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唯物史观为中心，也表现在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诸如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等等。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早在1920年，他就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探讨要以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1926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把马克思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以唯物史观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必然产物。
总而言之，从五四运动到一战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一直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乎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二、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一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重点，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所具有的理论素养等诸条件所决定的历史逻辑的必然反映。
前面提到，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而俄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次历史性证实。因此，致力于中国劳苦大众解放的共产主义先驱们，在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时候，便不能不把自己的理论注意力指向唯物史观。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的胜利。如蔡和森就曾认为：俄国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这样他们就必然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头等任务。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内容上直接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从唯物史观中，可以直接引申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这就使它较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时，就曾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中，引申出广大无产阶级行动起来，通过自觉的努力去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世界的口号：“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陈独秀也从阶级斗争的原理出发，预言“有产阶级之倾覆以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并号召中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夺取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新型国家。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部分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刚刚觉醒的，并渴望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苦难深渊中挣脱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无疑更具有亲切感和可接受性。这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即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乃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载《晨报》，1922年11月7日。
其次，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也决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把理论注意力集中于唯物史观。这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给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卷，103页。。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就必须有一种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看来，唯物史观正是这样一种真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中，反复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给蔡和森》，《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卷，162页。正是先驱们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其次，新成立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以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借助于唯物史观才有可能。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得以在中国传播，还因为当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历史观诸问题展开的。由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引起了一场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潮；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这一切，使得一些人趁机把各种假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等，竞相向国内介绍。胡适也在宣传社会改良论。一时间，人们对社会主义真假难辨。因此，阐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便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这一时期出现的批判各种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如陈独秀编辑的《社会主义讨论》、《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写作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蔡和森、李大钊分别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等，大多是联系科学社会主义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介绍，是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早期发展的这一特点，完全是由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理论斗争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驻足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科学根据，同时也为中国人民重新观察国家的命运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阶段以李大钊的理论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在于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一特色使他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通。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李大钊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1924年，代表中共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杀害。遗著被编为《李大钊选集》。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最主要的是信奉、宣传进化论。十月革命胜利后至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发生了剧烈地蜕变。在政治上，他由早期的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看齐，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主体力量、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哲学上，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的集中于对历史观问题的研究，摒弃了早期的进化史观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了他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大量富有哲学价值的文章、讲稿，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史学与哲学》等。这些文章集中阐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理论贡献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拯救中国的理论武器
李大钊从学生时代起就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也寄希望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不久就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不能救世。这时，俄国人的革命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得出向俄国人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即马克思——编者注）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建立“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的社会。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它必将带动劳苦大众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李大钊文集》上卷，599～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文集》上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他热烈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坚信“现在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遍布中央欧罗巴一带……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沿岸，望见他的颜色”《李大钊文集》上卷，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各种“偏于感情”或“涉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李大钊文集》下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它“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李大钊文集》下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针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而要形成一个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首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理想和主义，是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尺度”和“工具”。他明确表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二者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引导中国人民摆脱奴役和压迫、寻求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思想学说。
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处理好理论与实际或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是“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生存、丰富和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共性”是要与中国的“特性”相结合。“共性是普遍性，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李大钊文集》下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具有普遍意义，“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李大钊文集》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社会主义理想运用到各国，“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文集》下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他认为，中国与英、德、俄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深受国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这说明李大钊当时已经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实际而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教条化的倾向。他一再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围绕着它的实境。”《李大钊文集》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应该细细地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李大钊文集》下卷，711～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二）关于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本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李大钊文集》下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一再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李大钊文集》下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充分肯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他又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生产力愈发展，“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期，他的崩坏亦复如是”。《李大钊文集》下卷，59～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