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古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的创作就已经达到了顶峰，三大悲剧家是埃斯库洛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此外，还有喜剧家亚理斯多芬。而且，从服从命运（《普罗米修斯》）、逃避命运（《俄狄浦斯王》）到否定命运（《美狄亚》），希腊人逐步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悲剧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创作——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大多数为长笛或里拉琴而作的器乐——的主要目的都是对现实的摹仿。”（Aristotle，Poetics，Nick Hern Books Limited，1999，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可以唤起悲悯与畏惧，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荷马史诗的出现，以及以宙斯为核心的奥林匹斯山的诸神系统，为以希腊神话为主要题材的希腊美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在与神话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逻各斯，他认为真知识的特征在于对所认识到的东西提供一种说明，并把它纳入知识的定义之中。其实，知觉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初状态的逻各斯，它在摆脱一切教条主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柏拉图的现实是虚假的，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现实则是真实的，他认为艺术也同样是真实的。
当然，在古希腊早期，摹仿指狄奥尼索斯神秘祭典表演的舞蹈，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而非一般所说的摹仿。从一开始，视觉艺术就涉及到对光的把握与处理。在柏拉图看来，太阳是理智世界的善本身，人的理智只有在善的理念的照耀下才能获得认识的能力。同时，理论理性进而规定了视觉艺术及其在西方艺术史上的支配性地位。
4.神话作为艺术与美感的敞开与遮蔽
通过自身的话语，诸神敞开了艺术与美的问题，并具体表现为各种艺术形象，这是美学问题得以探究的前提。潜藏在希腊神话中的想象力、创造性，既是神话自身的重要特质，也是希腊及其以后的艺术与审美的源泉。
神话就是美的敞开的路径，如作为宙斯与欧律诺墨的女儿，欧佛洛绪涅、塔利亚与阿格莱亚分别象征着快乐、花与光辉，这“美惠三女神”给人类赐予了美与愉快。古希腊人按照自身创造了神，通过神来肯定与赞美自己，从而才有宙斯、阿波罗、雅典娜、阿尔特弥斯、赫尔墨斯等许多充满力量、智慧的优美形象，也才有掷饼者、竞技优胜者等许多与神一样优美的人的形象。
希腊神话既崇拜神，同时又赞美人。而且，它又使神话对美的敞开成为可能。在悲剧、雕塑、建筑等艺术获得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艺术被看做是美的主要的表现方式，哲学家把对艺术美的兴趣与对抽象美的关注相结合。
“后来，通过诗人的声音，诸神的世界有距离地、奇特地向人类展现，彼世的天神通过讲述他们的生动故事具有了理智所熟悉、允许的形式。”（［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三联书店，2001，第13页。）在古希腊神话里，优美主要指外形上的清秀、飘逸与轻盈等。尼采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命名个体解体而同作为世界本体的生命意志合为一体的神秘的陶醉境界，从而揭示了酒神之于艺术与审美的重要意义。然而，神话在敞开美的时候，是否又遮蔽了美自身呢？
的确，作为一种复杂的、混合的精神构成物，神话本身带有一些永恒性，如人类生活的意义、功勋与幸福等，神话正是用艺术形式将其传承给后代。神话敞开了艺术，艺术又以生动的形象传承了神话的美。在此，敞开本身也是一种遮蔽，因为任何敞开都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切入的。神话通过讲述而让人知道，它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的发生。
因此，美正是在神话的敞开与艺术的传承中，不断显现与展开自身的。同时，也在其敞开中遮蔽了自身。尼采把古希腊悲剧的衰落，归结为理性取代了酒神精神。其实，这也是柏拉图哲学所导致的结果。古希腊的神，虽然在行为上具有超凡的魔力，但他们却是真正有情感的人。诸神都有自己的思想、生活与情感，以及正直、勇敢、残忍、嫉妒等各种性格。
在神话的语境里，神是人化了的神，人（尤其是英雄）是神化了的人。这些神或人既是神，也是人；既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为人的心灵发育、身心和谐与完美人格的塑造提供了可能。艺术与美感的发生，既启迪、滋养了人的心智，其本身又是人类心灵完美发育的生成物。而且，在对神话的不同解读中，所敞开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出现遮蔽的情形也会有所区别。
在前苏格拉底思想中，存在得以敞开并关联于艺术和美，只是以后存在被遮蔽和遗忘。在此，巴底农神庙代表了古典艺术最高成就之一。作为神庙装饰雕塑的多是浮雕作品，这些内容丰富、场面恢弘、形态各异的雕塑，无论构图与技法都精巧纯熟，体现了希腊繁荣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古典现实主义的最高水平。
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而且参与人世间的各种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没有死亡；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的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神话里，诸神的个性形象为人的个性成长、审美意识的培养，奠定了精神的、感性的基础。
实际上，希腊人在居住或旅行过的地方留下来的艺术品，都给予希腊神话的文献以补充和完善。诸神的暗示本身就是显现与遮蔽的交织。“如在舞蹈与长笛、里拉琴的演奏中，在文学中也一样：荷马的摹仿是理想化的……”（Aristotle，Poetics，Nick Hern Books Limited，1999，4.）因为，诸神乃是那朗照者，它们在朗照过程中，同时宣告了朗照者送来的祝福。
在公元前六—四世纪，古希腊的雅典通过各种各样的审美游戏，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同时，诸神自身也是在显现与遮蔽中与美相照面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给予人们以才智、聪明，但有时智慧女神却也姗姗来迟，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雅典娜）的猫头鹰只有到了黄昏的时候才起飞。
在天上的神袛们，他们很愿意保护人类，但要求人类对他们服从以为报答。艺术、美与诸神也构成了相互共属的游戏。在游戏中，美与诸神在艺术中相互生成。根据柏拉图，“但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所有的诗都损害了读者的心灵……”（Plato，Republ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44.）显然，柏拉图是基于形而上学的立场来对待诗的，这无疑又是对诗与艺术及其本性的另一种遮蔽。
5.美的本质问题与古希腊神话之谜
古希腊神话一直在道说或敞开美的东西，这种美的东西或关于美的话语，从神话系统中可以得到规定或阐明。但是，关于美究竟是什么即美的本质问题，却从一开始就成为了难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其形而上学的诉求，既开启了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追问，又使这种努力的艰巨与困难突显出来。
在与阿伽松的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这就是我正在论证该观点的理由：我要确保我们不能采用错误的观念。”（Plato，Symposiu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39.）在柏拉图看来，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都是流变的，只有那些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在摹仿说里，柏拉图充分强调了理念及其对现实、艺术的根本规定性。
可以说，西方美学思想的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美学发轫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展、丰富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鼎盛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的秩序、比例和尺度，不仅构成了宇宙万物，而且还建构了宇宙的和谐。在此，毕达哥拉斯所说的美就是数的和谐。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及其和谐的美学思想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同时，在这个时期，古希腊的美学思想所关注的主要是自然与宇宙的问题，其基本特征是普遍相信永恒绝对的本体美的存在。他们关于艺术、美的思想与自然本身是密切相关的。但从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说开始，已经有了一种把艺术、美与自然本身既相关联又加以区分的倾向。
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试着给美下定义，对话人苏格拉底和诡辩家希庇阿斯，对“什么是美”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是在这种讨论中，原以为确定无疑的美却滑脱不见了，于是得出了“美是难的”的观点，美的问题在西方美学史上也就成为了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这样，柏拉图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区分了“美的东西”与“美本身”，明确地提出了美的本质问题，并由此拉开了美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历史。
希腊人揭示与表现了古典美，“古典美及其内容、质料与形式的无穷变化是赐予希腊人的礼物，我们必须向在其生命力最旺盛时期创造了艺术的希腊人致敬。”（G。W。F。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Volume 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436.）其实，古希腊神庙并不像一般所说的描摹什么，在神庙的矗立中存在与发生的只是真理。
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或“形相”（eidos或idee）与“看”（idein）相关。它基于、关切于理念的理论理性，是理性在古希腊的独特体现，从一开始就与视觉及其艺术密切关联。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不是从鉴赏角度去判定什么是美的，而是要阐明什么是美本身即美的本质。
在这里，美的本质是使美的事物成为美的事物的最终根据。近代以来的西方美学关于美的本质问题，源于柏拉图开创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应该成为理想国的“王”，诗人则没有什么地位。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认为，应该把诗人从理想国驱逐出去。也正是从柏拉图开始，哲学与诗就处于长期的纷争状态，而且诗也一直未受到与哲学一样的重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这一科学致力于研究第一原因‘存在’本身，即永恒的非物质的、静止不动的存在，它是世界上一切运动和形式的原因。因此，它是所有的科学中最有价值而且最全面的科学。”（［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87页。）形而上学不仅成为了作为知识学的科学，而且还是所有科学的基础的“第一哲学”。
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遗忘，正是由形而上学及其本性所导致的。这里的困难在于，美的本质极难在神话中得以直观敞开。神话所敞开的东西，并不能简单地说是美的现象或本质。古典美学关于美的现象与本质的观点，并不能简单地适合于阐明神话及其对美的解读。此外，近代美学的许多重要范畴，都有其特定的神话语境，如悲剧、崇高与优美等。
到了近代，鲍姆嘉通把美学规定为感性学，这是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一种修正，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强调感性来贬低理性，而是力图将感性与理性作一种完美的结合。在古希腊，真善美的理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是在鲍姆嘉通建立了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后，真善美才有了初步的区分，以及才存在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并加以研究的学科。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被看成是神学家，因为他记叙过诸神的谱系。这或许在于，“存在之创建维系于诸神的暗示。”（［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第51页。）神话对美的开显，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遮蔽。至于美的本质的寻求，需要去不断的去蔽进而切近美本身。神话对美的显现与遮蔽，使美的本质问题与神话相关联，并表现为后来的形而上学的一般样式。在这里，形而上学对美的探究，并不能让美本身显现出来，反而使美的本质问题成为了困境与难题。
二、美的规定：从理念、灵魂到上帝
——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中世纪美学的影响
整个中世纪思想的主题离不开上帝与神学，中世纪的美学思想也必然会受到上帝的规定。在中世纪，美学被纳入到基督教与神学之中，上帝是至美的，是美本身，是美的规定。同时，从本质上来说，欧洲中世纪艺术是基督教的艺术。这是因为，基督教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了那个时期的艺术存在与样式。中世纪美学思想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柏拉图理念论对中世纪思想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柏拉图的理念论，就不可能有中世纪美学乃至一般思想的形成。从世界、灵魂到上帝，可以揭示出柏拉图理念论与中世纪美学的密切关联。
1.美的理念与两重世界的设立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柏拉图的学说体系即柏拉图主义的核心。而且，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还预设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存在及其对立，并由此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历程。基于苏格拉底寻求普遍定义和绝对本质的思想，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亦即理念论。
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理念”是idea和eidos，它们均出自动词idein（看），本义指“看见的东西”即形状，转义为灵魂所见的东西。个别事物是感觉的对象，而它们的类是知识的对象。在所感个别事物之前，有同名的理念存在，个别事物是分有理念而产生的。柏拉图认为，可知的理念是可感的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的理念的派生物。
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好比一个黑暗的洞穴，在洞穴中，人们的手脚被束缚，两眼只能前视，不能回头，因此根本看不见洞外阳光普照的真实世界，最多只能凭借射入洞内的阳光，在洞壁上看到一些影像。在这里，可感的事物世界由太阳所控制，可知的理念世界由“善”理念所规定。
柏拉图强调了善的理念的根本性意义，“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第276页。）万物之所以有可见性，眼睛之所以有视力，都是因为有太阳的存在。同理，理念之所以有可知性，心灵之所以有认识理念的能力，都是因为“善”的理念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