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梁漱溟在准备正式发言的过程中，准备宣讲自己观点的兴奋与“批林批孔”形势的压力同在。如2月21日学习会上，在有人“迫我谈奴隶制问题”的同时，亦有人恶语相向，认为不应再称梁先生，梁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为此，梁漱溟在2月22日发言当天，在致政协学习小组长王芸生、于树德的函中，抗议“宋希濂昨天对我厉声的粗野的辱骂，假如负有维持会场秩序之责的三位先生没有适当的表示，我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
在2月22日和2月25日两次发言中，梁漱溟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多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引出许多话，看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活，而非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在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梁漱溟明确地说出“批林批孔”这是“从政治上说话，而非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自然与大家的观点截然不同，一时间，“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的声音遍响政协学习组。这当然在梁漱溟的预料之中，认为是“应有之义”，但梁还是经过认真的思考，于3月8日做了检讨式的发言，认为自己本想文章写成后不公开拿出来，但却忍不住在两次会上“放言高论”，最初的顾虑（一怕文章内容上学术的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政治运动，文不切题；二怕文章内容有碍于当前政治运动）亦忘掉，发言“违背了初心”，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老毛病。梁又于3月11日发表《我的声明》，表示今后将静听批判，不再反驳。声明说：上月23日和25日两天我作了五个小时的连续有组织的发言，其内容主要是谈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表明了两点意见。头一点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以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这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对照来看古代中国社会，那么，古代中国社会就不像奴隶制社会。同时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社会经济发展必以劳心劳力之分工开端，从而就分化出阶级来，古中国人恰好就是从这一分工原理来说明阶级的产生和看待经济的存在的。再一点是根据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统治印度的两篇论文以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两文，指出印度和中国，正是马克思在古代奴隶制社会生产方式、中世纪封建制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特别提出的亚洲社会生产方式，那个特例而畸形的社会发展。它也是人类童年时代早熟者（以别于希腊之正常者）。以上两点意见皆属于纯学术性的分析研究，既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且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原是我去年11月16日所要自己保留的意见，却不料想忘其所以地说出来。其错误是严重的。本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批判和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特此说明，请原谅！
3月10日当晚（即发表声明的前夜），梁漱溟“夜来有悟，早四时起写‘空、假、中’座右铭”；“时刻自警：空一切法毕竟空。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有我。假于无我中幻有今我，从众缘生。中 以如此菲材，值如此机会，不可免地有其艰难险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当日不旁视，心不旁用，好好负起历史使命而行。”
从3月到7月，政协学习组的批孔活动多数变成了对梁漱溟的批判斗争。梁觉得因为他而占了大家许多时间不合适，乃主动检查自己，但学习会批判之声不减，梁便洗耳恭听，别人若问得较为激烈，梁就回答几句。
6月25日，梁漱溟开始改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该文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七部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2月22-25日的发言中，梁漱溟曾谈了“要用老师的眼光去评判孔子”，谈了两千年传统文化的正面；在修改文稿中，梁漱溟又着重（一分为二的辨证观点）谈了其负面，即消极、失败的一面。
首先要看到它严重的消极性。在社会经济上，物质生产力长期滞后，内地农村多不改其自然经济状态。在国家政治上，则融国家于社会，天下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内以消极相安为治，对外务于防守。特别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除上述消极性外，还有五大病。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二是衰老。历史既久，浸浸一切人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后世所称“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三是不落实。往往远离现实而称理想。四是暧昧而不明爽。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既像如此，又像如彼，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以上为梁用二分法评孔子的消极面，但总的说来是功大于过。
1974年下半年，政协学习组对梁漱溟的批判升级，由原来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此前，在多人质问下，梁漱溟申明态度：“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会怕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但一向敢于直言的梁漱溟，禁不住众人再三追问，还是亮出自己的观点：
梁漱溟认为林彪没有什么政治路线可言，不过一心要政变夺权而已。而如刘少奇、彭德怀，尽管其路线不对，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他们却将各自公开的主张提出来，且自以为是对的，是为国家大局设想的。林彪则表面上主张在宪法中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来担任，实则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又不好出口。什么“天才论”，全是假托词，全是花样假招。他同其妻、子及少数私党在阴暗角落里搞鬼，难道不算他为国家大局设想的路线吗？假若他当真为国家大局设想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在毛主席不担任时，自信他来担当是相宜的话，他亲向主席提出商量，那样，我承认他算得上是有路线。他未曾这样做。说路线，总是为大局前途设想的；你不能把他们不敢见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作路线。林彪所为破坏了毛主席领导的正确路线。
梁漱溟认为：“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去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受害于孔子！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梁漱溟后来在11月写出的《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述略》，回忆这一年政协学习会对他的批判斗争；“先则每周四次，后减为三次。8月份因天气热起来又减为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小组均对我进行批判。预先宣布9月将召开五个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陆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人手而集中批判我。主持此会者皆各组召集人，结束时未征问我的意见，而宣布月内各组可再就此次大会的发言自行座谈两次。”
9月23日学习小组会上，会议召集人问梁漱溟对大会有何感想，梁似乎不假思索，冲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一时间语惊四座，在座的人都愣了，梁漱溟竟然用孔子的话表达对批孔运动的不满。召集人要求梁漱溟做出解释，梁解释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我才说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并未惧怕对他的批判斗争，到11月8日他改写完成《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其中关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前已述及；而有关“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查孔孟之道”，梁漱溟分为上、下（见论文第九、第十部分）两节：上节关于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梁不同意，说不合事实，解释了“修己”的含义，文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著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言而批判孔孟，只能是鲁莽灭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下节梁漱溟则主要对“克己复礼”与“三纲五常”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孔子回答弟子有关“复礼”的话是各就其人而指点之，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孔子认真在情理上，而断不执著于任何徒有其表的礼貌仪文，又何必定要恢复周代之礼；康有为著有《孔子改制考》一书，其言未可全信，却亦足备参考；孔子之时是阶级社会却非是奴隶制的。梁又认为三纲五常不是孔子的东西，却总源于孔子的孝悌之教。其所从来是在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即强调相关系的双方应该互以对方为重。在互以对方为重之中，只许个人想一想自己应尽的义务，不要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主张自己的权利。
梁漱溟还特别在文中引其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一段话：“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
唐现之曾写文章评论过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文中谈到梁对孔家的思想很有心得，但梁绝不是一个盲目的尊孔者，只是想重新估定孔家思想的价值，而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唐现之特别引了一段张东荪评价孔子的话，且认为这段话很公道，张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就是孔子，因为他被后人所推崇，所以是被后人所利用，亦可以说孔子死后，凡是推崇孔子，都是要利用孔子的。利用孔子的人们做了无数的罪恶，却不被人发现，只见一概写在孔子的账上，于是利用孔子的人愈推崇孔子，而旁人便愈痛恨孔子，所以我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最埋没了真相的人。因为推崇他的，未必真知他，而痛恨他的亦是误解他。直到今天还在这里闹这个甲骂乙捧的争执。我实在不能不替孔子呼冤了。这就是我所以不同于反对与赞成两派的缘故。……西方思想素以方面繁多内容丰富见长。然而却竟没有一派能和孔子一样。凡孔子之所长，西方思想都寻不着相当的以为代替。可见孔子的价值不仅是在东方实是在于全人类。
唐现之认为：梁漱溟对孔子的认识，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不把孔子看为一个神，他只是认为孔子是一个极有学养的人而已。但他自己并不以为对孔子有如何的了解，他常说对孔子的学问实在不能够随便地说。不过孔子的学问，确有独到之处，而且是人类极其宝贵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