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六日：“雪、寒甚。上午大哥同椒生叔祖回家，带回……浙江求是书院章程一本，《圣武记》一部十本。
Δ一九ＸＸ年
五月十五日：“晨伯文叔自江南归，……交来大哥初十日函，并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一部二本，张伯行刻《周濂溪集》一部四本。
十二月三日：“上午同大哥往大街……大哥购《曲园墨戏》一本，《百衲琴对句》一本，板颇佳。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同大哥往大街，购李长吉《昌谷集》不得。
Δ一九〇一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晨步至陆师学堂，同大哥闲谈，午饭后回堂，带回《世说新语》一部，杂书三本。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这四部书，据周作人所记：为“铅印的《包探案》及《长生术》，前者即柯南达利所著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在中国是第一次翻译；后者系哈葛得所著蛮荒小说之一，原无作者名字，这是后来才省悟出来的。其三《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林琴南译本，那时只署名冷红生。又一种则是《农学丛刊》石印四册，似是罗振玉所编印，其中有《蚕桑问答》、《牧猪法》、《烘鸡鸭法》、《艺菊法》、《浏阳土产表》等。）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同大哥谈少倾，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
十二月二十六日：“早饭后循小径至陆师，大哥犹未起，坐少倾，同步至钟鼓楼，……至江南官书局购《林和靖集》，门已闭，怅怅而回。复坐小车回陆师少憩，予即回堂，带来《文社目录》二册，《小环》十二本，……又怀归《浇愁录》一本，《铁花仙史》一本。
Δ一九〇二年
二月初八日：“晨大哥自浙江来，甚喜，带来大衫食物，又书籍多种，目录列下：《汉魏丛书》二函十六本、《徐霞客游记》四本、《前汉书》十六本、《古文苑》四本、《剡录》一函二本、《中西纪事》八本、谭壮飞《仁学》一本、《人民学》一本、《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日本新政考》二本、《和文汉读法》一本。这是鲁迅去日本前夕购书情况，显然是为赴日留学在做准备了。
二月十一日：“下午四点钟大哥来，带来物件是昨日在城南所买者，……有《琴操》、《支遁集》合一本，从旧书摊以百钱购得云。
这肯定只是鲁迅购书中的一部分。据周作人回忆，“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总大约有三二十种吧。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生活相当艰苦，这些书，完全是节衣缩食买下的，这就更令人敬佩和感动了。冬天只穿夹裤，无钱置棉裤，靠多吃辣椒取暖。鲁迅的母亲曾对鲁迅的学生俞芳讲过这样一件事，说鲁迅从南京放假回来时，她发现鲁迅的黑棉袄破了。为了不使白棉花露出来，鲁迅在破处糊了一张纸，用墨把纸涂黑。鲁迅的母亲看了十分心疼，可鲁迅对此丝毫不放在心上。这件事，鲁迅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直到鲁迅逝世后，她还向许寿裳讲过。
家道衰落，已没有更大的能力来资助他买书了，他只好自想办法。鲁迅最初进的水师学堂，一年只有二两银子的津贴，前三个月试习阶段，还只发五百文零用钱；矿路学堂系新办的，待遇会好一点，但也不会好得太多。要读书就要买书，老是抄，一是费时，二是纸笔墨砚也有不小的花费。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很妙的办法：变卖奖章来买书。
鲁迅在矿路学堂的同窗张协和，曾与许寿裳有过一次关于卖奖章买书的谈话：许寿裳问：“他爱看小说，可有钱来买小说吗？
张协和答曰：“啊！我记起一件事了：我们每次考课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它小考每月一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全班中，得过这种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他得到之后，就变卖了，于是买书籍，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通。
清贫艰苦的生活磨练了鲁迅的意志，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虽然生活是艰难的，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从所购的书中，他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中国的，西方的；尤其是他从西学中，感知了新的世界，吸收了新的知识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物力投资在书籍上，是十分明智的。
东京购书点滴
鲁迅在日本一共呆了七年，除两年是在仙台外，余时皆住东京。在东京又分为两段，前段为弘文时期，后段指从仙台退学后的一段时间。作为官费留学生，国家每年给一般留学生的费用是四百元，除去生活开销，所剩不多，要大量购买书是不易的。所以鲁迅在东京时期购书有一重要特点，就是访求旧书为多。尤其是当他从仙台回东京后，又想办刊物，又想译小说，经费更加拮据，逛旧书店，在地摊上寻书，便成了他的兴趣所系。
在弘文时，鲁迅除了紧张学习日语外，便是大量涉猎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在这时，便开始购书。许寿裳讲：“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了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这本书，他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赠给我了——稍觉得有点奇异。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经对我说过：‘《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从许氏回忆中可以看出，鲁迅当时读书的兴趣主要在西方的作品，但对他终生喜爱的屈原的作品，在这时也很重视，尽管他后来对屈原的看法有些变化，可始终保持了敬仰之情。也许在接触尼采、拜伦作品后，他对屈原的认识就有了自己另外的看法，将日本出版的《离骚》送给许寿裳，是否可以说就是认识变化的先兆呢？许寿裳感到有点奇异，实际上已经察觉了鲁迅的这种变化。
弘文学习期间，买书的情况记载不多，下面重点谈谈他从仙台回来后的情形。从仙台回来后，鲁迅和许寿裳、周作人住在一起。这时，他主要把心思投入从事文艺活动上。鲁迅自己说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致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据周作人回忆，《新生》之名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这份杂志，本来是同人杂志，预定的撰稿人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外，还有许寿裳、袁文薮。袁在东京时，和鲁迅谈妥，约定自己虽到英国留学读书，但一定为杂志写稿。鲁迅对他抱有很大希望，结果袁走后，杳如黄鹤，稿子没有写来，连信也没有一封。主要写稿人的失约，对鲁迅刺激很大，加上经费实在难以筹集，于是，刚刚萌芽的《新生》还未落地就夭折了。鲁迅后来曾怀着悲凉的心情谈了此事的结局：“《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然而，鲁迅那时并没灰心，仍以乐观的态度作准备工作，主要是收集书报和读书，而且是拼着命在干。周作人讲：“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早上起来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支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此时期，鲁迅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以文艺来振刷国民精神。因此，他买书主要集中在文艺作品，因经济原因，逛旧书店便构成此时买书的重要特色。许寿裳说得非常清楚：“我和鲁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处听讲呀；同往读德文呀，——那时俄文已经放弃不读了；又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访银座的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呀。因为我们读书的趣味颇浓厚，所以购书的方面也颇广泛，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这些苦的经验，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鲁迅自己的回忆更为具体，亦更为生动。在《小约翰引言》中，他这样说：“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吧，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
中国特殊的历史状况和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使鲁迅认识到振发民族精神、反抗异族统治、摆脱殖民者的奴役，乃是首要任务，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的根本途径。于是，他买的书，他访求的书，主要就是追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请看周作人的回忆：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经到“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帐，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惟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兵革命家列札尔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经过种种努力，鲁迅终于买到了不少译本，在《域外小说集》中印行的小说，他翻译的原作，就是靠淘书和访求的功夫获得的。他曾在旧书店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钱，买了一大本德文版《世界文学史》，后又定购了一部三册的札倍尔著的《世界文学史》，后来《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时，几个斯拉夫弱小民族的资料，如介绍保加利亚、芬兰等国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的。
那时，日本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尚未形成热点，较早介绍到日本的也是介绍较多的是屠格涅夫，所以鲁迅也很注意搜集屠氏的作品。由此，他和周作人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兴趣，只要月初各种杂志一出版，就忙着寻找，发现有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或刊有译作的，就一定设法买来。当时，法国自然主义（即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在日本文坛相当活跃，各种刊物争相介绍，这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因而他和弟弟周作人买了福楼拜、莫泊桑以及左拉等作家的一些作品，进而又购置了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仑等人的诗作。对日本文坛，鲁迅兴趣并不浓厚，但他仍然关心，他注意搜集森欧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等人相关的评论批评文字；他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夏目漱石，只要夏目漱石的作品一印出就买下来读。由于他经常翻阅各种文学杂志，注意书籍出版的消息，查看新书目录，使他对书的印行情况较为熟悉，对他热衷寻求的作品相当敏感，从而往往有意外的收获。如一九二八年他与齐寿山合译出版的荷兰作家的长篇童话《小约翰》的德文本，就是他从在逛旧书店时买下的一本破旧的文学杂志的介绍中得知并引起购买冲动的。在一次逛书店中，他发现了一本关于文艺评论的德语杂志《文学的反响》。鲁迅对偶然发现并为什么要买下这本杂志，以及求购《小约翰》有一段回忆，他说：“我还记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是垒斯女士的译笔，卷头有赉赫博士的序文，《内外国文学丛书》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即我们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这是真正的爱书的人，也只有真正的爱书人，才能为一本书的到手，费尽种种努力，不达目的而不罢休。在鲁迅日后的购书活动中，像此类事太多太多，确实体现出了对好书的真诚的渴求。
出入在北京琉璃厂
琉璃厂是从清代乾隆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以书籍、古玩、碑帖、文具等店铺为主的著名街市，位于今天北京城和平门外，因旧有琉璃窑而得名。凡读书人，即便今日到北京，也往往要慕名而游，因此琉璃厂已成为读书人淘书的好去处。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达北京的。一星期后，即当年五月十二日，便光顾了琉璃厂，以后在北京的十几年中，他成了琉璃厂的常客。下面按他日记中的年月顺序勾勒一下鲁迅出入琉璃厂买书的情况。
一九一二年五月。这月鲁迅初到北京，各方面都需要安排，但他分别在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去琉璃厂买书。六月共去了两次，七月两次，八月三次，九月四次，十月五次，十一月四次，十二月四次，平均每星期一次。这年从琉璃厂购回的书主要有：《纂喜庐丛书》、《李太白集》、《史略》、《四印斋校刊词三种》、《沈下贤集》、《文选补遗》、《列女传》、《雅雨堂丛书》、《京畿金石考》、《世说新语》、《草堂诗余》、《梦窗词》、《老学庵笔记》、《述学》、《开元占经》、《艺文类聚》、《前后汉纪》、《北梦琐言》、《说文释例》、《济南田氏丛书》等，以及大量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