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老人以那种前辈对后学特有的坦诚，对几百名听众做了一番极为动人的自白，并介绍了他认为“拿得出手的”五本书：他29岁时，就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确立了他对东西文化的基本观点，1921年出版后，不断再版，颇为风行。1931年，他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五年以后，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他力图从乡村入手，从中国社会的基层入手，发动、组织农民，以此作为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根本。那么，现在看来，什么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呢？他诚恳地把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和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推荐给大家：“要了解我的思想内容，应注意看这两本书。”
这位92岁的老人，一口气进行了两个小时演说。主持人曾担心他过于劳累，两次请他休息，但都被谢绝。演讲刚结束，他又立刻处于几十位中外青年的包围之中。他饶有兴致地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为大家签名留念。一位外国留学生颇有感慨地说：“这样一位老人，头脑如此清晰。并能用如此简单的语言说明如此复杂的问题，真是令人难忘。”
曾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的张岱年评论和回忆：梁漱溟先生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深刻理解的渊博思想家；梁先生是为民族自救，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积极奋斗的爱国思想家；梁先生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梁漱溟在《值得感念的岁月》一文中曾说：“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张岱年认为：这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因为认真，所以不肯轻易放弃慎重考虑过的见解，坚持自己所认识的真理，绝不随风摇摆，绝不随风向的变化而转移。这是一个严肃思想家的科学态度，5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人写文章，都是窥测风向，随风转舵，哗众取宠；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此风尤甚。梁先生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能坚持所认识的真理，无所畏惧，此种坚强不屈，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佩的。
1985年6月初，香港《百姓》杂志发表了陆铿的《胡耀邦访问记》一文，同期发表了梁漱溟早年写的（未发表过）《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前文中陆铿对胡耀邦说：“在海外的人都认为梁老是很了不起的，棱棱风骨，他本人能够站在共产党一边，这事本身对你们就是了不起的事情。”胡耀邦对陆铿说：“梁漱溟先生从参加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头一天起，是不大讲我们好话的。他几年以前就开始讲我们的好话了，大概是四年前吧！”在谈到1953年9月对梁漱溟的大批判时，胡耀邦说：“可能毛主席也有他的想法，国家的事情这么复杂，你却那么样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就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过头了！”“尽管他不讲我们的好话，也应该允许人家么！在有些事上，还未经过自己脑子证实，他一时想不通，从而不大赞成。”陆铿说：“的确是批过头了。”
1986年1月，梁漱溟应邀为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二期“中国文化讲习班”讲学，讲“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最后说：“我六十多年前就曾预测，中国文化必将复兴。”
梁漱溟曾回顾记录下自己参加中国文化书院讲学的经历：“中国文化书院是几年前由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汤一介、牙含章、石峻、吴晓玲、虞愚、阴法鲁、戴逸、朱伯昆等北京的学者、教授共同发起成立的，得到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可能是我最年长、学界辈分最高的缘故吧，各位同行推举我为该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我这种年纪，当然是挂名的。不过这个书院的宗旨，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起到促进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作用。这个学院以培养从事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历史、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为目标，参加学习、研究的人包括海内外。本院的这个宗旨，颇合我的一贯主张。我虽年迈力衰，也曾几次去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学术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梁漱溟的讲课有录音磁带发行。
同年6月10日，梁漱溟应邀出席北京师范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和太平洋史学会联合召开的文化座谈会，认为：“依我从来的看法，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社会人生、社会生活，是大不同于近代西洋的。近代西洋文化，我常用八个字概括：‘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和中国人相反，传统的中国人讲‘孝、悌、慈、和’，扼要地说就是互以对方为重，并非要求自己的权利，而是认识自己的义务，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礼俗、伦理、人伦’。”“有人以为文化交流切不可忘记自己的祖先，不可忘记上代传统的思想，有人在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时还联名发表宣言，……我以为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人们是不会忘记的，要紧的是文化继承和交流过程中要择善而从。”
年近古稀，身体欠佳，梁漱溟却在不停地思考国家大事，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社会生活经历。1987年6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的《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梁漱溟在《序言》中说：“我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前一年（1893），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等列强对我国的欺凌与侵略。从清王朝的覆灭和辛亥革命的成功、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到新中国的建立，直至‘十年浩劫’，其间的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我亲身经历不少，耳闻目睹更多。我既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又曾投身于社会运动；既曾出入农村基层，又曾参与过一些上层政治活动。如果将这种种加以记述，把自己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作一番回顾，是有意义的。”
同年7月的一天，应中国人大常委会之邀访问中国的晏阳初来访梁漱溟，两位曾共同致力于乡村建设的老人见面后非常高兴。
晏阳初说：“梁老，我们两人都生于1893年，又都从事过乡村建设运动，真是奇缘。我们就彼此称兄道弟吧！”
梁漱溟微笑着连连点头说：“是啊！我们两人今年都是94岁，是真正的兄弟手足之情！”
晏阳初讲述了自己在40年代定居美国以后，在海外工作的简况，并介绍了设在菲律宾境内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表示：“我几十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到今天问心无愧，力（行）恶出出己，一心为平民。知我者谓（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梁漱溟对晏阳初在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从事平民教育的精神称赞不已，并叙述了自己为中国文化书院讲课的情况。
话题转到晏阳初这次回国访问的感受时，晏阳初说：“祖国的变化的确很大，中共中央雄才大略，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局面为之一新……真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回国看看！”
梁漱溟热情地说：“会的，会有机会再回来的，我等待着再一次与你会面。”又吩咐孙女倒了两杯橘汁，两人以此当酒碰杯祝福。晏阳初一饮而尽，高兴地说：“这叫做酒逢知已饮，话逢知己说，我们在一起，越谈越投机。”临别时，两位老人互道珍重，晏阳初嘱咐梁漱溟，要注意休养，为祖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1987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九）是梁漱溟94岁诞辰。本来他的家人、弟子和朋友，准备为他祝寿，但他坚决不同意，并写了《谢寿启示》。
这一年又是梁漱溟受蔡元培之聘任教于北京大学70周年，中国文化书院决定在北京召开“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七十余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中国文化书院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梁漱溟的弟子、友好六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与会者对梁漱溟的思想及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展开了讨论。尽管对他学说有不同的见解，但一致认为：梁漱溟一生探索真理，坚持独立见解、不阿权贵的精神值得学习和赞颂，表现了一个真正思想家的品格。
梁漱溟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对召开此会表示诚恳的谢意。
诸天寅回忆：在梁老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与会者中以梁老年岁最长，但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座位上讲话，当梁老发言时，他竟站立讲了近15分钟，中间服务员3次请他坐下发言，都被梁老谢绝。“礼也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敬人者恒敬之。梁老待人接物，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一律以礼相待，迎送来客，讲话立坐，似为细枝末节，但反映了他对人的尊重。”
同年12月25日上午，梁漱溟在其孙子的陪同下，到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式，这是梁漱溟七十年学术生涯中最后一次公开学术讲演。讲话时间不长，却语出惊人，他说：
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小时候读书，就喜欢思考些问题，想出家当和尚。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你所思所谈的是哲学，我说这就是哲学啊？你说是哲学，那么就算是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长话短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侵占，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
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应为“村治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当时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标。我未曾料到，像我这样一个搞事功的人，却被人家看成是什么学者，说我是个什么哲学家，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搞了一辈子哲学。
我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乡村虽苦，我这个出生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还是在乡下和农民一起吃苦。吃苦干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目标，要农民不守旧，在生产生活上都走新的路子--科学技术的路子。
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
梁培恕认为：在梁漱溟最后一次的公众集会上，他为什么会以尽可能明确地口吻说：“我不是书生”，“我是一个实行家”。很像是有意作此声明。接着以乡建运动为例说，那是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打基础，地方自治是民主、宪政国家的必要条件。“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他说了这句话？因为听时有意外感，因为我记得他的几次重大努力（行动）都没有成功。这就是说，在我心里隐然有一个观念（一个偏向），以为成功了的行动才算数，而且‘大’的行动才算数。这样就把他从第一人生态度转为第三人生态度，再转为第二人生态度忽略了。他是出奇地认真，思想必与行动一致，才有了一生改换三种生活态度的事”。
1988年3月24日下午，梁漱溟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后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七届常委。
4月10日，友人张西曼的女儿张小曼来访，两人谈话近两小时。张小曼请求梁漱溟为她题字留念，梁问她想要什么字，张说：“就题您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句话吧！”梁漱溟乃写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八个苍劲的大字，题上“小曼同志留念”，签名盖章后，交给张小曼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