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自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研究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较早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思想。1923年6月12日他就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等文中，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指导者的地位”。瞿秋白的理论活动，特别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索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以及随之展开的研究、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高潮，弥补了前一个时期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只侧重于唯物史观的不足，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有了近乎全面的了解。但是，这一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或著作还多为翻译作品，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上去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依然显得不足。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人的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也还无暇展开批判。
二、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1923年瞿秋白由苏联回国，重办《新青年》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同时，又提出“当严格地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的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即科学性的方法论，他要求以科学革命性的方法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在20年代，瞿秋白依据唯物史观评论过科玄论战，在此文中，又提出了自由与必然的哲学问题。也正是瞿秋白，这时候把“辩证唯物论”介绍到中国来。如上节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获得接受、传播和打响的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一些人是以这种历史观作为社会观、人生观来身体力行的。“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亦可方为一种社会观”。但到了瞿秋白，则显然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来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说历史、社会、人生、革命。应该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即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瞿秋白：《社会学概论》，59页。“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瞿秋白：《现代社会学》，76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所谓‘动’就是斗争，就是矛盾”，“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是以规定变动的历程”。瞿秋白：《现代社会学》，78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主要从日文、英文译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瞿秋白主要是从俄文论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比起马恩著作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更成为其介绍、论证的主要依据。从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论的重点转移，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某种变异和发展。即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已经有大量关于自然界各种辩证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论证，但它们多半是为驳斥杜林而表述的观点和作为材料的思考笔记，并不像唯物史观那样，真正自觉构建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严整体系。因此，不仅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且是对整个存在和意识，即做哲学的唯物论论证，固然是一次极大的扩展，但同时也带来某种外在框架公式的主观主义。这一点到斯大林《联共党史》中的《辩证唯物论》，从自然本体论推导出历史发展论，将马克思主义形式逻辑化、框架化、教义化，便变得极明显了。
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瞿秋白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通俗宣传，的确在普及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使得年青一代不必再像上代人那样，经由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走向唯物史观，而是直接由此而接受，信仰这既普遍适用又非常“科学”的对宇宙、自然、社会各种现象的解释，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引导人生、参加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与其他各派现代哲学唯心论划分界限。这就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这一特色恰恰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的哲学思想相吻合。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也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显然是受了苏联拉普派的影响，尽管苏联后来清算了拉普派，但在中国并没作这种消除，瞿秋白当年的这一提法对于后来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如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观指导创作方法，等等。这一点也与毛泽东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由于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行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中国各阶级、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析和各种文化思想的批判等等。
首先，应该指出，在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支持彭湃、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和提出要重视武装斗争、军事力量这三个有关中国革命战略的关键问题上，瞿秋白也是承上启下的，即上承陈独秀、李大钊建党和“到民间去”的思想，下启毛泽东等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和新主张。
“在党中央的领导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热烈赞扬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陈独秀、彭述之等都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这篇重要著作（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机关报《向导》上未能刊登完。瞿秋白则高度称赞毛泽东的意见……立即为之作序……交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单行本以便广为流传，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他在序言里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他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上去奋斗”’。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1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支持农民运动，是与瞿秋白把反封建主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另一为反帝）有关，这与张国焘等人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从而低估反封建任务是不同的。如张国焘所回忆，“他（指瞿）……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的目的是反封建”。因而，瞿秋白由注意武装斗争进而重视武装农民，即把武装革命与民众运动（当时这二者都已存在）结合起来。“瞿秋白认为，既需要‘武装革命’，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北伐开始以后，瞿秋白愈加重视武装问题。他……强调说明，‘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农民的问题只有‘实力斗争才能解决’。”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16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指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民众的武装暴动’，‘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立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21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在1927年12月瞿秋白写了《武装暴动问题》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势方面，有极需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各省农民此起彼落的武装暴动”，从而“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和逐步“扩大”。这显然是对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武装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肯定和总结。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战略，是瞿秋白在理论上首先概括出来的。
但是，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当然，瞿秋白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他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影响，重复了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这也正是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所在。
瞿秋白是比较典型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化教养、思想情感、观念习惯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与西方文化教养的某种混合物，而与毛泽东那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村的乡土特色很不一样。他之肯定农村、工农武装、军事斗争、游击割据，是纯理论认识的结论。他在运动和情感上，在任何程度和范围内能成功地实践和领导这种农民武装的军事斗争，便仍是问题。但从理性上认识和肯定这条革命道路，倒正好反映出，只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或马、列的某几条原理作为依据，便能作出上述符合革命实际的论断和主张。这又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起了作用，不必要抽象玄思，不必要搬用经典，从实际状况中概括出经验论的理性结论，并赋予它以清晰论证的理论形态，便足以指导行动了。瞿秋白在理论上这样做了，毛泽东却首先是在实践中这样做的。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
除瞿秋白外，蔡和森是具有突出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他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概括、总结当时斗争进程的长篇报告和文章。蔡和森的这些论著对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蔡和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思想家。
一、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理解
蔡和森在1920年8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及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中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坚定信念，他明确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对这些主张作了论述，对中国革命提出自己的意见，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思想。
第一，蔡和森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然和有产阶级的唯理（唯心）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道路，就是人们总是要有“吃穿住”才能活动和思想，“故人的思想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分化（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接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论”。他以兴奋的心情说明：“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他批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在理论上的背叛，指出：“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大胆，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蔡和森还把当时的俄、德革命加以比较，指出它们的不同理论思想和结果：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乃中产阶级的德莫拉西之上”，方法是“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目的是“劳资合作的德莫克拉西”，结果是“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硬产，反革命，闹个不休”。《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蔡和森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忠于马克思主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二，蔡和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国的出路，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则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社会改造，以为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社会革命之不可避免在客观事实，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严酷现实及阶级觉醒而不在主观理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发动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改造社会，获得彻底解放。他指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愿你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希望他在国内“早有准备”。《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