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吗？陈独秀第一个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要使中国人‘都’过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不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过着人的生活。”又说：“现代人类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断定欧美资本主义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道：“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他认为，中国单独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方式必须打破可能遇到的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干涉。他说：“救济中国就要开发实业，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未免太无谋了。在中国，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但任何制度的改变，“必先由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然后再使“渐渐成为国际化”。他说：“欧战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改造运动。”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他还提出了在经济上搞公私合营的主张，他说：“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较为深刻的，他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笔尖上，而是真正地要以此来“救济中国”。
陈独秀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结合对各种歪曲误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的批评，来全面阐述唯物史观的各个基本原理及其内在的联系，这就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把刚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对陈独秀的几点认识
陈独秀是位敢于思想且善于思想的人，“无论任何学说，必予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他虽然缺乏精细的、复杂的头脑，但性格倔强，不畏强御，能将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融为一体，显出他特有的、非凡的魅力。他一生中接受过三种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也没有束缚住这位注重“自己思考”的“终身反对派”——这就是他的成功与失败、可爱与可悲，这就是他生活、奋斗的那一个时代。
正因为这样，他一生中曾几度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思想界的明星”，“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创造了党”……正因为这样，他在一条艰难、曲折和痛苦的道路上摸索：被开除党籍，成为托派，被捕入狱，流落他乡，贫病交加的晚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陈独秀的研究、评价才真正走上了实事求是、历史主义的轨道，学术界出现了比较解放和比较活跃的局面。但是，在涉及陈独秀评价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或未能更好的深入。
总之，不管是褒是贬，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留下了他独特的、庞大的身影。这个身影曾一度影响、支配、覆盖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思想、生活和命运。
“世界进化的大流没有止境。”
“迷信和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
或许用陈独秀自己说过的这两句话，来作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倾心研究并努力使之中国化的结语更为合适。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一、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瞿秋白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瞿秋白同千百万个牺牲的革命者一样，以“他们留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瞿秋白选集》，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道路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所谓承前，就是继承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工作，进一步推广到辩证唯物主义领域；所谓启后，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从此以后，中国就出现了完整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自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他撰写了诸如《自由与必然世界》、《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新哲学——唯物论》等一大批文章和著作。他的这些论著集中宣传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结束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状况，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瞿秋白在理论上的具体贡献何在呢？
第一，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首次明确的表述。
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此考察以往的哲学发展，分析评判当代的哲学流派，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瞿秋白以前甚至是同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基本立场和方法还不曾有过明确的认识与论述。而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就是对此作了首次明确的阐发。他指出：“人者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观——他立刻就遇到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我’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乃是哲学基本问题。”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基本问题。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一种系统的世界观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能见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早表述。
瞿秋白不仅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首次明确的表述，而且还依此为标准去考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批判哲学史上的各种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以客观为出发点，而唯心主义，则以主观为出发点。与此相联，瞿秋白还分析了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和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指出唯物主义是产生于以科学的观点去考察世界的。他说：“以科学观点考察自然便是不能以‘某一现象为某一神灵的动作’来解释，而要以自然界的法则（公律）来解释。人对于自然增进自己的权力，只靠着探悉自然现象的规律，知道的愈多，权力也愈大。”至于唯心主义，瞿秋白指出，它的产生与人类初期的万物有灵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人类在其初期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从而便以为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冥冥之物在支配着，以为一切现象都有与人类似的灵性。“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的引导到‘客观（自然）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律’等类的学说”。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因此，“凡是与唯物论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在瞿秋白看来，唯心主义的产生还有社会方面的根源。他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发现整个儿的一部分现象，以前向来所没有研究过的，只能暂时是归之神归之于上帝。”“一个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物里，常常发现以前所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态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瞿秋白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揭示了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内在相关性，证明了唯心主义哲学与科学是根本背离的，促进科学的发展同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对世界物质性原理作了新的说明。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斗争的急切需要，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多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密切联系的部分，注意能够从事直接引申出行动口号的社会结论方面。至于对宇宙本原问题，世界物质性问题等等方面的内容，则无暇顾及。这一方面的不足，由瞿秋白作了重要弥补，他在《社会哲学概论》和《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物质范畴作了较为充分的阐发。
在瞿秋白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式。“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合成混合的方式。”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瞿秋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整个宇宙由无限多样的物质所构成，物质永恒运动，依一定的规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其二，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形态，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而蛋白体即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过程。其三，意识是物质长期、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的属性，是现实世界的反映。经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瞿秋白最终得出结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
瞿秋白不仅详尽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物质性原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作了尝试性的说明。
在瞿秋白看来，作为宇宙本原和统一基础的物质，其根本特性就是客观实在和永恒运动。具体就是“精神不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各种物质并且经常在变动、转动、变化之中”。此外，瞿秋白指出，物质还有其他一系列基本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具有质量、占有空间和无限可分。
为了说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瞿秋白特别强调物质的质量和空间特性。他在给物质下定义时说：“凡是可以用我们的外部感觉去接触，并且有分量体积等可以称量的东西，都是‘物质’。”这一定义，表现了瞿秋白试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自然科学已有的成就上去概括物质特性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却把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了。以“能够称量”去证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便会割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关系，把人类社会排除在物质范畴之外，实际上，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物质现象，它客观存在却无法“称量”。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只能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去说明。
瞿秋白还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特性，指出：“凡是一个‘物’必自成‘系统’——从许多小部分结合而来的。所以个体之中又有个体。然而一个‘物’之外必定有环境，所以总体之外又有个体。”
瞿秋白对物质概念内涵的这些规定，在总体上已突破了旧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概念的解释，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念，代表了当时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是，其中也还残留有旧唯物主义影响的痕迹。
第三，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首次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仅主要侧重于唯物史观，而且把历史唯物论作为唯一的人生观、社会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这种看法，显然是造成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原因之一。但到了瞿秋白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宣传介绍的重点，以“互辩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的世界观和主要的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明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首先，瞿秋白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方法。
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社会观、历史观，同时也是自然观、宇宙观。而且，这两者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互辩的唯物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还是宇宙观，在本质上都是关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揭示了各种自然现象，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运动的，而辩证唯物主义恰恰是揭示物质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以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
在瞿秋白看来，既然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都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释，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便理应成为一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他说：“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瞿秋白：《现代社会学》，46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把辩证唯物主义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首要地位，它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宣传介绍活动，已经发生了由历史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的转移。从此，人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基础的完整体系了。其次，瞿秋白阐明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乃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并初步探讨了这些规律间的关系。他提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的，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着事物的运动变化。
综上所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始终是瞿秋白哲学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观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宣传，克服前一时期只侧重于唯物史观的偏颇，是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的重要贡献。不过，应该承认，瞿秋白哲学还有许多不足，从总体来说，除开真理观较为精细外，其余论述就不够准确，不够科学，比如物质观，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唯物的观念虽然充分显示了，但未能很好的结合辩证的精神。在具体运动上，有时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机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