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本章概括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主要不足，作为本书的结尾。
从上面几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总结了“古今、中西”的争论，指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中国近现代一方面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灭亡、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黑暗，人民毫无政治权利，生活极端贫困痛苦。中国如何才能摆脱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灭亡、瓜分，如何才能获得富强、独立、自由、解放，这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必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回答中国近现代的这个中心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中国政治上和文化上向何处去两个方面，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就是关于“古今、中西”的争论，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学习西方，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如何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实、中和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引导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富强、自由、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
古今关系的争论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就进行过古今关系的争论，每当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新旧势力之间总要开展一场古今关系的争论。中国近现代是社会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古今关系争论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展开。至于中西关系之争则是中国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之后才被突出地提出来的新问题，特别是在五四以后。
古今争论和中西争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古今、中西关系，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哲学派别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今、中西争论的含义、内容也是不同的。但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古今、中西关系的争论，却始终贯穿在中国的近现代。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一直到五四时期及其以后提出的东方文化论、“全盘西化”论、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都存在着古今、中西的争论。古今、中西争论长达一百多年。这场大争论不仅把中国近现代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哲学派别都卷进去了，而且严重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先进的政治派别和哲学派别在争论中虽然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意见和主张，但由于阶级的和哲学思想的局限，他们都未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未能科学地回答中国政治上和文化上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道路，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和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中国人民正是在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是对中国一百多年来政治争论的总结，是对“中国政治上向何处去”问题的科学回答和正确解决。
在文化问题上，鲁迅等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的影响下，于1936年6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口号，毛泽东发展了这个口号，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种新文化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具有“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周恩来选集》上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又指出这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但它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为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为了建设新文化，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地吸取外来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他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等人的以上论断，既指明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解决了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又阐明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针，并批判了文化复古论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色、民族形式”。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一是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要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这就有力地反对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艾思奇等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瞿秋白、周恩来等分析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封建“道统”论，杜国庠等分析批判了冯友兰等人错误的中国哲学史观、错误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运用唯物史观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较深刻地批判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点、汇合部。
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关于“古今，中西”的争论，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又批判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就。
科学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一、关于历史观的新问题
中国近现代哲学讨论的问题固然不少，但讨论最主要的是历史观和认识论问题，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近现代哲学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和解决“古今、中西”的争论。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研究历史；了解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又将如何从现在发展到将来，因此历史观便显得格外重要。与引同进，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争论，就必须把西方先进的革命的思想理论与中国实际和传统结合起来，以便用来指导实践，这样就涉及认识论中的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便又显得格外重要。中国近现代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争论，就是比较集中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观这两个方面。
就历史观来说，中国近现代龚自珍、魏源，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轩及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等宣传的是变易历史观。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开始，一直到章太炎、孙中山、邹容、陈天华，以及五四前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宣传的是进化论历史观。不过在进化论历史观中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进化的理解、解释又有不同。康有为等改良派认为进化就是渐进，不包括跃进，革命，孙中山，陈独秀等革命派、激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进化包括跃进，革命，把进化和革命融为一体，宣传革命进化论。
进化论历史观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命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为中国近代的先进人物、革命者提供了维新变法、“自强保种”、民主革命、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对中国社会和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作为哲学的进化论以近代的科学，首先是生物学作为科学根据，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在哲学发展史上有积极的意义。进化论历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为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把人类社会看作为一个进化的过程，这有合理的因素，但进化论历史观把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或者说成是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说成是由于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的互助合作。这两种说法归根到底是不科学的，都不能真正地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能正确地回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的争论。
由于进化论历史观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的关系，因此，先进的中国人便进一步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纷纷从宣传进化论历史观转变为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系统地宣传、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1917年7月起到1923年，先后发生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四次论战。在四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西方实用主义、柏格森哲学和中国陆王心学等唯心论，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进行革命斗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引下，终于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社会历史的发展观，与宇宙观和一般发展观紧密联系着。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一开始就讲“两种宇宙观”，指出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辩证的发展观的对立。接着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法则，深刻地阐明了辩证的发展观，把马列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与辩证发展观、宇宙观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家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文艺，并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历史学家郭沫若等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也使唯物史观中国化了。
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变易历史观、进化论历史观，发展为唯物史观，并使之中国化，引起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观的革命。
二、关于认识论的革命
中国近现代哲学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认识论，其中特别是认识论中的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一开始，魏源就联系着“古今、中西”争论，对知和行关系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并使其具有近代的意义和内容。其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等都研究、探讨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大体上说，改良派强调知，主张知先于行；革命派强调行，主张行先于知。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
五四时期以后，我国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感性和理性、知和行的关系。胡适、丁文江等宣扬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的经验论；梁漱溟、张君劢等宣扬柏格森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直觉主义；冯友兰宣扬新实在论、程朱理学，比较强调逻辑思维，忽视感觉经验，如此等等。他们都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片面夸大认识过程中的经验、直觉、意欲、意志、或理智（思维）等某一个环节的作用，并加以绝对化，从而最后都走上了唯心主义。他们在认识论中更没有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
30年代在革命队伍内部产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其他人的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其中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两种错误倾向在认识论上实际上是分别重复了中外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他们的哲学基础都是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主要特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心和物、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既有力地反对了资产阶级哲学各个流派的认识论，其中包括唯心论经验论，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等，又克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