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帮”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因而，它不断地遭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败露。林彪及其死党飞逃国外，在途经蒙古时折戟沉沙，暴尸荒野。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又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终于结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全国规模的、深入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清算他们的种种反动罪行，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为全面恢复和发展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创造条件。
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其中《材料之三》，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清算了“四人帮”的各种反革命谬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他们的极“左”路线。不仅揭露了江青集团包括林彪集团所推行的路线的极“左”实质，而且揭露了它的反动性、欺骗性和破坏性；不仅分析批判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思考和总结了导致极“左”路线横行的原因和教训，第一，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因而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尤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第三，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必要。不应将领袖加以神化，不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和集体之上。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人们分辨是非、识别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促进了人们更准确、更完整地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然而，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对林彪“四人帮”路线极“左”性质的认识与揭露也是极为曲折的。当时，在党内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坚持一种称作“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这一错误方针的指导之下，他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订立了一条清规戒律，这就是不准批“左”，只许批右。谁要批“左”，谁就被扣上“砍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罪名。这种指“左”为右的批判，严重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正常进行。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表明他不但在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因而，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1977年4月14日，他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提出的要完整准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反映到哲学理论方面，便是真理标准问题，具体说，是以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还是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真理标准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都作了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歪曲宣传，这个很明了的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今天，为了深入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在文章看来，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对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有说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强调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都不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文章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会削弱理论的意义。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革命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都离不开实践的检验。文章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而且为我们树立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表现在他们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包括自己所提出的学说在内的一些理论，通过实践检验来修正错误、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正在于革命导师坚持了一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最后，文章强调，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应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标准。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被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理论重新颠倒了过来，因而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受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赞扬。6月2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精辟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驳了那种认为只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原话的错误观点，也就是“两个凡是”的观点，从理论上阐明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要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只能照抄照搬革命导师原话的观点，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他号召全党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解放，彻底打破林彪及“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邓小平的讲话，突破了“两个凡是”对拨乱反正设置的种种障碍，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同时也理清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毕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成就和挫折，他的政治实践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异常紧密地直接相连的。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毕生从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的思想和著作无不围绕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大量地蕴涵在他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中。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虽然被人们当做哲学著作来研读，但这些著作本身还是为了具体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即使是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也是围绕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思想上揭露、批判各种危害革命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从而直接服务于革命和建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直接程度，不仅为古往今来的一般哲学家所未有，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导师也有所不及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的这一方面，那还是只看到问题的一半，而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还只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服从于政治的。只有既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服务于政治，又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服从于政治，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为什么说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呢？这是因为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一贯是把政治放在主导地位，而使哲学处于从属地位。他在以哲学思想为政治服务时，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处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相互关系，而常常以哲学观点为既定的政治路线进行论证。这种以直接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就决定了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或基本正确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其作用是积极的；而当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错误或基本错误时，他的哲学思想也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其作用则是消极的。哲学思想直接从属于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它使青年毛泽东由唯心主义、二元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在其晚年在一些重大的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一根本特点，人们就能够如实地掌握毛泽东一生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也就能够令人信服地解答毛泽东晚年为什么恰恰在他一贯倡导的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就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简单化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又不是表面化地归结为骄傲自满，而能够从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找到它的更深刻的根源。
早在青少年时代，当毛泽东还未走出韶山冲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时，他就从家乡的贫穷饥荒和农民的自发斗争中滋长出反抗意识。当他读了一本叙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郑观应著的鼓吹维新图强的《盛世危言》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初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在走出韶山冲之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如同溪流冲出山谷，迅速奔腾向前。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走过了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到参加辛亥革命，从赞成君主立宪到反对帝制的思想历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由于当时国难当头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和师友的影响，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为了救国救民，毛泽东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思潮，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他都研究和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的现状，他曾寄希望于所谓大气量人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种认为社会的变革要从精神领域入手，把精神作用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具有改造社会能量的特殊人物的思想，不言而喻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人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充分说明，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整个毛泽东思想是服从与服务于革命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正是由于一股劲儿要革命，才在革命过程中逐渐懂得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如何取得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从而写出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在书斋中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是先有了成熟的哲学思想才去从事革命的。处在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