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浦熙修，一个当代中国大多数人都感觉陌生的名字；
一个只有去翻阅五六十年前的旧报纸，伴随着历史的尘灰簌簌地往下掉时，才有可能去注意到的名字。
那个年代离当今的中国越来越远，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歌哭，亦如被烟雾笼罩住了的远山一样，正变得漶散、空漾起来。某个年代一旦遁人了历史，再惊心动魄的内容，再变幻莫测的境况，也似被榨去了鲜汁的果子，留给后人教科书的只是筋筋巴巴的几条。而这个年代的人们的命运，更是绝大多数似沙粒一样，可以忽略不计。
在历史的浩淼长河里，命运只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三流作家，写不出多少新意迭出的人生模式来。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过是人以高级动物自居于这个星球之上的优越心态，倘若按与人置于同一生物链的花草的目光去看，枭雄玩权力如蛟龙得雨，商贾逐金钱似鹰隼盘空，文人标脱俗于剑胆琴心，骚客倾缠绵于侬词丽句，还有无数芸芸众生们的飞短流长，生老病死，年年代代这一切有多少实质性的不同？
尽管如此，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年代。
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辈，以青年与中年经历过它，迈进一个新时代时，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一身伤躯，一头白发；还因为你对今天的中国．可以诉之以种种的牢骚与失落，愤懑与压抑，可当你回头看看，在哪朝哪代，中国的老百姓，何曾拥有今天这样开阔的视野与思绪，如此丰沛的机会与选择，你便会承认，称当今的时代为太平盛世，大约是感觉太好了，可称之有几分太平气象，大概是不会为过的。而这一气象，恰恰是从那个年代里派生的，两者间形成的强大而又急剧的历史张力，让两百年来中华民族懒懒散散的血脉，恍如塞满了泥沙、咻咻而过的黄河，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一下飙飞了，爆发出震惊了世界的砰然巨响！
我也时常想起浦熙修来。
八十年代以来，凡在报刊上难得地看见有关她生平的文字，读过后我均做了笔记；凡遇到有可能知道或听说她遭际的人们，我都不揣冒昧地尽力去和他们谈谈。我想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起她的音容笑貌来，我想在早已是另一番时空的红尘里，感觉出她的纷繁思绪，它们曾有过鱼龙蔓衍的美丽，更有过幕燕釜鱼的悲怆……
毛主席站在她的身边
浦熙修，1910年生人，籍贯江苏省嘉定县（今划归上海市）。父亲浦友梧，南京商业专科学堂毕业，此后只身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当会计科里的一名小职员。1917年因生计所迫，举家迁往北平。
浦熙修是一块读书的料子，小学、初中成绩门门优秀，数学在班上更是独占鳌头。因为家里经济拮据，读完高一，便体谅父母的苦衷，自立于社会，先是在小学当了几年代课教师，继而靠自己积攒下来的学费，考入女师大中文系。在这里，三四十年代饶有名气的女作家陆晶清，与她同系不同班。她却还是给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浦熙修不属于‘闺秀派’，也不是‘活动家’，她的同班同学有的称她为‘名士’，因她不讲究穿着，不好打扮。她没有脾气，脸上的一对酒窝特别显得善良与温柔……”
在女师大，经同学介绍，她结识了时任神州国光社北平分社经理的袁子英先生，不久两人成婚。女师大毕业后，她应聘为一所中学的教员，又生下一双儿女。1936年，浦熙修的父亲和丈夫均在南京工作，她也来到南京，一时找不到工作。以丈夫的收入完全可以像个蚌壳一样将这四口之家给温暖地包裹起来，她却视壳里的珍珠为一个古老的梦，可社会视已婚且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想做一个职业妇女，也是一个非现实的梦。最终是《新民报》帮她网了这个梦，但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后紧接淞沪抗战，南京危在旦夕，该报迁去重庆，她却呀呀儿女绕膝，无法同行，直到两年后婆婆到了身边，她才重返《新民报》工作。
浦熙修在重庆的七年多时间，是她记者生涯里最辉煌的日子。
她擅长写政治新闻和头条新闻，她先后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和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张澜、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王云五、傅斯年、郭沫若、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邵力子、张群等沉重地压在中国现代史双肩上的人物。她与《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大公报》的高集等五人，以抗议信的形式，率先报道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在重庆的震惊国人的“校场口事件”。次年5月20日，南京学生六千余人向参政会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浦熙修率领几个记者采写了事件的全过程，又努力获得报社负责人的许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一事件的长篇报道，让蒋介石捅满和平花束的彩车下，滚动着的竟是履带碾过血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令南京政府如芒在背，如骨鲠喉。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她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她无不翔实传神，在春秋笔法之中，力透纸背地传达出自己的爱憎。在当时，《新民报》风行于大江南北，尤其它的头条新闻为广大读者所盛赞，而它们大部分出白于她的手笔。名闻遐迩的她，很快就担任了该报的采访部主任。《新民报》停刊后，经钦本立介绍，正在香港创办《文汇报》的徐铸成立即聘她为特约记者，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号上，即发表了她署名“青函”、发白南京的通讯《改革币制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是一场搜刮民脂民膏的骗局。11月16日深夜，浦熙修遭突然逮捕，当特务们破门而人时，她仍握笔在稿纸上书写眼前这个已见尽头的如磐长夜的挽歌——《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先被关押在南京卫戍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求和，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又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浦熙修才重获自由。
也是在这一时期，浦熙修和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1946年以后，先是在重庆，后是在南京，她都是曾家岩50号周公馆、新华日报采访部和梅园新村的常客，并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因为在姐妹中排列老二，安修叫她为“二姐”，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见了面也随着尊称她为“浦二姐”。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她，总是说“熙修是我们的亲戚”。她也视自己是共产党人的当然亲戚。皖南事变后，为防止反共浊浪进一步蔓延，党组织决定要秘密疏散一部分力量离开重庆，从为他们介绍掩护关系，到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无不争先恐后，殚精竭虑……
以后到了南京，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前夕，代表团与新华日报办事处的联系，立即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有一包重要文件需要从办事处取出，代表团的梅益为之忧心如焚。她知道后，马上驱车前往办事处所在的中山北路，到了前门一看，已有特务布哨，又赶忙转去一般人不知的后门，装作找人问路的模样进了办事处，文件到手后刚刚上车，突然一阵凄厉的警笛声，伴随一片“咚咚”的脚步声，向她压了过来。她吩咐司机向美国大使馆的方向疾驶而去，仿佛中国的“人权”是一窝洋鸡蛋，只有置于洋人的眼皮底下，才能孵化出一点点毛茸茸的内容，特务们果真怕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抓人而引起麻烦，从而让她得以逃脱……
梅益日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凡是我们希望她做的事，她从来没有推辞过，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去做。
浦熙修还不仅仅满足做一个“亲戚”。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书记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石西民，在逝世前四个月，和五十年代《文汇报》驻京记者谢蔚明先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告诉后者，浦熙修在重庆一度很苦闷，曾经向他表示要离开重庆到延安去。他劝她以党外人士的身份留在重庆工作，起的作用更大。在这之后，1945年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组织新闻界代表团访问延安，《新民报》分到一个名额，本是她去的，那时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岌岌可危，对她的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的袁子英，担心她一去泥牛人海，便去报社多方阻止，报社才改派了赵超构先生去……她在重庆时的苦闷，其实是源白于政治生活与情感生活的两个层次。1947年，她与袁子英终因志趣各异，在南京宣告分手。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40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在六百多位代表中，有来自新闻界的徐铸成和浦熙修。他们一位是名闻遐迩的《文汇报》总编辑，一位是正筹组中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
他们庆幸自己随一位旷世的巨人，站在了一道光芒四射的历史门槛之上：
更庆幸《文汇报》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是一张百折不挠的报纸，1938年1月创刊，因坚持抗战，于1939年5月被敌伪勾结租界当局加以扼杀。1945年复刊，因鲜明地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编辑方针，被读者誉为大雾弥天里一座民主的灯塔，1947年5月又遭国民党封禁。这却是一张无任何政治背景的民间报纸，靠着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扶植了她的成长、壮大。当因国民党施以政治高压和在白报纸配给、银行周转等方面刁难，使报社几近抱恨终天之时，报社公开了自己的危机并征募读者股份。出乎预料的是，尽管这时社会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可在短期内就收足了预定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是一股、两股的零散户，基本来自生活清贫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的劳动人民……
他们一定在想，如果说在国民党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文汇报》都能够得以生存的话，那么在一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新时代里，这份民间报纸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能以呼应人民的心声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新闻记者不一定是无冕之王，但肩头担负着这一神圣使命的新闻记者一定是无冕之王。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刚刚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一个记者的存在，他又亲热地称她“熙修”，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两个人正聊着时，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他当即牵起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女士。”
毛泽东的脸上一下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
浦熙修万万没有想到，作为无时无刻不在把握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巨匠，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的经历。这是她第一次见毛泽东，1945年本有可能随记者团去延安，她极盼望采访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妹夫，结果一次历史性的采访，连同一份殊荣，给了赵超构，为此几年里她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次年，毛泽东飞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她曾去机场迎接。这次，她大约只是站在远处，看到了那划过山城薄雾的魁伟身影……
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言语的功能顷刻间萎缩了，唯有泪眼婆娑。她透过晶晶亮亮、溢荡不定的泪影，看到的是一片瑰丽、祥和、遍及人间的金光，她的耳边顿然响起一支歌来，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二色彩斑斓的“时装”
1955年里，浦熙修一定有些纳闷，1949年6月21日在上海复刊的《文汇报》，怎么在自己的历史上又被第二次停刊了？说是为着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的需要，得将《文汇报》改变成苏联《教师报》的性质，原报停刊，报社迁往北京，自这年的10月1日起改出周双刊。
浦熙修注意到，徐铸成颇有些百无聊赖。
报社迁往北京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去叶圣陶先生家里喝老酒，有时也邀叶老一起去听昆曲。记者谢蔚明这几年常驻北京，箅是半个京城人了，陪着徐先生几乎看遍了各个大小戏院，就连杂耍也不放过。徐铸成1926年借他人文凭考取清华大学，读了半年，借文凭一事被原籍母校揭发，再加上在车站当一名小文书的父亲实在负担不起，不得不退学。次年，又考取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师大。于是，他还去这些地方转转，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境界里，去凭吊自己这代人的青春……
浦熙修默默地观察着老总，感觉在他的心里回首人生有些许苍凉，可展望未来：一个在时代的风涛里放纵笔墨、也驰骋风骨的老报人，却要将自己报纸的缆绳系在教育部的桩子上，从而失去自己的声音，只咀嚼它的声音，心里也同样有几分苍凉……
1956年，中国的宽松，似乎首先体现在大街上人们衣着的变化上。
二月间，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纷纷指出：漂亮的衣服并不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反，与新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一致的是，人们的衣着也应该丰富多彩起来。三月中旬，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时装展览会，浦熙修去看了，观众人山人海，以至于展览会不得不延长到月底才结束。初夏时，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作家参加了一个舞会，在施特劳斯的网舞曲和格什温的两首曲子里，北京的姑娘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裙在旋转，宛如春之田野上一片翩翩起舞的蝴蝶。他注意到，还有穿旗袍的，其两侧的开口高至膝上一英寸。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也在开始推出色彩斑斓的“时装”来——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一篇建国后他对中国社会的诸种矛盾，总体把握最为客观、清醒的讲话。其中，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毛泽东提了“两个万岁”的思想：
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它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这便是不久后提出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出处。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