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公平公正，自然人心敬服，领导者的威望自然树立起来，这种威的效果比以严、以酷所立的威更有效，也更长久。
一个政权也好，一个团队也好，领导者的权力基础无不建立在公平公正之上，缺少了这个基础，其他树威的手段、领导的技巧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呢？法制无疑是个正确的选择。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是个重视立法的政权。早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朝建国不久，工部尚书、判大理寺（掌刑狱之官，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窦仪奏称：“今国用法典，虽引《大周刑统》（后周世宗详订的法典），其条目繁多，法意不明，不便使用。”并建议修订和编纂一部统一的法典。赵匡胤听后觉得有理，随即下令让窦仪和尚书屯田郎中、权大理少卿苏晓等主持修订。
赵匡胤初建政权，没有成熟的法典来用于新政权的执法，但他却能先采用《唐律》、《大周刑法》为治国法典。由此可见，他的法治意识是很强的。
赵匡胤基本上是个道家思想的实施者，他即位之后，很喜欢读书，以学习历史，以史资治。一日，他读《尚书》，读到其中的《尧典》、《舜典》两篇，慨然叹息道：“尧、舜之时，四凶止于投窜，何（哪里会像）近代法网之密耶。放自开宝（宋朝年号）以来，犯大辟（死刑之罪）、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冤死）。”
所谓四凶，是尧、舜时期四个凶恶的人。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木寿杌；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尧帝未能除掉这四个人，舜帝流放他们，并将这四凶迁于四裔，以御魑魅。赵匡胤有感于舜帝不将四凶治以死罪，而只流于四裔，赞赏舜帝执法有度，而慨叹当今法网太稠密，以至于往往因过密过严而使有人冤死，他要尽量使法律法规合情合理。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几个王朝事实上都有法典，但由于这些五代时期皇帝的法制观念多半并不强，虽有法律，那也只是为约束百姓而制定，并且在执行力度上也是根据自己脾气、性格、心情的好坏去执行。
后唐明宗时，虽然明宗李嗣源在治理国家上有些建树，但在执行法律上也只是逢场作戏。譬如有一日他听到巡检使浑公儿奏报说，有两个人用竹竿在练习格斗，犯了不准私自习武的罪。于是明宗就派石敬瑭前去察看处理，石敬瑭找到那两个用竹竿练格斗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将那两个人杀死，回复明宗。到了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奏称说，那两个人并非是私自聚武，练习格斗，而只是在玩小儿游戏，根本不足以论法。后唐明宗在位时，虽与物无竞，兵革罕用，可在法律方面如同儿戏，因而被后人说是夷狄性。
在五代时，任何一个国君和大将，在杀人和论罪时，都不会考虑法律上的程序，他们往往只根据需要和喜厌便随意地杀人论罪。《同光律》规定：“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后晋时却改为“奸罪为奸有夫妇人，不论强、奸（顺），男女一概处死。”又如，《同光律》规定：“盗窃赃满绢三匹以上处死。”而到了后汉，却改盗窃罪为：“窃盗一钱一文以上处死。”由于这种法律是少数人规定的，所以随意性很大，体现了很强的专制独裁因素。
赵匡胤是个重视法制者。做了皇帝后，他就想把法制运转程序规范化，要求事无巨细，均要照章办理，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这在历史上倒是很少见（但仍缺乏保障机制，因而还是人治）。赵匡胤身体力行，以法为范，并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对法制程序进行完善。有一次，他诏令后院造一个熏笼，下诏几天而熏笼还没有送来。太祖故意问左右：“我下诏命造一熏笼，为什么几天都没送来呢？”左右回道：“这件事得把皇帝的诏令下到尚书省，尚书省再下文到本部，本部再下文到本寺，本寺再下文到本局，然后复奏。确实是皇帝诏令，才可以制造，制成后就送来了。因为诏令得经历数处，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熏笼不能马上送来。”
赵匡胤很高兴左右能明白此事的意义，又拿去试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怎么会数日得不到呢，这是怎么一回事？”赵普说：“此是来自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违规非理地去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之深意也。”赵匡胤闻言大喜，说：“此条贯妙极。”
条贯即当今所说的条文，也就是法规。从此事可以看出，赵匡胤有着比较强的法制观念，他是要用法律法规对社会秩序和行为进行规范。这种意识虽然困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完全实现，而且作为一名封建皇帝，他不可能以失去专制权力为代价去完全地实施法治，但毕竟做了不少可贵的努力，因而也在法制建设上独领了风骚。
赵匡胤的法制意识之强，体现在当他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就要按自己的意志去参预国家法律制度的制定这一点上。这里有个故事：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年间，在金州安康郡（今陕西安康）有个叫马从记的百姓，妻子早死，留下他和儿子马汉惠。后来马从记又续弦，娶一寡妇，带来一位男孩，马从记为他取名马再从。马从记的亲生儿子马汉惠长大以后，品行不端，道德败坏，逞强为霸，横行乡里。继弟马再从因看不过马汉惠的所作所为，经常加以劝告，马汉惠竟将继弟马再从残害至死。做父亲的马从记十分气愤，经过同全家人商量，便与续妻共同杀死了残暴的儿子马汉惠。
马从记大义灭亲，在封建社会里可算是个忠良之人，因而受到乡人的赞誉，但却触犯了刑法。因为从法律上来说，马从记杀人就是犯罪，按律当斩。于是，金州防御使仇超、判官左扶就将马从记夫妇及全家人逮捕，以杀人罪斩杀了马从记全家。
马从记因大义灭亲杀死儿子马汉惠，却被官府斩杀之事在乡里议论很大，此事传到朝中，被赵匡胤知道了。他对金州官府的判决勃然大怒，斥道：“大义灭亲，罪岂至死！”他从道德的观念认为，马汉惠横行乡里、残害继弟的行为已经构成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破坏，罪当诛杀。其父母将马汉惠杀死是大义灭亲，虽然从法律程序上讲不过去，但从情理上却是行得通的。金州官府不问是非就将马从记判死刑，是钻了法律空子，故判定死罪，又将马从记的全家诛杀，简直是惨无人道。因此，赵匡胤怒责金州官府草菅人命，立即命有关部门严肃查处，结果仇超和左扶等人都被杖流海岛。
赵匡胤通过对金州大义灭亲案的干预，感到各地对判死刑的这类法律当持慎重的态度，以防止下官草菅人命。因而对判处死刑的量刑问题应当做到程序规范化，于是他根据金州大义灭亲案的处决不公、不合情理这一问题，专门发布了一道诏令：“对犯大辟需判处死刑的犯人，应当送所属州、军鞠（勘验狱辞）处之，不得随意处斩。”
从上例来看，金州马从记夫妇大义灭亲，金州防御使仇超和判官左扶就是依据杀人者死的法令，来武断地判定马从记夫妇及全家杀人，杀人者当死，从而使案情简单化，草菅了人命。如果仇超等人对金州大义灭亲案持慎重态度，进行详细的审理，给马从记定个越俎代庖罪而酌情轻判，且不罪及其他人，于情于理就顺畅多了。如此，赵匡胤决不会盛怒，而仇超等人也决不会被杖流海岛了。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皇帝本身就是法律，皇帝可以生活在法律之外。在这种体制下，官吏很少有法制意识，他们把皇帝的话当作是最高法律。所以赵匡胤过问金州大义灭亲案，又下诏不得随意对死刑做处断之后，各地方的司法审判官员，在地方上审案都十分小心谨慎，对案件不敢轻易判决，许多案子都要上奏听从圣裁，而造成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又使赵匡胤哭笑不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件令他犯难的事，他很难解决这个矛盾，找不到症结，认识不到这种弊端缘自专制社会本身。他气恼地方官吏没有法制意识，惟皇帝之言为法制，又很清楚地知道，地方的官吏这种做法无非是推卸责任，因此下诏对诸州道府进行了严厉批评，又下令让地方司法部门“依法断狱，毋得避事妄奏取裁，违者量罪行罚”。
国家制定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准确打击和制裁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执法者依据法律法规办客观上犯法的事，赵匡胤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三国时对于法律的制定，在刘备和简雍君臣之间有过讨论。当时蜀国旱灾，粮食歉收，于是刘备便下了禁酒令：酿造酒者以刑论处。当时有官吏从民家搜出酿造酒的工具，论罪要将这家藏酿具者与酿酒者一样定罪。为了纠正偏颇，简雍与刘备一块外出游观景物时，见有一个男子行于道，简雍借机说：“这个人欲行奸淫，怎么不把他抓起来呢？”刘备说：“卿怎么知道这个人要行奸淫呢？”简雍正色答道：“这个人身上带着淫具，与家中有酿酒具欲酿酒者是一个道理。”刘备知道简雍的用意后大笑，因而将收藏有酿酒具的人释放。据法犯法，说明法规的解释往往有不周全的地方，有漏洞，这是需要加以防范的。
有鉴于此，赵匡胤在法制建设上很是慎重，一方面，他认为国家必须有法制，必须以法制来积极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制定的法律不能伤害人民，不能用法律去草菅人命。为此他要求各地的司法官要依法断狱，而对需判死刑的人，规定州、军要勘察清楚仔细审讯，详细调查后再做决定，以防止草菅人命。
这样尊崇法治的君王，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