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上的主观随意性还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分析的侧重点的变化上。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毛泽东是侧重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特殊性的。也正因此，我们党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偏差，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这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由侧重着眼其特殊性转向侧重着眼其普遍性。到庐山会议上认定过去10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了生死斗争，这就连原来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论断也加以否定了。这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是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任意发挥的。
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由于对国情的认识存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因而政策的制订不仅脱离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且必然损害群众的利益。这种偏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群众的抵制。但是，毛泽东却错误地把这种抵制归结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此而错误地在群众中用开展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样，毛泽东本意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政策和措施，却恰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由于在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急于求成，毛泽东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往往竭力把有利于自己观点和某些个别的、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全面的、本质的东西，从而在总体上、本质上违背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主观主义，既不同于历史上教条主义那样一味从书本出发，也不同于历史上的经验主义那样一味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它虽然或多或少具有某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但在根本上却是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作为其主要特征。对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工作中几次大的失误，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有时对形势之所以作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并不是完全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想，而往往是由于片面夸大了特定的情况，从而对具体的事件不能作出切合实际判断。比如，1958年之所以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于他把极个别单位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绝对化，主观片面地认为全国范围内新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又如，“大跃进”时期一度广为流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样一些主观主义十足的口号，之所以得不到毛泽东的及时批评纠正，也是由于它或多或少凭借了不是反映事物本质和主流的特定条件的特定现象。在我国推翻了反动统治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些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和单位，的确出现过许多过去不敢做也不敢想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并有一定限度的。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结论，仿佛可以不顾任何条件不受任何限制地为所欲为，这就把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能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合理的命题，夸大成为在任何情况下主观的东西都可以起决定作用这一荒谬的命题。毛泽东既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就不得不竭力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以至于把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到实际上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再如，由于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我国已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得出了在任何地区，任何单位都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以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中的确是存在某些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
用正确的理论来为不正确的实践辩护，这在毛泽东晚年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在反右倾运动中，面对“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不仅听不进不同意见，反而借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把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大批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借辩证地看问题为名、颠倒是非的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唯物辩证法的声誉，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如果说借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以拒绝正确的批评只不过是在反右倾运动中造成不良后果的话，那么，毛泽东借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错误难免论，指针对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同志为形而上学的做法，就在更长的时期、更广泛的工作中起了维护错误的更加不良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定意义上的错误难免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工作中的一切错误都是难免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应该也可以力求避免基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而导致的种种错误；另一方面应该也可以力求避免不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是由于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态度所导致的种种错误。这两个方面的错误，从原则上来说，并不属于难免论的范畴而是属于可免论的范畴。把一切工作中的错误都归结为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难免论，既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的原则界限；又掩盖和保护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粗疏作风，使一些本来可以避免和克服的错误得不到防止和及时纠正。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所以是错误难免论，是由于认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认识发展过程中，始终要遵从实践的检验，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主观和客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毛泽东晚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不顾实践的检验，不愿按照实践的揭示修改自己原来的认识，而是一味坚持已被实践证明其为错误的观点，其结果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情况在“文革”前已经有所表现，在“文革”中表现尤其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的观点，不但不排除而且恰恰要求在认识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从而纠正错误，实现正确的认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实践的主体则是广大群众。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既可以由于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情况，修改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又可以由于倾听在社会实践中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思想水平、理论素养、业务才能的人们从各个侧面提供的意见和建议，从而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克服认识过程中主观方面的种种局限性。而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把一些干部和群众为了改进工作而提出的不同意见，往往不加分析地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等政治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错误难免就成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敢于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棍子。
从上述关于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发生偏差的主要原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和他毕生的哲学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正确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正确的，而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出现严重错误时，他的哲学思想由于要为其提供理论论证，因而也就随之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个根本特点，在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中，从负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