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规划新中国建设蓝图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当时的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党的中心任务。但是毛泽东又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二者就是不一致的。这既不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他一贯认为主要任务即主要矛盾的思想。尽管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建国头三年并未对实际工作造成多大消极影响，但它却埋下了其后逐步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的祸根。
195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根本好转，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它与国有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矛盾有所加剧，这就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不断批评“将来突然转变”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出台。按照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日，即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这样，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毛泽东的这个新的观点虽然不同于他原来一贯的主张，却显然是他关于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使得原来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不一致的情况在把社会主义改造当作当前迫切任务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偏离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各种成分状况的科学分析和由此而确定的正确政策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表明，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已开始部分地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它就不能不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适应对农业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片面性特点的观点，这就是片面夸大了与当时农业生产力基本适应的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局限性，片面夸大了当时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片面夸大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强调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普遍发生盲目冒进的情况，仍然一味上纲上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把坚持客观条件斥之为“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把坚持稳步前进当作“小脚女人走路”。在批判右倾思想不断加温的情况下，不仅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而且还导致1956年经济发展的冒进。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不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理论。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诫，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党的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明确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八大以后，毛泽东在和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中还表示，不仅个体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在此前后，针对国外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发生的闹事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1957年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尽管反右派斗争严重干扰了这一学说的贯彻落实，然而不能不看到，从1956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一年多时间中，由于毛泽东对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因而在哲学思想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毛泽东毕生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
1958年4月，毛泽东就修订了原定15年赶超英国的指标，认为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1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到了这年的9月，他又提出明年基本上赶上英国，15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3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到了这年的11月，他已经在考虑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5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他认为周恩来等在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40条》，泄了6亿人民的气，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都大讲认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如果不联系人民，不同与人民联系的干部接触，就什么也不会知道。毛泽东自以为他的批判反冒进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感情与要求，而实际上他所反映的只不过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少数干部的急躁冒进的思想。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的错误在于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而实际上没有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的正是他自己。他据以批判反冒进的“马鞍形”根本是不存在的，1957年的经济工作不仅不是低潮，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太遥远，为此，他强调不论城乡应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他提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供给制，等等。正是他的这种盲目乐观情绪感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
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遍及全国农村的“共产风”，为了抵制“共产风”，全国农村又普遍发生瞒产私分。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上纠正“共产风”。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到庐山会议后期反右，经过三年经济困难，到七千人大会，再到八届十中全会，随着政治上纠“左”反右的起伏跌宕，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反复曲折的变化。在纠“左”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他强调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在反右的时候，他又把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毛泽东就把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使得“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工农业生产都遭到极大破坏。面对严重困难，毛泽东又决心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认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起来，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不可能制订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在论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819、8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显然是对“大跃进”以来工作所犯错误在哲学上进行的总结和反思。在经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以后，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严厉地批判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所谓“单干风”、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的所谓“黑暗风”、主张为受错误批判的同志甄别的所谓“翻案风”，把这些工作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都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后来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升级。从上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反复曲折的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如何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按照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纷纷上报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根据这些报告，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决定在全国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论证《决定》的观点，毛泽东在修改《决定》时增写了一段前言，集中论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项实践中，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强调，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在《决定》的开头之所以要增写这一段话，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关于中国社会中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根据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最后得出的科学结论。问题在于，他在《决定》中所据以立论的自以为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是未经鉴别的。根据这样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而得出的结论，就不能保证它必然正确而不是错误的。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实际上是从《实践论》向后倒退。大家知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强调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有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在《决定》中，毛泽东所根据的恰恰不是合于实际的感觉材料，而他在为《决定》所写的前言中，却要求全党把这种不是根据合于实际的材料而得出的结论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结论来遵循。这就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是直接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路线的。这种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论证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也就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紧接着，为了适应国际上反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毛泽东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坚持“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坚持“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和《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也是直截了当地表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
在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的推动下，1965年1月出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已经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揭开序幕。
在1966年5月7日和16日，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期间，相继出台了《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按劳分配、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五·一六通知》则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两个文件的几乎同时出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为了摧毁全部现存秩序。《五·七指示》作为毛泽东理想社会的蓝图，则被作为建设性的纲领。二者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二者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思想的产物，但它们却是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观点。
《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后来正式被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毛泽东本人概括的，但确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就有了确定的含意。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总概括。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比较集中地还体现在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理论问题指示》和《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所有这些都是紧密结合当时斗争的需要，它们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特点较之以前各个时期都更为突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