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民，唐太宗李世民深刻认识到：“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这里，皇帝李世民把人民比成了水，把政权比作舟，并明示了人民与政权的关系，而“得民心则昌，失民心则衰”则是他治理国政，以民为本的最好诠释。中国古代，成大事者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能达到此种境界，真是难能可贵。
只要能得到人心，就能建筑起无数钢铁长城。作为一代英豪的朱元璋，同样也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是宝，因此，他是如此地重视民心。为了谋求新的发展，朱元璋率军进兵江南，以图有新的发展，每到一处地方，便收买一处的民心，军队所到之处深受民众欢迎，颇有点“鱼水之情”。
采石城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南岸城池，该城一破，红巾军千军万马顿时如潮水一般涌向城中的各个角落。对于久困和州，粮食供应紧缺、吃过伙食供应不足的苦头的将士来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些牲畜、粮食，在他们心目中是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尽管军纪严明，但出于囤粮为公的心理，都想把东西抢到自己的部队里去。因而采石城破之后，各路将士争先恐后，不管是仓里的还是囤里的，是官家的还是平民百姓的，也无论是衣是粮，鸡鸭猪狗，你抢我夺，抢到手就往船上装载，弄得满城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此时军纪已难以制众，将士们全抢红了眼，此时就是杀几个人也难以遏止。将士们心同此理：饿苦了，饿怕了，因而就是拼命也要饱掠一番，以便能吃上一段时间的好饭。
对此，朱元璋很担心，士兵们都是只图这些眼前利益。他是个很重军纪的人，他为自己军中的一些未直接管辖的部队犯忌而生气，于是抓紧派人组成了纠缉队在街头巡逻，城中秩序才渐归平静。他朗声向部队解释说：“我们这支队伍要成大事，不图眼前的这点儿小利。前面就是太平城，那才是个富庶的去处，兄弟们到那里去，一起去大开眼界吧！”经过这一鼓动，将士们的抱怨才算消退了。接着便是犒赏军队，好猪好牛好米饭，饱餐一顿。
经过这一风波，朱元璋担心在太平城中再起波澜，便在从采石出发以前命掌书记李善长紧急起草了《戒缉军士榜》，意在约束军队，防止扰民。果然，在太平城，战斗刚一结束，士兵们刚准备动手抢掠、大发横财的时候，却见城中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榜文，上面赫然写道：敢有抢掠财物、杀害百姓者，杀无赦。
朱元璋就是这样重视自己的队伍在民众眼中的形象，他所起草的榜，很有作用。朱元璋杀一儆百，所以混乱的局面立刻变得井然有序，这样反而保护了战斗力。在战事结束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军士们都有一份。朱元璋的高明做法，既得到了民心，也稳住了军心。
朱元璋在得民心后，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巩固，他又在巩固扩大江南根据地的同时，再让自己的新政深入人心。他在占据应天后，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欲挥师再攻镇江。镇江可是个鱼米之乡，富甲天下、美女如云，朱元璋深恐将士们经不起诱惑，故对部下严加训诫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随意杀掠。今尔等带兵出征，望能体察我的心意，严格约束士卒。城破之日，不得妄行杀掠。有违军令者，军法处治。倘再纵容，定当严惩不贷！”诸将战战兢兢，奉命而去，很快就攻下镇江。入城后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种情况迅速传到其他地方，各地士民都称颂朱元璋的军队是仁义之师，这给朱元璋经营江南带来很大便利。攻占镇江后，徐达又分兵占领了金坛、丹阳等县，面向张士诚占领区构筑了一道防线。
朱元璋知道得民心可以安定局面，利用民心可以增强自己的后备储力，是自己威力无形的延伸。对边界问题，朱元璋要求“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在攻克江浦时，朱元璋树起“奉天都、统中华”的金牌，他亲自出征，以便更能激发起人们心中的斗志。而此时敌军人心本已浮动，见救援无望，有些军官便联合起来，开门投降。朱元璋顺利进入婺州，在那里设立军政机构。接着，又分兵四出，占领了婺州周围地区。朱元璋还派人到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招降控制浙江沿海地区的割据首领方国珍。方国珍见朱元璋势力强盛，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又想藉为声援，便遣使进献礼物，表示归附。到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下半年，衢州、处州等地也落入朱元璋手里，元军在浙东的据点都被拔掉。朱元璋经略东南的战略决策，获得圆满成功。
朱元璋乐于采纳建议，为了倡仁义、收人心，他在根据地的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赢得民心的措施。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义首先体现在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宽减税役。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复言其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到了龙凤四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县，询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征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这一年，对朱元璋这一规定，当时也有官员想不通，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无以为治。”朱元璋的回答则是：“自兵乱以来，百姓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在经济上，朱元璋设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时路经徽州，曾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二人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立即下令邓愈停工。唐仲实说话间又婉转地反映“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的情况，意即百姓负担过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做出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到了龙凤四年，他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又在徽州落实“民自实田”之策，并要求防止官吏横敛百姓。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过去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当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绩，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徭役，废除新归附地区的旧政，对新归附区的所有税赋和徭役实施“尽行蠲免三年”的政策。
做到此，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于是进行了免租和赈灾活动。他“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他还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朱元璋没有忽视人民，而且懂得爱民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对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有这么一段话值得后来者深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衅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衅，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