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逸的环境下，领导者的精神容易松懈下来。作为一种规律，奋发图强的劲头一旦减弱，耳根子也会变得硬起来，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赞歌，听不进既刺耳又显耸听的危言。其实越是这个时候，领导者越需要一些危言刺激他日渐麻木的神经。
追求物质享受之心大概是人所共有的，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想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一些。由于贞观初年君臣上下的励精图治，贞观中期经济有了大的起色，然而随着国库的充盈，李世民也渐渐有了享受安逸之心，国中时风也渐有奢侈之象。有鉴于亡隋之鉴，一些忠良的臣子们由此而生出忧虑。
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左仆射房玄龄和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了少府监（注：少府，唐初专管工程修建的官署。）窦德素，问他北门宫近来又在建造什么工程。窦德素便将两位大臣问事之举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有些不悦，心想：虽然本朝从不以僭越问罪于下臣，敞开怀抱纳谏，但你们做下臣的也未免管事太宽，于是召来房玄龄，有些动气地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宫建造一些房屋与你何干？”
房玄龄等人听了，只好伏首谢罪，然而，魏征却由此看得更深远一些，站出来指责李世民的做法无理。他进言道：“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高士廉，也不明白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要谢罪。房玄龄等既为国家大臣，就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纵使北门有所营造，为什么就不容许他们知道？臣对此有所不解。修造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用的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对，做大臣的则应当协助陛下把事情办好，若陛下做得不对，就是已开始营造，做大臣的也有责任奏请陛下停工。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根本之道。房玄龄等询问此事固属无罪，而陛下却责备他们，这是臣所不明白的；房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所应管的职守，而只知道向陛下磕头谢罪，这也是臣所不解的。”
听了魏征的话，李世民不但没有动怒，还在闻言之后深以为愧。
北门宫的土木之工既完，此事未过多久，敢言善谏的魏征看到奢靡倾向越来越严重的各种政令又频频发布起来，他更加担心李世民难以保持俭约之美德了，于是在贞观十一年，向李世民上奏了名垂青史的“治国三策”。
魏征在“治国三策”中写道：“以臣所见，自古以来，凡是承天受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面南而治，都想德配天地，名齐日月，让子孙百代将帝位永远传下去。然而善始善终者少，倾败衰亡者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之道。前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就近在眼前，可以为鉴戒。”
魏征说：“隋朝统一天下三十余年，兵强马壮，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覆亡，尽为他人所有。那时的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社稷长久，故意要推行桀纣之暴政，以造成自己灭亡吗？而究其实，他只是犯了仗恃其国家富强，而未考虑后患的错误。他驱使天下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收刮天下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美女，掠夺远方的珍宝，宫苑装饰得豪华壮丽，楼台修建得高峻宏伟，徭役无穷无尽，用兵无休无止。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谗佞邪恶之臣，必定会得到他的官禄和好处，而忠正之士却连性命都难保。佞臣上下互相欺蒙，君臣离心离德，老百姓不堪忍受，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像隋炀帝这样的堂堂一国之君，竟死于匹夫之手，连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能不令人痛心吗？”
魏征指出，“如果考虑到既成的东西不要毁坏，仍然保持旧貌，就要免除那些不急之务，徭役要减之又减。既使是茅舍与华厦共存，玉砌和土阶并用又有什么妨害？既要使人敬业乐业，又要不竭民力，要常想到自己受而不劳的安逸和别人劳动的辛苦，这样，老百姓就会自愿来服役，他们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乐业。这是治国的中策。”
魏征指出：“如果是惟我独尊，不考虑后果，不善始善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有天命可以依传，从而忽视住陋室时的艰苦朴素作风，一味追求雕梁画栋的奢侈生活，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加以扩充，并大加修饰，惟美是求，做事皆以此类推，从不知足，人民所见到的只是无止无休的劳役，见不到国君的恩德，这是最糟糕的治国方法。这样的做法好比是背着柴薪去救火，向锅里添滚水来止沸，是用暴政来替代暴政，与原先的乱政同出一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旦如此，后世子孙将如何看待陛下的事迹？没有清明的功迹就会遭到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则灾害必生，灾害发生就会引起祸乱，祸乱一起，要保全自身性命和荣誉名声就很难了！这是治国的下策。
“臣下以为，顺应天命、鼎革天下之后，大唐将有七百年隆盛的国运，并将江山遗留给子孙，传之万代。江山难得而易失，陛下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吗？”
看了魏征的“治国之策”，李世民内心十分感动，他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征，诏书中说：“你所呈献的至诚之言，使朕明白了自己的过失。朕当置之茶几上，就像西门豹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佩弦以自急（注：意即西门豹性急，经常身带柔软的皮件来提醒自己；董安于性缓，经常身带绷紧的弓弦作为提醒。）一样，时刻提醒自己。朕必定能在晚年把国家治理好，使‘康哉、良哉’的盛世颂歌，不只出现在虞舜时代。如今，我们君臣之间，就如同鱼水一样亲融无间，对于你的佳谋良策，迟至今日才做答复，希望你仍能犯颜直谏，无所顾忌。朕将虚怀静心，恭候你的善言。”
从李世民君臣之间发生的这些关于禁绝浮华奢靡的劝谏、从谏之事上，后世不但可以看出贞观时君臣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清新政治之风，更能找到李世民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将大唐推向昌盛的原因。
勇于从谏，克制己欲，使君臣无猜而人人愿意为国分忧，这即是天下大治的秘诀。
正所谓饱暖思淫欲，人的生活一旦安逸无忧，私欲就会膨胀。纵然是自制力很强的人也是如此。到了贞观中期，随着物质的丰富，李世民谦逊俭约的作风一年年地减少，并且还常常大兴土木，追求锦衣玉食，这就使得民心没有贞观初那样安定了。
然而李世民的幸运在于，一旦有政治上的失误，舆情的变异，即便他还没有觉察到，而由于他对臣子的信任，使得手下臣子纷纷冒死相谏，也能使政治上的失误及时得以纠正。由此看来，治理国家要想善始善终，手下总归是离不开一批忠心耿耿的有识之士的。
早在贞观之初，李世民已经对自己是否能善始善终有了警惕性，他拿汉代君王与臣子之间互不信任而导致善始不能善终的例子对臣子们说：“自古以来为政比较好的君主，大多不能坚守已有的成就。汉高祖，只不过是泗水的一个亭长而已，起初能够拯救危亡，铲除暴虐，成就帝业，然而如果他再多活十几年，他也可能因纵情安逸而颓败，未必能保住功绩。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惠帝刘盈处于嫡传长子的重要地位，温和而谦虚，仁义而贤孝，但高祖却被戚夫人的儿子迷惑住，想立他为太子。萧何、韩信，有很高的功业，而萧何却被乱加拘押（注：丞相萧何曾为百姓请求，将皇家园林上林苑的空地改作民田，刘邦因而发怒，将萧何交给廷尉用刑具拘押了几天），韩信也无故遭贬（注：有人密告楚王韩信将要反叛，刘邦用计逮捕了韩信，贬为淮阴侯。后来吕后趁谋反时，骗韩信入宫，擒而斩之，并诛灭三族），其余功臣如黥布等人，自然畏惧不安，以至于发展成反叛（注：由于彭越、韩信等相继被刘邦斩杀，黥布举兵反刘邦，战败逃往江南，被长沙王诱杀）。君臣之间原有的本如父子的关系，竟错乱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保功业的明证吗？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用来保持其终。”
说这些话时李世民初登大位不久，头脑是如此的清醒，然而自己最终却也难以避免骄奢的倾向，可见明智的君主也难免有迷失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显示出忠良之臣的重要了。
贞观十一年，马周以奢纵之君亡国的前车之鉴来启悟李世民，直言进谏道：“臣历睹前代，从夏、殷、周和汉朝统一天下的情况看来，帝位的传相继承，时间长的朝代可延续八百多年，短的朝代也有四五百年，莫不是由于国君不断地积累德行、功业，将恩德存留在百姓心中所致。但邪辟的君王出现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依赖前代贤君早年施于百姓的恩德，从而避免了国家出现动乱的灾难罢了！”
马周说：“从魏、晋以来，及至北周、隋朝，一个时间长的王朝不过存在五六十年，短的王朝只延续了二三十年就灭亡了，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王没有致力于对广大百姓修行恩德教化，仅仅在当时的环境下，勉强保持着自己的帝位，后世百姓心中也没有前代君王遗留的恩德可以值得怀念。所以继承帝王之位的国君若对百姓的恩德教化稍有衰减，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大呼造反，那么国家就土崩瓦解了。”
马周说：“现在陛下虽然依靠以前对百姓作出的巨大功劳和贡献，而使天下的老百姓人心稳定，但陛下目前越来越不注重施恩于百姓了，恩德的积累也一天比一天少，现在确应当考虑像禹、汤、文王、武王那样，对天下臣民广泛地施行恩德教化，使恩德除了用以自守之外，尚能遗留给后代万世子孙，为皇室的子孙奠定万代传袭的帝位和永久统治天下的基础，怎么能够只求政治教化没有过失，只求维持当时的统治就行了呢？圣明的君王虽然按照具体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与之相应的教化，政令的宽厚和严厉根据时势的不同而改变，大致的方针却是在节俭自身、施恩于百姓两个方面，因此国中的百姓对国君就会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这就是夏朝、殷朝、周朝和汉朝统治天下时帝位长久传袭而不发生祸乱的原因。”
正当耽于安逸享乐之时，马周的奏章给李世民兜头泼了一盆凉水，看了奏章，使他感到在这一段时间里自己实在是疏忽了善始善终之道，顿时惊醒，于是马上停止了一些奢侈器物与楼阁的制造。然而停止归停止，李世民的思想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退步，国中经济的日益兴盛使他对丰盛物产毕竟有些陶醉了，他不仅纵情于享受，还不断地向外发动战争来夸耀自己的成功，出兵攻打高丽就是这种思想促动的结果。
此时，魏征又站了出来，他诚恳地向李世民进行规谏：“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取得天下，建立王朝，都想把皇位留传万代子孙作打算，所以当他稳坐在朝堂上垂衣拱手，对天下宣布政令、谈论治国的方法的时候，必先推崇质朴敦厚，抑制虚浮华丽；评论人物时，必定尊重忠诚贤良，轻视邪恶；讲述法度时，则杜绝奢侈浪费，崇尚俭朴节约；谈论物产时，一定重视谷物布帛而轻视珍宝奇物。接受天命之初，都遵循这些原则以达到政治清明。稍微安定以后，却又大多违反这些原则，败坏了社会风俗。陛下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
在奏章中，魏征语重心长，苦口直言道：“难道不是因为自己处在极尊之位，拥有天下的财富，说话没有谁敢违背，行动没有谁不顺从，公道被个人的感情所淹没，礼仪法度被嗜好欲望所吞噬的缘故吗？古人有道是：‘不是懂得道理难，而是实行起来难；不是实行起来难，而是坚持到底难。’陛下，这话说得很实在啊！”
魏征说：“陛下，您二十岁左右就力挽狂澜，平定了全国，开创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正值陛下年轻力壮之时，抑制减少嗜好欲望，亲自实行节俭，内外安乐宁静，以至于社会出现了极清正的局面。论功劳，就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及；讲道德，您就是与尧、舜也相差不远。”
魏征还说：“臣自从被提拔在陛下左右，十余年来，常在运筹帷幄时侍候陛下，多次敬受英明的旨意。陛下常赞许仁爱、正义的治理方法，坚持而不放弃，称扬俭朴节约的志向，始终不渝。一言可以兴邦，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德音常在臣耳边回响，臣怎敢忘记？近年来，陛下已经稍微违背了原来的志向和敦厚纯朴的精神，渐渐不能坚持到底了。臣谨把所了解的陛下的作为列举在下面——”
在奏章里，魏征指出，“贞观初年，陛下不敢烦扰百姓，没有贪欲，清明宁静的教化，遍及远荒地区。可是现在，这种风气已渐渐消失了。听陛下的言论，远远超过上古的英明帝王，然而论及陛下的作为，还没有超过中等以上的君主，凭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还不是古代的英明帝王，而汉文帝不接受千里马，晋武帝烧掉雉头毛制的裘衣；现在陛下却不远万里寻求骏马，到外国购买珍奇之物，被治理的百姓责怨，被外族所轻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一条。”
魏征说：“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管理人民的方法，孔子说：‘方法只有一条，这就是惧怕啊——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的车子一样。’子贡说：‘为什么要这样担心呢？’孔子说：‘不用仁义之道引导人民，人民就会仇恨你，你怎么能够做到不担心呢？所以《尚书》上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基牢固则国家才安宁。’处在人民之上的君主怎么能不谨慎呢？”
魏征奏章中说：“由此而看贞观初年，陛下对待人民还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备至，怜悯人民的辛勤劳苦，爱护人民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总是自己保持简朴节约，没有兴建什么宫室。近年来，陛下的心思却全在追求奢侈纵欲上，一下子就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役用人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役就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灭亡的，哪有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役他们的呢？恐怕这不是振兴国家的正确言论，更不是安抚人民的长远办法吧。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二条。”
魏征奏章中说：“陛下在贞观之初，减少自己的享乐而利于他人，到了现在，却纵欲以劳人，谦虚简朴的作风一年年地减少，骄傲奢侈的性情一天天地改变，虽关心人民的话不绝于口，而最关心的却是自己如何享乐。有时想营建宫室，担心臣下来劝谏，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朕不方便。’碍于君臣的情面，臣下怎么能够再争取呢？您这是执意要封住劝谏者的口，哪里还会再选择好的意见而照着实行呢？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三条。”
“立身的成功与失败，在于个人所处的环境。接触兰草的香色或是接触鲍鱼的腥臭，都会受到它们不同的影响，对亲近的人要谨慎，不能不认真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磨炼名誉节操，对人不偏私，只要贤良就接近。亲爱君子，疏远小人。现在却不这样了，亲近小人，而有礼节地尊重君子。名为尊重君子，实际是敬而远之；名为疏远小人，其实亲热地接近他们，亲近小人，决不是治国之道，疏远君子，难道就是振兴国家好方法了？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四条。”
魏征说：“《尚书》上说：‘不作无益事损害有益事，功乃成；不珍视奇异物品而轻视日常用品，人乃足。不是生长于本地的犬马不畜养，珍禽异兽不要在城中养育。’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遵循尧、舜而抛弃黄金美玉，回复淳朴的本性。近年来，陛下十分喜爱珍稀奇异的东西，难以得到的物品，再远也要得到；珍奇玩物的制作，没有停止的时候。陛下喜好奢靡而希望群臣百姓淳朴，过多地兴办工商业而求农民丰足厚实，道理是明摆着的。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五条……”
魏征在奏章折上继续写道：“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没有极限，心愿没有永远的满足。这四项是过去的君王用来求得福运，通达事理的贤人用作深切警戒的原则。陛下在贞观初年，孜孜不倦，克制自己，顺从他人，仍常常觉得做得不足；这几年来，稍微骄矜放纵，倚恃伟大的功业，心中蔑视前代帝王；自负圣哲英明，心中看不起当代人物，这是骄傲在滋长。想要干什么，都必须称心如意，即使有时控制情感听从规劝，也始终不忘要干的事，这正是私欲在放纵的表现。一心想行乐，从不感到厌倦，这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事，但已不能够存心国家大事，逸乐得有些过度了。如今天下安定，外族诚服，却仍旧让士兵劳苦远征，向边远的外族出师，这就是过分满足自己的心愿。亲近的人迎合陛下旨意而不肯直说，疏远的人畏惧君威而不敢规谏，如此下去，将会损害陛下高尚的品德。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九条。”
魏征又说：“过去唐尧商汤的朝代不是没有灾祸，人们之所以称颂他们的圣明贤德，是由于他们做事能有始有终，无为而治没有私欲。遇上灾害就特别关心百姓，勤于政事，在太平年代也不矜骄不放纵之故也。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郊百姓全都涌向关外做工糊口，他们扶老携幼，往返几年，没有一户人家逃亡，没有一人抱怨，这确实是百姓体会到陛下怜悯抚育他们的情怀，因此到死也没有二心。近几年来，百姓不堪徭役，关中的百姓更是十分疲惫。各种手工匠服役期满，又全留下来继续受雇于官府；正在服役的士兵，大多调到京城去作杂役。在乡间，以购买为名掠夺民财的变相赋税接连不断，道路上押送物资的差夫一个接着一个。既然已经有了弊端，百姓就容易被惊扰，如果遇到水灾旱灾，粮食没有收成，恐怕百姓的心里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平静安稳了。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善终的第十条。”
这是一本精心写的奏折，充分体现了一名封建臣子忠君为国的拳拳之忧。作为一名头脑冷静、思考深远、观察甚明的老臣，魏征这一次可谓把李世民十几年来为政的历程描述尽致，把近一段时间李世民在政治上的滑坡归纳剖析得入木三分，作为一代敢逆龙鳞的属臣，魏征大概根本不去担心是否最终激怒皇上，甚至到了晚年尚且来冒杀头之险是否合算，但贞观年间君臣约制的良性互动机制已经形成，李世民从本质上看还是一位明主，魏征审时度势，对劝谏的效果有着充分的估计，因而也有必胜的信心。
在勇于从谏方面，李世民要比隋炀帝好上几千倍，所以在看了这一奏折后，李世民不禁为之汗颜，认识到魏征说得句句在理，想想自己这几年的言行，李世民深感愧对臣民。于是，他把魏征的奏疏贴在屏风上，时时警惕自己，当成了座右铭。
种种实例已足以证明李世民的长于纳谏。也正是由于他长于纳谏，一些正直的大臣才敢犯颜谏上，从而减少了很多政治上的失误，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李世民善于纳谏的风度，也为后世留下了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