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在清河境内，急匆匆赶去鹊桥上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安怡的心里也有点活泛起来。她倒不是为某种感情所驱使，和乔迪的那番铭心刻骨的情感经历，像烧红了的烙铁一样，深深地灼伤了她的性灵，她不能再爱了，也不敢再爱了，她还牢牢记得乔迪那番关于中国男人的论述。
她只是想有个机会，摆脱农场里一拨拨男人们蚂蟥般的纠缠，摆脱那间常常蒸腾种种异味的宿舍，以及那个像埋藏了定时炸弹的硕大屁股。此外，她仍是一只惊弓之鸟，害怕在这多事之秋，农场里还有可能遣散人去新疆。而真有此事了，单身者自然是首当其冲……
一天，阴雨绵绵．无须去园里劳动，安怡去了农场图书馆。
就业后，她常来这里借书，经常给她办手续的，是一个叫孙蔚然的管理员。
此人1947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境拮据，上不了大学，他的一个亲戚是军统中级官员，便介绍他进了一个军统特别训练班。学习了一年后出来，派他做了北平西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那把小小的交椅尚未坐热，北平便解放了，因在“军警宪特”里摊上了“警”、“特”二字，被判刑劳改，到前两年留场就业，他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
几个月前，一个姓何的就业人员，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的姓张，三十几岁，因诈骗劳改，现也期满留场，正和安怡住一个房间。殊知几次接触下来，张某没有看中身体虚弱、言辞木讷的孙蔚然，却看中了力大如牛，且舌灿莲花的何某。
张某也不说破，干起老本行来依然圆熟得滴水不漏，三番五次地驱使孙蔚然去十几里外的一处大田，给在那里驻扎的何某送信，他不辞辛苦地送去了，又兴致勃勃地带着何某致张某的信回来，恍若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九评”，他以为这来往的信里，也沉甸甸地决定着自己的人生……
安怡挑好几本书，来找孙蔚然时，昏暗的角落里不见开灯，他正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哭。哭声喑哑而又剧烈，犹如一条撕裂开来的布帛，不时搐动的肩头，影影绰绰，像是荒原里的一座孤坟，这是安怡头一回见一个男人哭得如此伤心。她想，他终于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悲剧色彩，像将他卖掉了，他还在那里帮人家点钱。
像是她自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一阵刻骨的酸楚，还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怆意味，好似海面上自茫茫的雾气，陡然在她的胸膛里漫卷开来，她说：“老孙，以后你再也不要去为他们两个送信了……”
他像是没有听见，瘦削的脑袋依然沉沉地埋在双臂里。一簇簇早生的华发，像是暗夜里一片散落在地的银针一样扎眼。顿时，安怡有了一股耶稣赴难式的冲动，或者说眼前有了一个诱惑，恍若是一朵蓝荧荧的火焰，美丽得似小精灵一样跃动着，见它渐渐无力、萎缩起来，人们竞有了伸手过去抚摩、扶助它的念头……
一句话，闪电般地脱口而出：
“你别难受了，我嫁给你。”
孙蔚然的小脑袋，一下抬起来，好似一只从梦里被猛然惊醒的鹌鹑：
“这……是真的？”
“真的。”
安怡事后知道了，他不是为发现自己被“卖”掉而哭，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那天的绵绵秋雨，牵动了他思乡的衷肠。念及父母都是60多岁的老人，还得去地里猪狗一样刨食，空有他这么一个无能侍候在侧、奉养天年的儿子，他才泪作倾盆雨。
事后，安怡也震惊于自己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打从上幼儿园开始，教过她的老师，没有谁不说她聪明。在家里，父母也总夸她，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处理好，可怎么会在二十四岁上，一念之间，做出一个如此愚蠢的决定呢？
在她表态的次日，孙蔚然便去开了结婚介绍信，等不及收工，他追到葡萄园里，将介绍信交给她。她注意到往日他那张烟灰色的苦瓜脸，以惊人的速度变得容光焕发，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花蕾，在一场饱和的湿雨之后猛然绽开了。他见她沉默寡言，眼睛便立时瞪得圆圆的，仿佛只要眨个眼，这事便会栽落到梦里去……
其实，她正在心里顽强地说服自己必须愚蠢下去，除了原先的诸多理由之外，她还找到了两条理由：一是张某曾经说过他生理上有毛病，年纪又比自己大许多，嫁给他后，他应该不会像年轻男人一样纠缠不休。
再就是自己并不爱他，却嫁给他，这也许对他不公平，可他这么个情况，也难再娶到别的女人，他也算值了……
终于有了一角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一张桌子，是用几个肥皂包装箱改做的，两副铺板往两条长凳上一搭，便成了床，只买了些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安怡在杜绝了农场里众多男人梦魇般的追求后，却和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住到了一片屋檐下。
孙蔚然对她好得不能再好，她要洗澡，脱下工作服，他已经打好了热水。洗完澡，他接着去洗她换下来的衣服。她晚餐想吃鱼，他连夜骑白行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海边，赶早市买来一角钱一斤的大黄鱼，中午那鱼就在她的碗边，变成了一堆骨头。人都是某种条件下的产物，当有条件了，她又习惯起一个人睡觉，他将床让给她睡，自己长年搭地铺……
似乎他的精气神儿，全使在了滚落于妻子身上的一双眼珠上，他在她面前，和他当图书管理员一样，不到非得开口时，他没有话说。安怡觉得这样也好，两个身世、经历若不是在清河发生交叉，本南辕北辙的人，硬要无话找话说，彼此都别扭。好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她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看书上。
可有时，她从书本上抬起头来，见他无论在做什么家务，或是木桩似的陪坐一边，都像是自己沉默的影子。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一点生气，像是一个深深的幽暗洞穴，她的汗毛竟会直立起来，人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一次，她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杯，向地上摔去，哗地碎了，孙蔚然没有吱声，赶紧拿扫把扫去一地的碎屑，扫得差不多了，他抬起头来，满目乞怜之色：
“安怡，你要是心里不痛快，以后你就骂我，打我，千万不要再摔东西……”
她真火了：“我摔掉一个杯子，就换来你这一句话吗？”
他急得脸上由灰转红，由红转白，声音里竟蒙上了一层颤颤的哭意：
“你要我讲什么好呢，我孙蔚然……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她听了，一下变得啼笑皆非。
一年后，孩子呱呱下地了，这是一个在双方意料之外的儿子，取名清河。
一个星期后，农场搞战备疏散，凡是原籍在农村的就业人员，一律遣返回原籍，结了婚的女方随男方走。尽管前方莫测难料，安怡对清河也没有什么留恋难舍，她需要告别的只是郑荔。
后者找了一个劳教就业人员，此人原是北京一家大工厂的技术员。“文革”初期，随同事们一起给领导贴大字报，柿子拣软的吃，领导一翻档案，知他出身不好，便杀鸡给猴看，将他打成了故意搞浑阶级阵营的“游鱼”，又将其送来了清河。在确定关系之前，郑荔领他到了安怡家里几次，安怡见他人长得挺精神，谈吐之间颇有修养，且学工的出身，要做个什么事，手脚都灵活，便在郑荔七上八下的心里，画了一个圆。眼下，他们正筹备结婚……
说是告别，其实就是两人抱成一团，哭作一堆。想起去了新疆后便再没有了音信的孟白鸽，更有了生离死别之感。安怡带着一双哭得肿成红桃似的眼睛，上了小四轮的拖斗，接过丈夫手里嗷嗷待哺的儿子，撩开衣衫就给他喂奶……一家三口人，还有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小小的拖斗上。
在路上颠簸了一天后，安怡的一身骨头架都要散了。由丈夫押运行李，她则带着孩子，又坐了九个小时的长途客车，三个多钟头的马车，才到了孙蔚然的老家。这是冀西北靠近内蒙的一个县，他庄上离县城还有50多里地。
一路上，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苦，安怡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可她打小生活在北京，从未到过农村。在她的概念里，天下最苦的地方莫过于劳改、劳教农场了，在清河自己都有饭吃，在农村哪能苦得没饭吃呢？
她也没往日后的政治处境上多想想，在清河五年，尤其是留场就业以后，她已经习惯了一种不平等中的平等，不自由里的自由，前者是和外部世界比，后者则体现在与她有同样身份的人们之间。现在既然走出了专政机关的高墙大院，回到了孙蔚然思之念之的家园，自己能享用的平等与自由，虽不说会比清河更多，可总不至于比清河更少……
安怡啊，远不及中国农民们的政治眼光。打“土改”后一回回阶级斗争，尤其是经过“文革”的锤炼，往日温情脉脉的宗族联系，野草牛皮般坚韧的宗法纽带，早就成了遥远的绝响。在这眼光下，好似一个跳蚤黑一点，几个跳蚤黑一堆，有几个人能不赫然于脸，愤然于胸呢？
孙蔚然的父亲是老富农，母亲自然是富农婆。他唯一的哥哥是历史反革命，原判刑十六年，后因为严重的肺气肿，办了保外就医，就医谈不上，只能在家里等死。孙蔚然又是历史反革命，她本人，农场里转过来的材料是“洋妓，有流氓行为”。
也许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了鲜明的差异，在口头性文学很是发达的农村，农民们大多数从骨子里并不反对性事上的偷鸡摸狗，只要偷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倘若不动真格的，白天在田头场院，几个女的抱住一个男人，或是几个男人放倒一个女人，捏她几下，摸她一把，也是一大快事。既然如此，农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流氓行为”，更不知何谓“洋妓”。
犹如乡间在众多的菩萨里只认玉皇、关公、灶王爷等几个菩萨，在中国众多的政治帽子里，他们只认“地主”、“富农”和“反革命”……
庄上人，给了安怡一个不合逻辑却合乡俗的称呼：小富农婆。
每天晚上，一家六口人，有四口得去村里接受批斗。一排瑟瑟缩缩、腰弓成虾米的阶级敌人里，丈夫家占了40%，若不是大队书记看有一个在床上爬滚的孩子，要安怡留在家里，一村的阶级敌人里，一家人便占了一半……
因为有过一番“洋妓”的遭际，安怡的脸皮，已经有了足够的厚度，去抵御这份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远超出她想象的严酷与艰辛，却让她有了一股与日俱生、越来越强烈的犯罪感。
队里给的基本口粮有限，主要得按工分给粮。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拼死拼活做，一年下来能有多少粮食？这粮食给的多是红高粱面，粗砺，发粘，特别不容易熟，村里人都用来贴饼子吃。怕清河消化不了，饼做得薄薄的，中间却还是硬生生的。于是将上面熟了的拨下来，中间的给碾碎了，再熬粥喝。即便如此，儿子吃了也消化不了，常常腹胀得在炕上打滚……
书记知道了，扣下孙家一点红高梁面，多给了些胡萝卜、白薯。这两样东西，煮烂了，甜甜的，糯糯的，孩子开始挺喜爱吃，多吃了些日子，他又腹泻不止，最多时一天拉了十八次肚子。一年只分十几斤白面，孙蔚然的哥哥，眼睛绿绿地盯着，还有老人，孩子能吃几口？她想给清河弄些白面，可没有钱，离开农场时，发给了他们二百元钱的遣散费。回到村里，从未见过这许多钱的父母，一下收去了，他们指望这钱能治好不能下地、只能吃饭的大儿子的病。
一天，有货郎担从门前过，她将自己的一双长辫子铰了，卖了不到二元钱。清河见那挑子上有红得似云锦的苹果，从未吃过苹果的他，揪着妈妈的衣襟，嚷着要买，她一下抱清河进了屋告诉他，那不是真能吃的东西，乡里穷，是用泥巴做的给菩萨的供品，她用这钱，买了一点面粉，做面条、做馒头给清河吃，看着儿子吃得咂咂有声，滋滋有味，她的心里没有一次不在抽搐：下一顿怎么办？下一顿怎么办？
几近四壁空空的屋里，她实在没有什么好卖了。孩子依然在胀痛和腹泻两极间挣扎，人瘦得抱在怀里，好似抱着一根糟空了心的木柴。看着清河那对几乎随时都像饿猫一样在觅食的大眼睛，安怡觉得这样的日子每过一天，都是在对一条无辜的生命犯罪！
她终于对丈夫说：“我要离婚，不为别的，就为孩子。”
孙蔚然叹了一口气：“从回村起，我就看出来了，咱这清河和你一样，都是城里人的命，你母子俩能走了也好。不过，在咱村里，还没有发生过离婚的事，我担心，这事不一定能办成，倘若能成，我只有一个要求……”
他的脸上陡然红起来，像大姑娘头一回上了花轿。安怡见他吞吞吐吐，不知他心里在转着个什么主意，激将道：
“你一个大男人，老婆、儿子都要走了，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憋了一阵后，“这地方解放二十多年了，人还挺封建。男人如果生理上有毛病，和女人不会生孩子一样，挺遭人忌讳的。我想去离婚总得问个原由，你莫要说出这事来……”
安怡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她没有料到，在婚后两人好容易才有的这番内心交流里，他先着急的是这事……
次日，在地里干活，刚好大队书记领着几个人过来，安怡赶快跑过去，对书记说有件事要给领导汇报。书记挥了挥手，要一行人先走，自己笑吟吟地留下了。
这是安怡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打量书记。也许是过去在部队上吃了苦，她听说1963年他在莽莽雪海的中印边境上打过仗；也许全大队七八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还让他揉碎了心，不过三十几岁，却有一张暗得出奇、病态的黄脸，好似刚出土的千年陶器。他笑的模样，则很是天然未凿，恍若归真反璞，让安怡感到柔和、亲切。
他听了她离婚的想法，马上表态道：你早该和这家人分道扬镳了！我给你开证明，明天你们就去公社办离婚。你别担心以后的生活，大队安排你做广播员，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一年记三千工分，农村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走去公社的路上，一个满怀信心，恍若从此别有洞天；一个满腹压抑，俨然真的被别人卖了，还不得不为别人算钱。
公社文书问：“你们为什么离婚？”
安怡答：“当时我年轻，对婚后必须要有精神生活不懂。两人感情不合，岁数相差太大。再说，他家的成分也影响我和儿子，为了孩子我得离婚。”
“他有没有什么对你和孩子不好的地方？”
“没有，他这人挺老实，对我和儿子也很好，错误是我造成的，怪我当时太年轻……”
文书要安怡出去呆一会儿，问孙蔚然：“你老婆是不是在外面有了相好？”
“没有，她是个挺规矩的女人。”
安怡又被叫了进来，文书说：“那好吧，咱们现在来谈谈孩子归谁？”
孙蔚然的压抑，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爆发，他抢说道：“儿子得归我。我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骨血了，我年纪这么大，头上还戴着顶帽子，不可能再结婚了……”
说毕，已是眼里泪影婆娑了。安怡低下头来，眼角也有了些许的潮热。沉默了一阵，文书道：“那就这样了，孩子归父亲。”
话刚落地，安怡的头抬了起来，一脸的泪光闪闪，像是刚从水里打捞上来，几近虎狼长啸：“不！儿子得归我，我就是为这离的婚！”
一条蹦跶了两下的鱼，自己又回到了案板上，孙蔚然不迭地说：“儿子归她，归她……只是我人在乡下，无能力给孩子抚养费……”
“我不要你的抚养费，我会在北京找份临时工做。你放心，日后我有吃，儿子有吃，我没吃，孩子也有吃。”
文书又问：“那财产怎么分割呢？”
“家里没什么财产，我只带走自己的行李、衣服，剩下的东西都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