教的。”
“维多莉娅是否告诉过你，假如你不照她的话说，会怎么样？”
“她说，我们可能会被收监。”
谈到她的失踪，茹碧说，今年2月，她听说第二轮庭审开庭在即，就和一位男朋友悄悄去了蒙哥马利，从那儿登车北行，与一个女伴一起到了纽约，在一位“犹太女士”家中做了几星期女佣。她本来只是为了逃避，不想再在法庭上撒谎，但终究被良知搅扰得坐卧不安。经人介绍，茹碧于3月下旬见到了纽约著名牧师哈里·伊蒙森·福斯笛克博士。博士和她谈了很久，劝她回亚拉巴马，回到法庭上，将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众。后来，福斯笛克博士又帮她与被告方取得了联系。
沙缪尔对证人的直接取证只用了15分钟，一切顺利。但在交叉取证时，茹碧没能抵挡住托马斯·纳特检察长连珠炮似的提问——
你在两轮庭审中的证词不一，所以，“你或者是两年前在司各勃洛撒了谎，或者是现在正在撒谎，对不对？”
是的。我在司各勃洛撒了谎。
在法庭上撒谎？
是的。
在宣誓讲真话后撒谎？
是的。茹碧的声音越来越低。
你这身很时髦的衣服是谁给买的？帽子是谁给买的？
“共产党。”
你穿了这么漂亮的衣服从纽约回来，不会是坐的免费厢吧？车票是谁给买的？
“共产党。”
检察长的意思，这位证人已经被被告方“收买”了。
本案发生后不久，你曾到亨茨维尔一位大夫那儿治疗淋病，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
事后，一位德卡特商贩对记者说：“这小娘儿们应该和那些黑鬼一起吊死。只要买30美分的绳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据当地一份报纸报道，某陪审员在评论茹碧·贝茨的作证时说：“我在她身上嗅出了北方的气息。”
按理，从证词本身的分量上讲，茹碧应该是被告方否定本案的最有效武器，但是如陪审员们后来承认，他们在审议时“甚至没有考虑茹碧的证词”。原因很简单，“茹碧背叛了他们，也背叛了南方”。
这是茹碧·贝茨最后一次在本案中作证。
4月7日，星期五，总结性发言。
首先代表公诉方出场的是摩根地区检察长韦德·莱特。这位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几乎没有机会露脸的人物，此时却是一语惊人。他嘲笑茹碧·贝茨的“纽约时装”，建议莱斯特·卡德应该把他的姓改为“卡德任斯基”（犹太姓氏）。然后，他面对陪审团，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叫道：“让他们看看——”
韦德将手指向被告席：“让他们看看，亚拉巴马州的正义不是用纽约的‘犹太钱’可以收买的！”
沙缪尔·列波维奇猛地站起，要求法官宣布“无效审判”，一面用拳头连连锤打桌子。
詹姆士·霍顿法官只冷静地提醒韦德·莱特“注意你的措辞”。
轮到沙缪尔·列波维奇，他花了三个多小时逐点分析双方证人的证词，指出莱斯特·卡德的陈述解释了两位所谓“受害者”阴道内精液的来源，茹碧·贝茨的回答给出了维多莉娅·普瑞斯诬陷9名被告的动机，R·R·布莱吉斯博士的检查结果从生理的角度否定了强奸，而被告方的其他证人证明，在从查丹努加到亨茨维尔的火车上，原告和被告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车厢里。沙缪尔指出，公诉方的整个指控仅只是建立在维多莉娅·普瑞斯的证词上，“那是一个没有人看得上眼的、厚颜无耻的女人的愚蠢谎言”。
第二天，4月8日，星期六，沙缪尔·列波维奇又讲了将近一个小时。这一次，这位口若悬河的名律师讲得很费劲，很艰难，不时地停顿、重复，不时地踱回到被告席，端起杯子喝水。沙缪尔称韦德·莱特检察长的发言是“刽子手的宣言”，充满了“偏见，歧视，地方主义（sectionalism）和冥顽不化”。他说莱特检察长通篇想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来啊，伙计们，让咱们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纽约来的犹太佬！”至于海武德·派特森“这个可怜的黑鬼是否能获得公正的审判”，完全不在莱特检察长的考虑之中。
最后，沙缪尔谈到了“犹太钱”，他说：“我办这个案子分文不取，我也不准备报销为办案付出的任何费用。”
星期六下午1点，詹姆士·霍顿法官将案子交给了陪审团。
法庭外过道的木椅上，被告海武德·派特森和他的母亲简妮静静地等待着。
在为时一周的庭审中，本案的被告几乎被人们遗忘。事实上，“海武德·派特森”这几个字只在律师们的总结性发言中一带而过。有几次，州检察长托马斯·纳特甚至不屑提及名字，只管他叫做“那个东西（that thing）”。满满一法庭的旁听者也好，陪审员也罢，都只将注意力放在维多莉娅和茹碧等孰是孰非的争辩上，很少有人想到，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在决定着这个默默无语的黑人的命运。
4月9日，星期天上午10点，陪审团递出话说，他们作出了裁决。
沙缪尔·列波维奇在被告席上心神不定，如坐针毡。隔着几英尺，他的委托人海武德·派特森却是目光散漫，面无表情。纽约《每日新闻》报记者汤姆·卡沙地在当天的报道中写道：“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今天的法庭只有‘囚犯厢’中的一个黑鬼。”
11点，詹姆士·霍顿法官入庭就坐。旋即，人们听见了陪审员们一路走过来的说笑声。沙缪尔心里一阵轻松，通常，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
到得法庭门口，陪审员们还在嘻哈着不知是谁刚刚讲过的笑话，直至注意到法庭中众人的肃穆，才赶紧收敛。
法官问：“你们做出了裁决？”
“是的，法官大人。”陪审长答，一面交给文书一张纸条。文书将纸条展平，铺放在法官面前。
“我们裁决，”法官念道，“被告被控之罪名成立，并判处被告死刑。”陪审团也不屑提及海武德的名字。
这是海武德·派特森在本案中的第二个死刑判决。
法庭一片肃静。“囚犯厢”里，海武德仍然低着头吸烟，但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像外表那般平静。他注意到：“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法庭。那天的阳光特别强烈，使法庭内的一切，人或物，都变得更白。我猜想，唯有我，变得更黑。”
沙缪尔·列波维奇“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脸色煞白，半天无语。这是他经手的极刑案中的首例“败诉”，也是他律师生涯的“滑铁卢”。直到现在沙缪尔才明白，自己是太自信了，也太天真了。
多年后，历史学家韦恩·弗林特评论说：“沙缪尔·列波维奇确实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他具有罕见的毅力和勤勉，很少有人把案子做得像他那样细致，那样周全，那样万无一失……他考虑到了这个案子的方方面面，却忘了一点——他自己……在他的身上，人们看见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地人’，或‘外人’；一个犹太佬，信奉着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宗教；一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怀着和他们截然相反的政治信仰；一个替黑人强奸犯辩护的律师，持有与他们针锋相对的种族观念……就在这位来自纽约的犹太律师决定受理本案的那一刻，这个案子就输定了。”
沙缪尔·列波维奇走到法官席前，伸出右手，被詹姆士·霍顿法官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这似乎给了沙缪尔一点点鼓励。他本来什么也不想说，却不由自主地开了口：“我将把和陪审团的合影带回纽约，他们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体面的陪审团……但对于这样一个拒不依照证据做出裁决的陪审团，对不起，我实在无话可说。”
回到纽约，沙缪尔·列波维奇受到了英雄似的欢迎。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从他的车厢门到出租车，沙缪尔是被3000多名崇拜者一路举过来的。
终于，沙缪尔·列波维奇打破了自陪审团裁决以来他一直保持着的沉默，但却是以一种极不理智的方式：“倘若你们亲眼看到了那些家伙，那些不可能开化的老顽固们，他们的嘴只是在他们脸上裂开的一条口子，他们盯着你看的时候就像青蛙似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们的下巴挂着烟草汁，乱蓬蓬的胡子，脏兮兮的衣服，你们就不会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