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宫廷内部博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是极为惨烈的，一旦领导全局的智慧被亲情蒙住了双眼，那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失败者。唐太宗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坚决地让亲情为权力让路，从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
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斗争的高潮来临之前，其他小波小浪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王府的威望已远远高于东宫和齐王府，但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妃嫔谗言，使秦王府的地位大不如以前了。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宫加上齐王府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从政治影响方面来看，因李建成身为太子，宫中妃嫔、朝中大臣和地方势力依附东宫的相对多些，秦王府处于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矛盾的激化始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一日。这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喝酒，几杯酒下肚，李世民突觉肚子剧痛，由淮安王李神通扶助，回到自己住的西宫后，竟吐起了血，这就加重了秦府僚属的忧惧感。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便与杜如晦共劝李世民痛下决心，诛除李建成、李元吉。房玄龄等策划政变的主张，其实是正符合李世民心意的，但要将这种想法变为行动，李世民仍存在若干顾虑。及至后来，房玄龄、杜如晦因受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忌恨而被逐出秦府。秦府中李世民的心腹之臣，就只剩下长孙无忌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等，为东山再起继续进行策划。
此时，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这种事情如果放在过去，一般都是由秦王李世民率军去征讨，然而这次李建成则举荐李元吉和李艺北征，目的在于使李世民与军队隔离，将其困于京师，防止李世民掌握兵权，而李渊却答应了这一请求。
从另一方面看，李建成和李元吉这样做，也是想借出兵讨伐突厥之机，将兵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与之同行，并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加强李元吉的军队，以此削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以图谋杀世民，这一计划被太子率更丞王鹤密告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同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只有采取非常行动，先发制人，才能扭转危机，而且事到如今，觉得再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了。于是他们劝李世民“先事图之”。
李世民也知祸在旦夕，但事到临头，他仍顾虑“骨肉相残”的悲剧，并想出了“钦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想法。尉迟敬德则快人快语地说：“祸机重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他还激李世民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接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此时的李世民，虽然只有二十九岁，但因他是秦王府的最高主持者，他必须事事深思熟虑。他此时自然明白，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集团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对比悬殊，除此之外，一旦交兵，秦王府两面受敌，必然陷入险境，这一枝节李世民是不能不考虑进去的。所以，他还要在行动之前听听更多人的意见。问其他府僚，都说：“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说：‘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殉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
齐王李元吉既有此心，太子李建成又如此不容李世民，事已如此，又有众人支持，李世民也只有横下一条心去干了。
由于事情重大，以弱势而制强敌，必须有一个严密、周到的行动方案。于是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密招先前被逐出秦府的房玄龄、杜如晦入王府商议决策。房、杜二人以前曾建议过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未被采纳。现被贬在家，深恐李世民仍然疑而不决，中途变卦，便想用激将法再激他一次。他俩对长孙无忌说：“皇上已经有旨，不许我们再为秦王效力，如今如果再私下里去见秦王，一定会因此被杀头的，我们哪里敢去听秦王的教诲呢？”
这一招果然有效，李世民听说后，果然怒骂道：“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并取下佩刀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视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便再去找房玄龄、杜如晦，说：“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房玄龄和杜如晦闻听此言，知李世民决心已下，便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潜入秦王府内，尉迟敬德则由他道进入。
这一天是武德九年六月二日，经过一整夜商议，大计终于确定下来，并分头布置行动，李世民至此决定走上风雨不归的夺权之路。
凡做大事，不能总是犹豫不决，坐失举事良机；又不可草率从事，不计后果。因此，做事前前思后想、三思而行是必要的，而一旦决定就要当机立断、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的重大决策取得更多的获胜把握。李世民即是如此，他的犹豫多虑、沉着应对、临事不慌并不多余；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又不容置疑、不容犹豫，反而成了主导者，这是正确的，谋略上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说。何来东风，诸葛公能祭也；所谓的祭，实际上是谋的结果，何况东风西风在大自然界中也并不是绝对受季节变化的，谋的因素才是关键。
主意拿定之后，李世民及其僚属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在玄武门伏杀李建成和李元吉。
玄武门即长安宫城北门，地位重要，是唐朝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三所。负责门卫的是将领常何，此人是李建成的旧属，后被李世民所收买，这就为李世民的举事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守卫玄武门的其他一些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也被李世民收买。应当说，在京师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将领处打主意，是很有远见的一招。
为师出有名，李世民便寻机找借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太白复经天，太史令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兮，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星状单独交给李世民，李世民便乘机密奏李建成、李元吉与尹德妃、张婕妤淫乱之事，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李世民的这番话，是在申明自己只是因平叛功显才被猜忌、不容的，这便把兄弟间“骨肉相残”的责任全部推到李建成与李元吉的身上了。高祖听后虽感愕然，但也不敢轻信，便说：“明当鞠问，汝宜早参。”即令通知太子、齐王明天早朝，由诸大臣公断曲直。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埋伏玄武门附近。玄武门是皇宫大门，是入宫必经之路，守卫玄武门的禁卫军统领常何，正欲帮助李世民展开行动。然而就在此时，后宫张婕妤探得了李世民的动机，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认为应暂避一下风头，托病不去上朝，观察一下形势再作打算。李建成认为只要布置好兵力，玄武门的守将又是自己人，还有嫔妃作内应，怕他何来？不妨进宫看看动静再说。
两人骑马进入玄武门，叫亲信侍卫在宫外等候。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李元吉对李建成说：“殿下，今天气氛怎么这样肃杀，连一个侍卫都不见，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两人拨马便往回走。
其实，李世民带领亲信将领早已进宫，这时见二人正要溜走，便从隐蔽处走了出来，喊道：“殿下，别走！”李建成、李元吉料想不到李世民会在此时现身，而且全副武装，知道事情不妙，走得更快了。不一会儿便来到玄武门前，大喊：“常何，快开门！”然而任凭他俩叫破嗓子，也无人答理。李元吉大骂：“我们上当了，常何投靠了李世民。”说着，他弯弓搭箭射过城门，落在城外的草地上，在那里等候的亲随接到警报，立即驰马去东宫报信。
李建成也动起手来，他不问情由，一连向李世民连发三箭，因为心慌意乱，失去准头，皆未射中。李世民却早有准备，只一箭就把李建成射中落马，顿时气绝身亡。
李元吉急忙从横里逃去，迎面碰上尉迟敬德，他回转马头逃跑，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此时玄武门外已聚集了不少兵马。东宫接到警报后，大将冯诩、冯立和齐王府的薛万彻带领二千多名卫士在攻打大门，常何急命人抵住大门，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吕世衡出城作战，不幸战死。东宫、齐王府的人马又分兵去攻打秦王府，一场更大的战乱就要酿成。正在此时，尉迟敬德走上城楼，扔下两颗带血的人头，大声喊道：“太子和齐王联合谋反，奉皇上之命讨伐二贼，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下场，你们要为谁卖命？”东宫和齐王府的人看见两颗人头果然是他们的主子，既然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经被杀，除了作鸟兽散，他们还为谁卖命，于是局势旋即平定下来。事后李世民对他们不予追究，并把他们争取过来为秦王府效力。所以这次兄弟相残之事并没引起更大的战事。
当三兄弟打得你死我活，李渊正带着大臣、妃嫔在太极宫中乘船游玩，此时尉迟敬德却一身豪气地前来“逼宫”：“陛下，太子、齐王叛乱，已被秦王杀死，特派微臣前来为陛下保驾！”
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一时无话，只赶紧吩咐船只靠岸，便问在侧的大臣裴寂：“此事该如何收场？”
裴寂是个佞臣，忙推托说：“这是陛下的家事。”萧璃、陈叔达却趁机进言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上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周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大势已定，便顺势说：“善，此吾之夙心也。”此时，宿卫及秦王府兵与东宫、齐王府兵的战斗尚未全部结束，李渊便写了“手敕”，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
玄武门之变就这样以李世民的成功而告结束。
李渊及时改立秦王为太子，并敕令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要其处决。八月，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对帝王而言，国事与家事常常扯在一起纠缠不清，这很容易令父子、兄弟互相成为政治上的对手。李世民残兄害弟的行为我们很难从感情的角度作出评判，因为毕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不断验证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真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关键时刻对亲情的割舍成就了其一生的政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