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还有一个收获，已过不惑之年的书记，因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终于变得不惑了，他将她的档案给了她。犹如一盒淋湿的火柴，老妪一条早压进箱底的裙子，揭开这份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任何作用的档案，里面乱七八糟的内容，不由得她啼笑皆非：
有一叠是一个名叫黄晓丽的女人的案情材料，一叠是十几个外国留学生的国籍、姓名、年纪，在哪个学校学习，以及他们各自和哪些中国女孩子有联系。再有几页纸，是在清河农场时，几个女劳教人员写的揭发材料，诸如她和郑荔、孟白鸽等人互相包庇拉拢，在厕所里偷给食物，在葡萄园里一起唱外国歌曲，思念某个外国人……
真正应该装进去的，几乎没有。比如公安医院的检查证明，她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审讯笔录。有的只是一页除了题头外，连标点符号全算上才9个字的定性结论：
洋妓，是流氓行为。
对于这改变她一生命运的9个字，没有谁来给她平反，她只能用一生来给自己平反。
这两年，孩子们都大了，清河早去了他父亲厂里学技术，现在已经能独挡一面了。近京也已经上了小学。白天，安怡常常一个人呆在家里，干完家务事，她心里便有些空落落起来。她会想起自己这一生中很多事情：
少年宫合唱团。初中毕业时填志愿。在建工学院里上的第一堂课。校园里，她常去树荫下温习功课的那一排香栌树，栌叶状如大钱，略呈椭圆，艳阳逆照，如火如荼。北师大的那次溢满青春旋律和理想火焰的晚会……自然，还有她设计的第一张蓝图，炮局、北苑、清河农场的日日夜夜。
有时，她甚至会想起乔迪来。她极力在烟云般远去的记忆里捕捉，那天在颐和园分手时，他究竟穿了件什么颜色的衣服。她会算当年那一头金发、有着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的小伙子，现在大概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她还思忖：
在和整个东欧一样，已经“红旗落地”的阿尔巴尼亚，家庭出身于老游击队员的乔迪，将会怎样想，怎样说，以及怎样应付日益严峻起来的生活……
可想完了就完了，犹如水打不湿脚下的大理石地面，也像她掸去围裙上的尘灰，掸完了再围上腰，一个家庭主妇，下面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丈夫有一次回家，见她怔怔地坐在那里，看电视里她永远也看不明白的足球赛。他跑了好几家商店，给安怡买来一大堆卡拉OK带，还有香港、台湾的言情、武打录像带。
卡拉OK带基本上是流行歌曲，不是甜得发腻，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却偏要装得像是在人生的五味缸里泡了五百年。她有时不自禁哼出来的曲子，还是那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的。言情片淡而无味，肥皂剧也像肥皂泡一样，虽不无一刻的绚烂之处，可她只要随便从自己人生感悟的哪个线团里，抽出一根针来，就能戳破了它。
武打片，则全部被儿子清河接管了去，也许是小时候在农村，他受够了歧视和欺负，眼下他便一眼不眨，出神人化，将自己变成了屏幕上那些深得掌门功夫、剑走偏锋的武林高手……
渐渐地，家里有了一些找安怡的电话。开始是在北京建工学院读书时的一班同学，彼此间恢复了联系，一年里要聚会一、两次。同学里数她的经历最坎坷，大家也总问到她。她感谢大伙儿的关心，却并不打算享用这份关心。聚会，她还未去过一次。可同学间，又尤其是女同学，总有时难免为另外的一些事情，给她打电话。
她一接电话，丈夫只要在家，他发福了的棕熊般的身体，便恨不能钻去那电话线里。她一放下电话，他便说：每日里你和我，没有几句话好说，可一拿起电话来，你的嘴巴就成了哗哗敞着的水龙头……
有一年春节同学聚会，她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去了。她洗了头发，换了一件款式新颖却不失端庄大方的西服。出门时，他将清河、近京喊过来：
你们看看，你们的妈妈今天打扮得多精神，像是去会情人似的。
连孟白鸽几次从日本打电话来，他也有如珠妙语出来：你求她好好为你联系一下吧，将你也弄到日本去，找一个有钱的好主，米西米西，别再跟着咱们在中国受罪了……
丈夫的心，最终像船锚一样落实沉了，是在孟白鸽从日本回来，几个当年农场的女友在一起聚会。那天，他开车送安怡去。
孟白鸽去了新疆后，一直熬到八十年代初，才和苏联的丈夫取得了联系。他早组织了新的家庭，却不忘旧情，带着已长成十八九岁小伙子的儿子，赶来中国看她。等见面时，她看到的是喀什一家医院太平间里，两具冰凉的尸首。由乌鲁木齐来的长途汽车翻车了，儿子当时就断了气，父亲拖到医院，经抢救无效而亡。
经人介绍，她和一个来新疆帮助勘探油气田、丧偶多年的日本人结了婚，随此人去了日本。共同生活不到五年，她无法忍受晚上最早十一点钟回家时的丈夫，那一口浓烈得几乎能在长坂坡上吓退一百五十万曹军的酒气；她也无法深入到日本人的生活里去，透过那彬彬有礼、繁文缛节的举世皆知的外部形象，她觉得这个民族的骨子里，深藏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隐约不安的谜……
离婚后，她在鹿儿岛市开了家门面不大的美容院。现在，她正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这美容院搬到北京来。
姜英，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时，她以旋风般的速度，嫁给了同一农场里一个在这级别之上、原籍北京的男人。他回到北京两个月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她开玩笑说：共产党将我赶出北京，国民党带我回了北京。
这男人比她大18岁，在美国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开放之初，靠着这儿子的几笔汇款，她在北太平庄开了一家装修不错的饭馆。这是那一片的第一家私营饭馆，因价廉物美，生意颇为兴隆。1992年丈夫病逝后，儿子随之与她这个继母断了来往，可这时她的饭馆已发展到三家。自己已是半百之人了，无须再干了，她一一承包给昔日杂技团里几个盼着下海的同事。自己轮番筛选，最后选中一个湖南来京做保姆的姑娘，做了干闺女。
每日的时光，不是公园里做减肥操，去赛特、燕莎、百盛，看看又有什么新的洋玩意，就是找几个女友堆方城，常常一堆便堆到东方既白。
再有一件让她乐此不疲的事情是，在一双瞪得似铜铃的大眼下，考察那些可能做她未来女婿的男人。已经先后有几个小伙子叫她妈了，她总及时地打断这一称呼，她决不掉以轻心，以保证日后江山不会变了颜色……
唯有郑荔是工薪阶层。她丈夫1979年获平反，调回原单位后，1982年首批被晋升为工程师。她得以照顾进了该厂，算重新参加工作，当了仓库保管员。
许是往日的“贪污”罪名，别人早已淡忘了，却磐石般在她的心里搬之不去，她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几乎连每一个铆钉，每一根锯条的领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俨然她是在为国防部看管一个核武器库……
1985年，她被评为该行业的劳动模范。
一天，有一家报社的一位女记者来采访她，她惊愕得当时昏死过去。记者更感动了，以为这是“火线负伤”，次日又在厂宣传部一个干事的陪同下，找到她家里，她嚅嚅嗫嗫，脸上阵红阵白，丈夫好歹替她说了几句。记者回去却妙笔生花，写出一篇近2000字的特写。清样还让她看过，可此后泥牛人海，再无了动静……
安怡的丈夫，以长城般的勇气和耐心，坐一边听着这几个女人的谈话。
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因为“洋妓”的案情，走到一起来的她们，谈话中几乎没有谁涉及当年炮局、北苑、清河的那一段生活，她们只是相约什么时候，几个人一起去清河看看，那个葡萄园，那片桃林、梨林、苹果林，现在怎么样了……
对窗外那个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她们也没有兴趣。
她们聊的是别后各自的经历。言语间不无苍凉，又不无自嘲。口气里，不无遗憾，又不无自足。有时谁的一句话，简略到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众人就由其而去。有时，谁的一个眼神，引发片刻沉默，他莫名其妙，她们则像已心领神会……
显然，没念过几年书的他，尚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特殊的小小群落；
一个对外蚌壳般封闭对内心灵相印的群落；
一个遗忘着历史却又将历史深埋于心的群落；
一个疏远着沸腾的世界却衬托出这个世界沸腾的群落。
他能看出来的是：
跟着这几个女人，妻子近年来似有莫名烦躁的脑袋瓜里，吸不进一丝火药味，他能放心她回到家里，不会发动一场情感“暴乱”。
回去的车上，他对安怡说：
今后，你要觉得无聊，就来这里和她们搓搓麻将。赢了，算你的，输了多少，我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