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不够成熟，对很多具有博大胸怀的同志产生了不该有的怀疑。历史证明，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曼德拉狱中日记
曼德拉和青年同盟的成员虽然多受到现代教育，而且思想开放，但于斗争的人员组成和与其他党派的合作问题上，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持谨慎态度。这与南非黑人的多年斗争经验，以及青年同盟成员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关。
20世纪40年代初期，曼德拉对同胞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个人的援助上。当时，由于黑人城镇人满为患，政府的保障住房又供应不足，所以很多黑人选择了露宿。在曼德拉当时的居住地附近，就有超过2000多个露宿的黑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詹姆斯·穆潘沙也住在其中一顶破旧的帐篷里。穆潘沙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是这群露宿黑人的领袖，但他对未来十分迷惘。曼德拉同情他们的处境，经常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方面的援助。
但在强大而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甚至单个党派的力量也是不足的，这促使青年同盟以及非国大不得不思考合作的可能性。随着政府愈发忽视非国大的意见，祖玛领导的非国大开始尝试谨慎地和其他党派团体进行合作，与矿工工会和非欧贸易工会频繁联系，支持他们为工人的合理报酬进行抗议，甚至罢工。但在关键时刻，例如1946年的矿工罢工运动中，非国大却再次显示了其保守的一面，它虽然在表面上支持这次活动，实际参与却十分有限。
南非印度人也是非国大重要的潜在盟友之一，这种潜在可能被白人政府变成了现实。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成员一样，对印度人的态度比较复杂，既有生活和工作中的欢迎和欣赏，也有在政治领域划清界限的本能。这种态度源自两个种族在历史上的敌对关系。印度人大规模地来到南非，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那时他们作为英国人的雇工，在南非的社会阶层中属于中间部分——相对于被压迫的底层黑人依然属于剥削阶层。聪明而勤奋的印度人很快就控制了南非的零售业，加上后来英国政府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剥夺黑人一切权利的同时，为印度人和有色人保留了一些基本权利。这些都导致了在南非黑人和印度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所以黑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一向谨慎，他们不希望强势的印度人渗透到自己的政治组织里也是情有可原的。而私下里曼德拉和米尔等印度进步青年的良好关系，也是在各自以真情和信任克服心理障碍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南非印度人抗议政府的活动失败后，政府加紧了对印度人以及黑人的控制，这让非国大和印度人团体愈发感到团结的重要。于是，1947年，双方领袖签署了一份《医生协议》，表明南非两大解放运动的主要政党开始了历史性的合作，这鼓舞了很多人的士气，但也暗藏了很多矛盾的种子。在之后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南非印度人代表，以及非国大代表祖玛都指出了南非种族主义的盛行，希望联合国予以关注。这次会议上的合作延伸到了南非的政治斗争中，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共同发起了“人人都有投票权”的运动。
就在两大阵营探索合作方式的同一时期，曼德拉也开始了思想的转变。起初在伦比德等人的影响下，他是支持青年同盟“单干”的，但现实和经验告诉他：合作才是最好的出路。曼德拉知道，矿工工会的组织纪律性、南非印度人和南非共产党的战斗力都是现在的非国大所欠缺的。在不影响非国大基本性质的前提下，与这些党派团体进行合作，是他们未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段时间，曼德拉除了和印度同学打得火热，还对刚刚带领印度本土人民获得独立的尼赫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尼赫鲁的相关著作，这对他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
虽然后人多把曼德拉和甘地并提，把他们都当作是爱与和平的化身，但在曼德拉年轻的时候，他自己更看好甘地的接班人，印度独立运动的英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斗争思想。此时的曼德拉虽然钦佩甘地“钢铁般的意志”，却不太认同他温和的斗争方式，而尼赫鲁那种“在反抗的路上，谁阻挡我，我就推开谁”的气魄更让曼德拉着迷。他和其他青年同盟的成员都认为：这才是正确而有力的斗争态度。
和南非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接触丰富了南非黑人政党的斗争道路，也拓宽了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青年同盟成员的视野。虽然他们长期坚持非洲民族主义和组织的性质，不希望被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加入所改变，但随着几年后南非国民党上台，以及南非共产党被取缔等事件的发生，他们终将意识到：只有全面的团结与合作才能拯救南非和组织自身。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都必须具备博大的胸襟。此时的曼德拉具备足够的胸怀，只是还欠缺一点促使他完全张开怀抱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