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他的作品,我好像看见一个涉过泥塘,终于摘取一枝清莲的孩子,所以我常写信给他,鼓励他,也给他一些写作的建议。
我发现在他心灵的深处,有恨有愧有悔。恨的是他从小身处的黑道环境,愧的是对他的父母和恋人,悔的是他犯下的种种错误。
而在那字里行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写少年观护人的这一段。
游嘉宏虽然没有因为那观护人的宽容而立刻改正,但是观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深深印在他的心上,甚至成为他后来“向善”的动力。
正如游嘉宏在信里说的:“我并非十恶不赦,因为我本善良。”
当一个人犯了错,你处罚他,他反而不在乎了,觉得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两不相欠”。反倒是那“该罚未罚”的宽宥,常会像是种子,留在他心中,生出根、长出叶,萌发成长,有一天结出善良的果实。
早餐的温馨与苍凉
当我用双手握着,
闭上眼睛,咬下去,
还能看见草房里的晨光,
以及……我死去的亲爱的妈妈。
酸豆汁儿
太太和女儿第一次去北京,好多亲戚抢着请吃饭,连早餐都不准我们在旅馆用免费的,坚持要带去吃点正宗“京味儿”的点心。
餐馆的名字忘了,大概叫什么“老北京”吧!古色古香,晨光斜斜射进来,桌子上显得坑坑洼洼,四周腾腾的汤水蒸汽、肩上搭着白毛巾的跑堂儿穿梭,好像电影里的场景。
先上茶,又端来几盘小烧饼,女儿正伸手要拿,亲戚说别急,等会儿配着“汁儿”吃,免得口干。正说呢,就上来几碗绿绿白白豆浆似的汤水。小丫头问是什么,亲戚说:“好吃极了,你以前一定没吃过,人间了不得的美味。”一边说一边拿起照相机,说要留个纪念。
小丫头对镜头笑笑,端起碗,才啜半口,啊的一声又吐了回去。闪光灯亮,半桌亲戚笑得前仰后合:“成!拍到了精彩的画面,没白来这一趟。”
北京人的促狭,我早领教过。小时候,有天早上,父亲一个姓袁的晚辈,神神秘秘地提了桶东西来,我姥姥先舀了一碗,躲回她房间偷偷喝。我娘尝了一口,说真是家乡味儿。我爹更妙,居然坐在桶子前连灌了两碗。看我出来,姓袁的大哥哥赶紧给我盛了一碗,说:“小兄弟,非尝尝不可。”
跟我女儿一样,我那天也才喝半口就吐了出来,而且拿着碗往水槽冲,说东西坏了要倒掉,却被我老妈抢下来,骂我暴殄天物,我不喝她喝。
那碗又浓又绿、又酸又臭,活像猪潲水的“酸豆汁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馓子
女儿后来说,那“酸豆汁儿”真恶心,但旁边放的一盘小油条,细细的、脆脆的,挺不错。
我说那叫“馓子”,跟油条一样是炸出来的,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记得有一阵,每天我的早餐都吃馓子,偶尔还带着上学,只是馓子又酥又脆,带到学校常已经碎得不成样子,更糟糕的是,只要掉在本子上,就留下油渍,害我被老师骂。
馓子是附近的馓子爷爷做的,据说他以前在东北干过铁路站站长,到台湾走投无路,只好卖炸麻花和馓子。
父亲大概知道他的出身,对他很尊敬,每次听见他的沙哑嗓子喊“馓子!麻花!”都亲自出去跟他买,还总要聊聊天。日子久了,馓子爷爷干脆每天按时把馓子送上门,笑说我们家是包饭的。
我喜欢吃馓子,因为它不像麻花那么粗粗硬硬,而能够一小丝、一小根地往嘴里塞。上课时偷吃,甚至不用嚼,只要抿着嘴,那小条儿自然会软化。我也喜欢吃新炸馓子的感觉,张开大口咬下去,就听咔啦咔啦一部分入了口,一部分向四方坠落,最后把坠落的拢在一处,倒进嘴里,别有一番乐趣。
也记得父亲曾带我穿过泰顺街又长又窄、满地泥泞的违建区小巷,去看馓子爷爷。小小只容一张床和一口锅的屋子里,四壁贴满报纸,中间坠下一个小灯泡。馓子爷爷请我跟父亲在床上坐,接着又要我们把腿抬起来,从床底下拉出个大盆,里面全是油面。只见他把面不知怎的左拉右拉,有点像做拉面,扯出一丝一丝的面条,再用长筷子夹住两头,往热油锅里一放,而且在进锅的瞬间把筷子一绞,那面条就纠缠起来。再出锅,已经是酥酥脆脆的馓子。
我九岁,父亲去世后,就不曾再吃过馓子。最后一次是在父亲的病床前,馓子爷爷送了一大包去,父亲摇摇手,示意母亲和我吃。我们就各在腿上垫张报纸,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吃完的,只记得母亲咬一口,馓子散了一报纸,还滴滴答答地不停,是母亲的泪水。
稀饭、肉松
这两年坐“华航”,最爱他们的中式早餐,稀饭、酱瓜、肉松。我每次都很干脆地把肉松唰的一下,全倒在稀饭里,拌成一碗肉松稀饭。
这动作让我觉得很温馨,因为想起小时候父亲都为我这么做,说热稀饭加上肉松就不那么烫嘴了。有时候我还喊烫,父亲则会拿来另一个空碗,为我把稀饭倒进去,搅一搅,再倒回来。果然稀饭就不烫了。
父亲住院那半年,我早上还常吃稀饭和肉松。但母亲在医院,由姥姥带我,她小气得多,于是我过去只见肉松不见稀饭的“肉饭”,变成漂着几丝肉松的“白稀饭”。尤其当表弟们来,我发现姥姥给他们的肉松比给我的还多,为此,我哭着用注音符号写了封信去医院告状。母亲收到了,居然没说什么,好像觉得理所当然。这事令我不解了许多年,也愈使我怀念父亲为我倒肉松、换碗的画面。
女儿小时候,有一天全家出去用餐,女儿喊汤太烫。我立刻想起父亲的肉松稀饭,于是也叫人多拿个空碗,为女儿折来折去。没想到坐在一旁的儿子居然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娇?好过分哟!”
儿子从来没吃过妹妹的醋,这是唯一的一次。但说实话,每当我想起那一幕,都有些沾沾自喜,然后忆起逝去近四十年的父亲,感受他为我倒肉松稀饭时,爱在心头的温馨。
糍粑
父亲去世后才三年,家里就失火,母亲和我只好在废墟上搭了个草顶的木板房子。那时我上大同中学夜间部,常在母亲买菜回来时才起床,也可以说被她叫醒。母亲总是先把床边的木板窗用棍子撑起来,再递给我一个糍粑,说:“趁热吃!别硬了。”
那糍粑是她在温州街街口的骑楼下买的,我曾跟去看过,是位白发老头儿在卖。他先在左手放块潮潮的白毛巾,接着打开一个木头箱子,舀出许多糯米饭在毛巾上,压成扁扁一片,再撒些糖和肉松,把半根油条放下去,双手一合,隔着毛巾将糯米团在一起,就成了个糍粑。
我最喜欢一早坐在床上,从母亲手里接过糍粑的感觉。糍粑包在芋头叶子里,拿在手上,凉凉的也热热的;打开叶子,在那翠绿之间,有着半透明如羊脂白玉的软中带脆、咸中带甜的糯米饭团。
近几年回台,又有机会吃到糍粑,只是样子不同了,以前梭形的,现在成为长长一根;绿绿的叶子则换成塑胶膜,只是当我用双手握着,闭上眼睛,咬下去,还能看见草房里的晨光,以及……我死去的亲爱的妈妈。
豆浆
我小时候多半喝牛奶,早期父亲为我买克宁奶粉;父亲死后,母亲从教会领取脱脂奶粉;后来没有了,又有澳大利亚一大包一大包的廉价奶粉。真正开始喝豆浆,是在受训的时候。
早晨总有豆浆、馒头、稀饭、酱瓜和咸鸭蛋,每个人都盯着那切成两半的咸鸭蛋,猜哪一半里的蛋黄比较多。盛稀饭也有讲究,要往深处捞,才稠;至于馒头,如果来不及,可以藏起来,出操饿了的时候偷偷咬两口。
受训时我学到不少——有时候被叫去帮伙夫剥蛋壳,很明显地感觉有些蛋放太久了,蛋清已经脆弱得像烂豆腐。有时上司来巡视,盘中的菜肴能一下子大大改观。出操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常去“营福利社”买鲜奶,全是附近农场的产品,稀如水。但是中午时间较多,如果跑到较远的“团福利社”买正牌的,就浓太多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豆浆,每天早上一小盆放在桌子中间,望下去常能见到盆底的沙。但是有一回排长先吃完,临走,把他们喝剩的豆浆递给我们这一桌。那豆浆只剩不到半小盆,但是多浓啊!浓得不见底。
至今,每回我喝豆浆,不知为什么,都会想起受训时的那盆长官的豆浆。
火腿
一九七八年,我提着两个重重的箱子到了纽约,从来“远庖厨”的我不得不自己料理。笨人有笨方法,我总是盛半锅水,扔下几只鸡腿,等炖烂了,把鸡骨头夹出来,再撒下一把米和盐,隔不久就煮成一锅鸡肉稀饭,连嚼的力气都省了。
但令我最难忘的是早餐,一方面因为晨起的乡愁特浓,一方面因为那早餐的“凉”。我总去超级市场买大块带骨的热火腿,多半是弗吉尼亚州的产品,用厚厚的塑胶袋装着,口上还缠着铁丝。我不放进冰箱,以免冻得太硬。于是晨起,只要拿出火腿,切下一大块,再倒杯牛奶,就能解决半日的民生。
总记得第一年的冬天,我常坐在窗前,一边看凛冽的北风把冰雪和黄叶吹贴在窗玻璃上,一边吃我清冷的早餐。有一阵子我感冒了,想必是滤过性病毒,每天一睁眼就腹痛如绞,往厕所奔,只有坐在热水澡缸里,才能暂时止痛。可是房东供应的热水有限,常放一半,就成为冰水,腹痛就更惨上加惨。
那时候,我早上泻完肚子,必定多吃半块火腿、多喝一杯鲜奶。我自己告诉自己,一个人在外不能病,泻肚子损失了,一定要立刻补回来。我也不断服用从台湾带去的抗生素,那种一头红、一头黑的胶囊,只是三个多礼拜都没好,不得不去看医生,这才知道是肠胃性的病毒,应该尽量吃清淡的东西,绝不能碰火腿和鲜奶。
我总忘不了那个冬天,忘不了一人坐在澡缸里忍着腹痛,忘不了冰凉的火腿和鲜奶。而今,我早餐拒吃这两样东西,尤其是旅行途中,因为我怕寂寞、怕乡愁、怕那段寒冷伤痛的回忆……
不要忘了你的爱
会不会那些对安妮有感动的年轻人,
也像演员、歌星、公众人物的“迷恋者”,
他们注意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
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9·21”大地震的第二天,由纽约打电话,问候台湾的朋友。
“大停电,没灯,没冷气,没冰箱,没电视,一家大眼瞪小眼。”朋友在那头先叹气,但是接着又笑了,“不过,有个好处。”
“还有好处?”
“是啊!我发现儿子长高了。”朋友笑道,“没电,只好点蜡烛,儿子拿着蜡烛,我看见墙上好大个黑影,吓一跳:‘天哪!你多高啦!来!跟老子比一比!’这一比,才发现,他快赶上我了。平常坐着吃饭,吃完饭又坐着看电视,没注意他,真没想到,一下子,儿子长高那么多。”
一家人参加旅行团,去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和爱德华王子岛玩。
从纽约坐飞机过去,不到一个钟头。既然距离不远,景观也就跟纽约相差无几,有些码头和住宅区跟我家附近简直没两样。
“早知道,我也办个旅行团了,专带人游览我家附近的老磨坊、渔港和湿地,说不定还能招不少人呢!”旅行结束,我开玩笑地对导游说。
“是啊!”他居然很认真,“你当然可以办,只要你把你家附近的名胜典故背一背,像我一样,到每个地方,为观光客介绍一下,就成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号,纽约的扬基棒球队,打败劲敌亚特兰大的勇士队,以四连胜获得全国冠军。
在曼哈顿,扬基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球迷穿着印有扬基队标志的衣服,脸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油彩,站在路边的车顶上,又跳又叫。
有记者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兴奋。
“当然兴奋!我们每天看他们赢,好像我们自己赢。”
相反,肯尼迪总统的小儿子,小约翰·肯尼迪驾飞机失事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落下了眼泪。
电视上也播出记者的访问,问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
“因为我们在当年肯尼迪的葬礼上,看见他,才那么小,坚强地举起小手,向他父亲敬礼、告别。”受访者说,“我们看着他长大,他好像我们的家人。我们了解他,关心他,觉得他总在我们身边。”
一个老学生听说我喜欢新派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特别买了一整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给我。
我好兴奋,带回纽约,太太看见也好高兴。
可是,她每次去图书馆,照样借公家的录像带。又因为急着还,迟了就罚钱,我们总是先看那些借来的。
三年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那套带子摆在书架上,直到有一天,来访的朋友叫起来:“哇,你们有这么一大套!”又喊,“天哪,外面塑料膜还没打开!”
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爱、想必也最精彩的,居然被遗忘。
电视里播出《安妮的日记》专题节目。
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一九四二年,十三岁生日时因为得到日记本,开始写日记。
就在那一年,因为德国人四处搜捕犹太人,他们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人,躲藏到一个密室,直到一年多后被逮捕。
安妮和她的妈妈、姐姐都死在集中营,而且尸骨难寻。但是,安妮留下了这本感人肺腑的日记,以五十五种语言,在全球畅销达两千多万本。
节目里也播出了安妮的父亲——他们家在集中营唯一幸存的奥图·弗兰克(Otto Frank)早年的受访影片。
“说实在话,我很少跟女儿聊天,直到看到她的日记,才了解她。”安妮的父亲说,“而今,却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写信给我,对我说他们被安妮感动。”
多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啊!
父亲要等女儿死了,看她的日记,才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是,相对地,却有那么多“外人”,被他的孩子深深地感动。
只是,我也想,那些被安妮感动的年轻人,会不会也像演员、歌星、公众人物的“迷恋者”,他们注意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直到有一天,失散了、分离了、永别了,才有着无限的伤痛。或是直到有一天,像我那台北的朋友,因为停电,没电视看,才注意到自己的孩子。
另一幕清晰的画面浮上脑海——
白晓燕被撕票之后,白冰冰哭红了双眼,对着镜头说:
“我遗憾,我居然在女儿活着的时候,没对她说过‘妈妈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