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他的“任个人而言，鲁迅的个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精神界战士，是从奴性中站起来的解放了的战士，是引导大众走向解放的先驱，是反抗强暴和压迫的同情弱小民族的英雄，而并非“超人的以强凌弱和完全无视民众视民众为“群愚的，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神明和救世主。更重要的，鲁迅是从民族的独立解放来立论的，是以适应当时中国的“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社会需要来接受尼采等人的思想的，出发点并非个人，而是民族国家与社会。这就表明鲁迅对尼采等人的学说有取有舍。直到今天，当我们来评判鲁迅的这些思想时，意义仍存，对现实也有启发；同时，我们看到，鲁迅读书并非死读书，读死书，而是与社会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有针对性有目的地去吸收并加以阐释。这就是鲁迅之所以比当时许多人深刻的关键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思想巨人的关键所在。当我们在追寻他与尼采等人学说的渊源时，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也许，更大更有意义的启示并不在鲁迅思想本身，而在于去认识一个人该如何读书求知、为什么而读书求知。
文学翻译的历程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西方文化，日益东渐，翻译介绍西方各种著作，在晚清达到高潮。当时在翻译界名重一时的当推严复和林纾。鲁迅正是在这些翻译的作品中，初涉西方学说，开始接受西方文学的熏陶，且感受到了外国学说和文学作品对人的冲击和影响，也许正是这些影响，为他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提供了情感、思想的准备。
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在日本开始的。他后来讲到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动机：“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鲁迅最早发表的外国文学译文是登在一九〇三年六月《浙江潮》第五期上的《哀尘》和《斯巴达之魂》。《哀尘》是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随见录》中的一篇，原名《芳梯的来历》，作品叙述的是雨果曾目睹过的一件下层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事实。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因受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影响，对外国小说尤其注重，而当时的《新小说》杂志尤其推重雨果。鲁迅译这篇作品大抵与此风气有关。当然，主要是此作品与鲁迅对弱者的同情，对受苦者的同情，对暴虐者和黑暗的悲惨世界的愤慨的情感思想是相通的。从这篇译文以及同时发表的《斯巴达之魂》，可以看到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围及内容选择，他的心，站在弱者和不幸者一边，站在反抗者一边。以后的翻译基本上是朝此方向前行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充满了热血的慷慨悲歌之作。根据文前小引中的“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推断，这是鲁迅编译而成的，所以，既可算鲁迅的创作，又可视之为译述之作。这篇文章，是借古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人，为抵抗波斯军队的进攻，勇敢奋战，浴血战场的故事，来激发爱国热情，推崇尚武精神，希望以斯巴达人的精神来医治国人的软弱与麻木。此后鲁迅又翻译了一些有关世界历史、自然科学和科幻小说等作品。当他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后，又开始了翻译的工作。一九〇七年，他一面筹办《新生》杂志，以此来推动文艺运动，一面写文章，阐述他从西方思想、文学库中借来的武器，同时又着手翻译工作。这一年，他翻译了英国哈葛德与安德鲁·兰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的欲望》）中的十六节诗，收入周作人译的《红星佚史》一书，于同年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〇八年，他继续为《河南》月刊翻译匈牙利爱弥耳·赖息的《裴多菲诗论》，后因该刊停办，译文未登完，稿子现已佚。一九〇九年，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七月续出第二册。述及此，应该谈谈此书的命运。自鲁迅决心从事文艺运动后，就想办刊物，但此事终于未果；因此，《域外小说集》是他从事文艺活动的一个重要硕果。但这颗果实的成熟经历了异常的艰难和令人悲哀的命运。在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合订出版《域外小说集》新版时，有署名周作人其实是鲁迅写的一篇新序，在《序》中，讲了此书的译印动机和遭遇。文中说：介绍外国新文学，“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其实，即使是小本经营也要有一定的资金作基础的，对过着穷学生生活的弟兄俩，当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幸好，遇到了一位慷慨资助的好心人，他就是蒋抑之。一九〇八年，蒋抑之因治耳病到了日本，与鲁迅结识。鲁迅对他谈了译印介绍外国文学的设想，便“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原来他们的希望是“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Ｘ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可是事与愿违，“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遭了火灾，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域外小说集》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其中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鲁迅共译了三篇，一篇是俄国迦尔洵的《四日》，俄国安特莱夫的《谩》和《默》。鲁迅选择译介的小说都是有针对性的。《谩》描写一个男青年真诚地爱他的恋人，恋人也海誓山盟，但他的恋人终于负心而去，终于使他悲愤之极，看到了无“诚的社会中的种种欺骗，最后终于进入疯狂。《默》写了一位牧师由于无视爱、毁灭爱，最后受到无处不在的沉默的报复，最后也坠入疯狂的故事，揭示摧残“爱而导致“默最后走向死寂和灭亡的哲理。这两种无诚无爱的人生，鲁迅认为恰是中国普遍存在的。《四日》写的是一个身负重伤、濒于死亡的士兵的极端惨状。这一篇与他当时已译出但并未收入集子的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一起，是对野蛮的控诉，是对侵略者“兽性的爱国的批判，鲁迅翻译它们，目的也即在此。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留日阶段的文学翻译有过总结：“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
由于介绍和翻译，鲁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这一阶段的收获不仅在于为国人了解外国文学有所贡献，为他自己的创作也打下了深厚的思想、艺术基础，后来的小说创作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他自己也说过，创作《狂人日记》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日本留学阶段，是他翻译生涯中的第一站。归国后的最初十年，鲁迅的阅读兴趣移向中国古代典籍，故除了翻译过少数日本人写的几篇有关儿童心理、艺术鉴赏、社会教育的论文外，翻译文学作品基本处于停笔状态。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直到逝世前，是鲁迅翻译的活跃期，也是成果迭出的阶段。这一时期，除了选译作品基本上承袭了在日本时期的标准外，由于形势的需要和思想武装的需要，又译介了不少文艺理论作品，这是和前期翻译明显不同的特点。一九二〇年八月，他翻译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并于九月发表在《新潮》上。一九二二年一月，编定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该集收鲁迅此前发表过的爱罗先珂童话九篇，当年七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五月，还出版了曾在上年《小说月报》上连载过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还是在这年五月，鲁迅与两个弟弟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列在《世界丛书》中出版，内收有鲁迅译的俄国安特来夫、阿尔志跋绥夫、契里珂夫，芬兰亚勒·吉阿，保加利亚亚跋佐夫等人的小说九篇；仍是这年七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一九二三年六月，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鲁迅译森欧外、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六人的小说十一篇；七月，所译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译毕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十二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始译于上年底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由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他译出苏联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一九二七年五月，整理荷兰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译稿，此书系与齐宗颐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合译的，次年一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八年二月，译毕日本坂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四月，选译完日本鹤见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此书历经三年，终于完稿，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九年这一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片上伸的论文《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俄国开培尔、日本厨川白村等人的文艺论文合集《壁下译丛》，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及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与柔石等编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册。一九三〇年，翻译了日本岩崎·昶的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苏联文艺政策文件的汇编本《文艺政策》、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作家阿·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一九三二年，编定了与文尹（杨之华）合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次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后又与《竖琴》（鲁迅编译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短篇小说集，良友公司一九三三年一月版）合为一集，题名《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良友出版。一九三五年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小说《表》，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二月译完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八月，出版了从一九三四年九月开始翻译次年四月译毕的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九月，将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编定，交给上海联华书局于次年出版。一九三六年，这是鲁迅逝世的一年。就在二月，鲁迅还在开始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残稿）。
此外，在他生命的后十多年中，他不仅自己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还为多人校过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稿。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直到他临去世的前三天，还为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序，真可谓为了文学的翻译，为了培养新的年轻的翻译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在此节中，我们所提及的仅是鲁迅文艺翻译生涯的主要部分，还有不少的散篇译文未加记述，也许还有的译文至今未发现，这都是需要逐步去开展搜集考证的工作。
翻译，对译者而言，也是一个阅读作品的过程，是吸收、消化别人作品的养料的有效途径。鲁迅一生翻译了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洋洋大观，成就斐然。但我们应该看到，他阅读的范围远比这宽广得多，数量也不知多多少，因为只有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才会有所比较，才能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就像鲁迅整理古籍一样，一部古籍的校勘，决非仅仅限于该书本身，所涉及到的参校书籍数是难以估量的。翻译亦如此。一是本身选择就决定了必须多读才能确定拟译书的价值；一是译一部作品所要参阅的书必然会旁涉不少。这样，当一部书译定之时，译者的思想、艺术修养自然有所收获，而知识性的东西自然也会随之增多。鲁迅具有宽广的视野，敏锐深刻的思想，丰厚的艺术功力，广博的知识，与他一生都未中断翻译工作，是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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