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梁漱溟长期接济、资助的人里面，除了弟子黄艮庸及田慕周，并帮助李雪昭外，还有著名音乐理论家潘怀素，潘为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法、经济，回国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安徽大学等校，又为农工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潘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潘酷爱音乐，1953年后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研究；1954年起任中国音乐研究所通信研究员。曾翻译日本音乐家杯谦三著的《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和日本信安季尚著的《乐家录·卷九》。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设计出具有民族特点的“二十三点不等分纯正律”（与现今在钢琴、风琴上通用的“二十平均律”相比较，“纯正律”各音相结合时--即同时发音为“和弦”时声音特别和谐，为钢琴等所不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人向潘怀素推荐北京智化寺的古典音乐，智化寺兴建于明朝，其音乐是依赖寺里的僧人代代相传保存至今，潘怀素到智化寺听了古乐后非常兴奋，马上转告给音乐界的杨荫浏，杨正致力于挖掘民间音乐和乐种（阿炳就是杨发现的），杨听了智化寺古乐亦很惊异，立即搬进寺内与老艺僧们同吃同住，进一步了解这种音乐，并发现智化寺音乐在乐器、乐谱、乐调、曲牌和演奏方面都较多地保留了唐宋旧制，多数曲牌更来自具有中国古典乐曲特点的南北曲。潘怀素的这一发现引起音乐界重视，被纳入中国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不久，智化寺古乐参加了北京市音乐研究会举办的演出。20世纪60年代初，智化寺僧人乐队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过录音，使智化寺音乐传遍全国。
梁漱溟与潘怀素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朋友（实际上可能更早，因为潘亦信奉佛教）。“文革”中潘惨遭迫害，夫人被迫自杀，潘到河南焦作投奔其子，但那里生存艰难，只好回到北京，依靠友人接济度日，而其中给予潘长期而固定资助的便是梁漱溟。梁知道潘的研究极有价值，在日记中说他“音乐史有成就”。除了长期资助，梁还帮助潘申诉，请求平反。“文革”结束后，黄河清整理潘怀素遗著准备出版，请梁漱溟写序题签，梁说对音乐方面缺少了解，谢绝写序，但答应题签，并谈了他帮助潘怀素事，认为：“仆与潘老相交以来，每以我绵薄周助其困，二三十年而不懈，盖心知其所从事价值不朽，关系重大也。然于此道，自己却全然一门外汉，不能赞一词。……以是之故，承嘱写序文一层，愧难报命，幸垂谅许。幸甚，幸甚。但如题签小事则不敢辞耳。”
1971年4月2日，梁漱溟在政协学习小组会发言，后写《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认为其三层意思：“第一是要带着问题学，不要泛泛地读书，要为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而读书”；“第二就是要做还原功夫，还到所代表的原来那种事实上去”；“第三条就是领会书中的意思而活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上，如列宁所再三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梁记述自己一贯为解决人生和中国两大问题而读书的经验后，坦承“可惜我读书不总是十分认真的”，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由于我不重视它，粗心大意地以为它不适用于中国之用”。
同年7月，梁漱溟写出《学习五十年党史所得的感想和认识》一文，认为：“右倾、‘左倾’的错误在唯物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以致病根都在主观意图不符合客观事实。”
1972年，虚岁80的梁漱溟仍坚持每日早晨四五点钟起床，有时先到公园散步、习拳后，回家写稿；有时先写稿，早饭或午饭后到公园散步、习拳。每日读书，这一年阅读了《宋元学案》《柳文摘要》《刘宗周年谱》《心理学》《初民社会》《人性论史》《近世哲学史》《世界文化史》《苟子集解》《退溪语录》《天体地球》《中国问题》（罗素著，英文本）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二十多部书。
同年11月，黄艮庸夫妇和马仰乾从被遣返的广东返回北京，梁漱溟设宴于素餐馆欢迎，并函邀李渊庭、郭大中作陪，饭后同游公园。
1973年5月，梁漱溟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组织的中南组参观团赴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参观，参观团于5月10日启程，先到郑州，参观9天后于5月19日去广东，到顺德、佛山、肇庆等地参观工农业生产；6月7日抵长沙，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于6月22日返回北京。梁漱溟回京后在写给友人田慕周的信中介绍了这次参观的情况，说“自己未出京门者已有十年（从1963年到1973年），各地各种建设之猛进飞跃皆未之见，此次乃见到一些”；信中谈到参观韶山时，梁漱溟对毛泽东感佩至深，说：“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此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其他的人，谁能若此乎？此亦中国老社会能产生此兼资之人，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也。”
同年8月，梁漱溟为孙墨佛所存王鸿一《自述》一文手稿题识，文曰：“四十余年，世局丕变，实历史发展所应有。从一方面来说，似为先生所不及料，而另一方面恰恰妙符先生均平之要求。先生今若在世，必将不胜其诧讶，卒又不胜其快慰者。当彼时，愚在悼文内曾有拒斥共产党之语，同为错误。毛主席教导人们说：‘错误，改了就是。’鸿一先生有知，从其好善服善之心，必然输服。愚幸以八十之年躬逢盛世，时时在学习改造中，其自己勉励求有异于畴昔也。”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10月，江青等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林批孔文章。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开场。
此时，政协学习小组已不只是直属组了，还包括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总人数二百来人，分成若干小组，并由政协统一成立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发展安排这次学习、讨论。经过“文革”，这些人对这些学习已经很有经验了，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大家纷纷表态，拥护、支持这场运动，“狠批孔老二”，批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梁漱溟对批评孔子其实是有看法的，但运动开始后，他并未轻易发言，而是保持沉默。从8月7日看杨荣国（批孔）文章到11月、12月日记，可看出梁漱溟原本不想发言。如：
11月7日：同杨等一车赴会；杜某挑战不应战。
11月14日：听白寿夷（彝）批孔。
11月16日：发言表示保留意见。
12月5日：宣读冯芝生（冯友兰）批孔论文2篇，可叹。
12月6日：夜间思索孔子评价问题，当从理智理性二分法入手，证明中西文化之异，而论定其功罪。
12月14日：表示可以写有关孔子评价一文。
12月19日：早起写《书面答王克俊》一文。
12月21日：赵朴初报告关于我写孔子评价听自由。
在梁漱溟这个学习小组20余人均先后发言后，梁未发言，又是研究孔子和儒家哲学方面的大师，自然引起人们的质疑：为何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梁的学生冯友兰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从尊孔转变为支持批孔。梁在这种压力下，在11月16日政协学习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未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其协调和协和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像毛主席早曾说过的，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的话。新党章内尚且有此规定，何况我们党外人。但自己有不同意见，要保留。我若放言高论，那便不对。
学习组同人对梁漱溟的发言表示沉默，没有任何反应表示，仍各自发言批孔。
约11月底，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动员会上，发问“梁漱溟何许人也”？梁漱溟仍然保持沉默，这期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有人在学习组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还有人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说，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说：“某教授（即冯友兰）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批评：“就凭你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做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笑笑，并未回答。
12月14日，梁漱溟在学习会上第二次发言：表示对于当前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但不愿公开表示，妨碍当前运动。如果统战部领导方面想知道梁的不同意见，梁可以写出评价孔子一文，送请阅看。12月19日，梁漱溟复以此意以《书面答王克俊》一文交本组召集人转理论学习小组；12月21日，小组召集人之一赵朴初传达领导方面的意见说，写不写评价孔子一文听梁自由。梁漱溟乃决意写出来，并于1974年1月13日开始着笔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但在未写成前，小组学习时未就孔子评价事发言。
这期间，梁漱溟的朋友、亲戚多次劝梁，此次“批林批孔”运动来势凶猛，应多加注意，谨言慎行。但梁漱溟不愿再默默保留自己的观点，决意写出来。
1974年1月中旬，阎秉华去看望梁漱溟，谈及“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说：“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其实另有所图，他们所谓的‘批周公’，实际上是指周总理！”
1974年2月4日，梁漱溟在学习小组会上发言，首先陈述了自己写此文章的缘由及在学习会上的发言，认为“把不同意见写出来的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将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谈到文章，梁说已完成三分之一，为具体谈内容，只从标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解释说：‘那就是回顾过去历史文化上孔子起了什么作用，什么影响，是大是小，是好是坏，要加以评量。说评价就是要一分为二，绝对否定，绝对肯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孔子本人早已过世不在了，他不会说话，他不会申述。如何评价，大权在我们手中。而我在写此文时，文中一切就是我的判断。我下判断，我要负责，应当多加考虑，不要考虑得不够，考虑得太少。如果轻率从事，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的荒唐失败。’”
随着梁漱溟发言渐多，学习小组会上的质疑、批评甚至批判逐渐多起来。请看梁2月份日记：
2月8日：答赵朴初，答宋，各说话不少。
2月11日：王芸生、王克俊、朱洁夫等发问，分别答之，费时甚久。
2月12日：进攻者3人，不置答。
2月14日：听程、杨、赵等发言，不加答对。
2月15日：赵朴（初）说话甚多，略答谢之。赵、杨关怀勉为出一言。
2月18日：程等发言纠缠不清。
2月21日：程发言极长，迫我谈奴隶制问题，最后决定明日答之。
2月22日：夜不成寐，十二时起写发言次序，至三时复睡下，六时再起床。八时就食后同杨等一车赴会，发言顺畅。
2月25日：会上发言完畅，有自然应有之事。
2月26日：听赵、杜、杨等发言，暂不答。
2月28日：继续听王、宋、中等发言，答词未用。
上述日记记录了1974年2月梁漱溟从准备发言到发言前“夜不成寐”，兴奋而又严肃认真地准备发言、发言时感到“完畅”、发言后面对批评“答词未用”的开始等情境；并在2月19日，即2月22日发言的前三天，郑重地写《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新文章的方式回报各界。文章说：从批孔运动发动以来，好多朋友因我自称保留不同意见，而没有积极参加，为我担心，怕我犯重大错误，忠言劝勉，十分可感。今写此文，敬答厚爱……我个性很强，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以自觉自愿行之，所以初时没有随群众参加运动。正为我从来个性如此，所以批孔运动以来，我不理解，我不同意，但我想这是一政治运动，必然有其必要，我尊重领导，绝不能做妨碍的事……由于好多朋友劝勉的殷切和细细想《红旗》二期短评中“这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的指点。我决定在原计划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孑L子》一文之作，另写一文来参加批孔运动（今不见有此3文稿，似未写出--《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320页）。前篇是站在今天立场评价孔子，一分为二，亦含有批判在内；后一篇则从当前政治上的需要，专批儒书流传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上起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有阻碍作用；说话偏于一面。前一篇为了评价孔子，就要谈到孔子当时的阶级立场问题。从而不能不涉及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社会。而这个社会发展史问题正是聚讼已久的，文中虽不能多谈，但自己有意见不能不说。因此前篇提出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大有疑问的意见。但孔子当时是处在阶级社会是没有疑问的。是否封建社会呢？它也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