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长城上，倾听。仿佛巨龙在诉说遥远的往事，仿佛历史的长河在回溯它的源头。我听到了，伐木丁丁，采石冬冬，干戈铿锵，号角长鸣。长城，不是哪一位工程师的惊世杰作，它是我们祖先智慧和血肉的结晶。秦始皇帝东临碣石，登高一呼，召来了三十万众。三十万条生命历尽严冬酷暑，化成了万里长城。不是有这样一首秦代民歌吗？“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这歌声似乎太悲凉了，也许唱歌的人想让子孙后代在瞻仰长城的时候，不只是想起秦始皇帝，还要记住那筑城的三十万黔首黔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名民曰黔首”。——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留下姓名！且不管怎样评价始皇其人吧，他那短暂若流星的王朝，毕竟留下了这座举世瞩目的丰碑，记载着永不磨灭的奇功。且不管修筑长城的缘起吧，正是在天地间出现这条巨龙的年代，从阴山之北，到五岭以南，众多兄弟民族的中华儿女形成了河山一统。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代的更迭只是过眼烟云，历尽纷繁的劫难，河山依旧，长城不倒，人民永生。筑城黔首的后代珍惜长城上的每一块砖石，龙的传人日日夜夜守卫着巨龙。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仿佛九州生气汇成龙的长啸，万马奔腾化作龙的足音。东三省在呻吟，卢沟桥在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长城上空再一次升起滚滚狼烟，为国捐躯的已不只是那手无寸铁的三十万民众。巨龙的身上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块鳞甲，每一块鳞甲都是锐不可当的龙泉、青萍龙泉、青萍：古剑名。！当侵略者剖开了杨靖宇将军的胸膛，粒米全无的忠肝义胆岂是一片空空？不，侵略者发抖了，在一腔殷红的热血之中，他们分明看到了一条用血肉筑成的长城！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不是两千年前的悲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中华儿女最后的吼声！长城，作为母亲，长城，作为壁垒，长城，作为旗帜，长城，作为战歌，直到五星红旗在长城脚下、天安门前冉冉上升。啊，长城，不可战胜的巨龙！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俱往矣，十八拍胡笳，一阕大风！我听到了，听到了巨龙的心脏在跳动。仿佛是，十亿条血管的脉搏，十亿根琴弦的和声，宫商角徵羽宫商角徼羽：国乐之五音。，东西南北中。当巨龙翻身挣断窃国大盗的桎梏，当巨龙昂首重新飞向“四化”的前程，当五星红旗在群雄拼搏的洛杉矶升起，中华儿女的心中一同响起震撼世界的歌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长城在对我说，两千年的岁月，它才度过了稚拙的童龄。今日起，将是一条风华正茂的巨龙！
我站在长城上，倾听……
（发表于1984年第10期《民族文学》，1985年第4期《散文选刊》转载。收入《万里长城文选》，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出版）
公子扶苏事考
研读秦史，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太史公着笔不多的公子扶苏。
公子扶苏者，秦始皇帝之长子也，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始皇烧天下书，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上监蒙恬于上郡。
始皇三十七年，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至平原津而病，崩逝于沙丘平台。临终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中车府令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受始皇遗诏，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这便是《史记》中有关篇章所勾勒的扶苏大致轮廓。
但司马迁的记述似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扶苏北上的时间，依《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是因为谏阻“坑儒”而遭遣，时在始皇三十五年（前二一二），距三十七年（前二一○）始皇驾崩，赵高、李斯、胡亥合谋沙丘改诏，赐扶苏自裁，仅两年的时间。而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伪诏内容，有“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之语，则扶苏北上为蒙恬监军决不止两年，应在十年以上。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就曾经指出：“扶苏之监上郡，决非三十五年事。”（《秦集史》）那么，扶苏北上为蒙恬监军，究竟始于哪一年？如果从始皇三十七年上溯十年，恰好为秦统一六国的时间。《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这里的“暴师于外十余年”与伪诏中所说“十有余年矣”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认定，扶苏作为蒙恬部队的监军，自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参与了包括北逐“戎狄”、修筑万里长城和屯兵戍边的全过程，时间长达十年以上。
或问：始皇三十五年“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之说又如何解释？其实，若仔细推敲史料，也完全可以理顺。赵高、李斯、胡亥合谋炮制的伪诏中罗织的扶苏罪状有“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一语，所谓“数上书”，当然是不止一次上书，也就是说，像谏阻“坑儒”这样的抗上行为，扶苏已经做过多次了。而且，谏阻“坑儒”时被始皇怒逐上郡，也不等于说这就是扶苏的初次北上，说不定他已经往返于上郡和咸阳之间多次，上书和被斥也已经反复了多次。尽管伪诏中扶苏的罪名均为诬陷不实之词，但“十有余年矣”和“数上书”总不至于是无中生有，应该还是可信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扶苏“为人仁厚而懦弱，对历史发展贡献不大。他在许多地方与秦始皇有不同的政见，包括修建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反对修建长城的。”
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扶苏为人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但是，“仁”或曰“仁厚”都不等于懦弱，说他“懦弱”，则于史无据。恰恰相反，“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却有案可查。而且，这两句话出自必欲除扶苏而后快的赵高之口，决无溢美的可能。扶苏的行动也证明，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秦始皇独裁统治时代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的，“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在这样血腥残暴的高压政策和恐怖气氛之下，扶苏敢于反对暴政，挺身而出，冒死苦谏，极其难能可贵，难道是“懦弱”者可为的吗？如果说“懦弱”是指他对待伪诏没有反抗而顺从地自杀，这就过于苛求古人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始皇既是扶苏的君王，又是生身之父，这双重身份，都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尽管扶苏与始皇政见不同，但两人的阶级属性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可能背叛始皇去“造反”，而只有服从，哪怕屈死也要服从，这是历代忠臣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扶苏在不了解沙丘改诏阴谋的情况下，从容赴死是顺理成章的。他之所以没有接受蒙恬“复请”建议，是因为深知其父的专横武断，决不会收回成命，“复请而后死”也是死，“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从容赴死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怎么能因此指责他“懦弱”呢？
说扶苏“反对修建长城”也于史无据。恰恰相反，扶苏是万里长城的监造者。如前所述，扶苏自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为蒙恬部队监军，参与了北逐“戎狄”、修筑长城和屯兵戍边的全过程，劳苦功高，仅监造万里长城这一项就足以名垂千古，难道还“对历史发展贡献不大”吗？诚然，扶苏终其一生，都没有处于权力的中心，他空有“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雄才大略却不得施展，无法改变大秦帝国的走向，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主宰，功成身亡，遗恨千古，这一历史悲剧正是由历史造成的，扶苏本身无可指责。始皇和扶苏相继而死，社会各种矛盾急剧爆发，曾“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的大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值得一提的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军为了争取人心，曾打着公子扶苏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此举系“从民欲也”，“宜多应者”（《史记？陈涉世家》），可见扶苏在国人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章太炎先生曾在《秦政记》一文中说：“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这是极精辟的见解。试想，如果沙丘改诏之事不曾发生，或者虽发生而未能得逞，由扶苏继承皇位，定是一位贤明之君，那么，至少秦汉史将会改写了。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扶苏和短暂的秦王朝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只留下默默无语的万里长城，令后世的登临者扼腕叹息！
（发表于2004年11月15日《人民政协报》、《诗书画》2004年卷）
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先得。”刘邦和项羽双雄并起，叱咤风云，合力灭秦，夺得天下，又一分为二，豆萁相煎，势不两立，经过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最后以刘邦的胜利和项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范文澜先生说：“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项籍“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可怜虫。”（《中国通史简编》）至“文革”中，此说被利用于“批儒评法”，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刘邦是法家，主张统一，是进步势力；项羽是儒家，主张复辟分裂，是反动势力。给他们二人贴上“阶级”和“路线”的标签，只不过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刘邦和项羽的起义，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的一部分，顺应了天下反秦之暴政的历史潮流，客观上都代表了农民的利益，难分彼此。而在主观上，两个人都是怀着做皇帝的野心揭竿而起，不管谁做了皇帝，都是想统治整个中国，亦无所谓孰优孰劣。当初见到秦始皇帝出巡的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便是他们最坦率的自白。至于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本人在做了皇帝之后有一番很为得意的“经验总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二年），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但是刘邦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长期以来，论者多数以刘邦的见解为基础，从刘项两人在谋略和用人方面的强烈反差来分析刘胜项败的必然性，与前引“阶级”和“路线”的分析相比，倒更令人信服一些。
然而，这个答案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项羽的失败，还有一个致命的直接原因，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前引高起、王陵所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至关重要。对于刘邦的“慢而侮人”，人们印象很深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蔑视知识分子，往儒冠里面撒尿。而对于项羽的“仁而爱人”，则完全不予注意。项羽这个人的确可以称得上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他攻襄城，由于久攻不下，一旦获胜，就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进军咸阳的时候，新安一战，又“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后来城阳之战“北烧夷齐城郭宫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其至北海多所残灭”。外黄一战竟然要将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坑杀……他一生杀了多少人，恐怕数也数不清，不仅杀“敌人”，而且杀俘虏，杀百姓。然而正是他的敌对阵营中的高起和王陵说他“仁而爱人”，这又怎么解释？高起、王陵是汉臣，在汉高祖刘邦面前，他们不可能违背事实，为项羽涂脂抹粉，而且刘邦也没有反驳，可见“项羽仁而爱人”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为项羽破例地作《本纪》，将其功其过其得其失都秉笔直书，当然难能可贵。但司马迁毕竟也是汉臣，他不可能有意美化项羽，把不存在的美德强加于其身。“项羽仁而爱人”之说，必有所本。“仁”是什么？孔子曰：“仁者爱人。”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项羽生性残暴，少时“学书不成学剑”，未必读过多少圣贤书。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虽不一定信服，却难以摆脱其约束。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在楚汉相争之中几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