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之所以能代替进化论，它优越于后者之所在，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至少有突出的两点。，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和“庶之、富之、教之”（《论语》）的思想观念，它们一直未被人们所遗忘。尽管有宋明理学的冲击和统治，历代治世能臣从桑弘羊到张居正的形象，不但被史书所详加记录，而且基本上为士人们所肯定。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对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亡真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进化论后又选择了唯物史观，应该说是起了作用的，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亦即没有在情感、观念上强烈的排拒感、难以接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中国人由于长久的传统观念和伦理情感的排拒，一般较难接受弗洛伊德学说和极端个人主义，对比具有强烈宗教信仰者难以接受“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似乎也表明这一点。
其次，就具体内容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夏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之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更分别构造了他们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大同远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此，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
这里，重要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一样，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解放初关于“社会发展史”，即唯物史观的大规模宣传，使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好些宗教徒和非马克思主义甚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教授、哲学家、历史学家，都自觉自愿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这与他们由热情的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但这种由‘人道’（政治）而‘天道’（哲学）的心理转移，不又正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么？他们不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这一传统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甚至像熊十力、梁漱溟，也都在他们的晚期学术著作中，表露出或反射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肯定态度。
当然，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大陆以外的）并没有接受甚至还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除了政治原因外，思想上的一个主要焦点是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人民无数次高声诵读的语录，虽然并不能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止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常常是从阶级斗争来看一切，包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形势和要求来认识，研究以至描述、区别阶级。无论是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或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主要是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情况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因此着眼点和着重点主要不在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于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究，而主要在描述各阶级在当时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处境、状态和它们在经济特别是在政治上的态度和可能性。从而收支状况、生活水平代替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的地位，常常不是生产中的地位，而是分配消费中的地位，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政治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分析和阶级观念更接近于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战略论著中的阶级分析，而不接近《资本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础分析。它实际是从阶级斗争（政治）来观察、论证阶级，分析阶级也是为了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为了当前革命的急迫的实用需要。
阶级斗争学说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率先传播，得到大批青年欢欣鼓舞地接受后，很快就有具体行动的落实。首先是建党，其次是到“民间去”。
建党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有严格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共产党组织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开始领导、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上述思想理论上的阶级分析也正是有了这种阶级斗争实践之后才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列主义创始人以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那种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论著，中国现代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救亡斗争，使得人们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书斋研究，而把主要的力量、时间和注意，集中在紧迫的斗争实践上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实用理性和集体意识无疑促成了这一特征。所以，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无不涂上这样一种直接为急迫的现实斗争，为当前的社会需要服务的色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中国现代特定的环境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的渗透下，具有了这样一种单纯和直接的实用特征。
有学者研究胡适时，曾解释为何杜威和罗素大体同时来华讲学，杜威的影响却比罗素要大的多，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分歧，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在上述中国现代条件下，本来十分重视理论，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也被染上了“有效即真理”和要求直接服务于当下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因素。这一点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呢？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如何比实用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呢？
除了要求救亡图存的现实理由，又似乎仍有其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就传统心态说，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抽象和信仰模式，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但也有与实用主义并不相近的一面，即实用理性更注意长远的效果和具有系统内反馈效应的模式习惯，即承认有一种客观的“道”支配着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理性并非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且也是认识道体的途径。正是实用理性这一特点，使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更易倾向于前者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未来社会的理想，而实用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生物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没有这种理论和理想，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肯定客观世界及其普遍规律的存在，是重视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论证的，而实用主义则从理论上排斥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就写出了有关中国现实局势和奋斗前景的好些颇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今日看来，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党派和其他的思想理论学说（例如胡适的政治文章），他们对中国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比其他理论学说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深刻性。这倒正是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论证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确实处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处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
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发展形态及特点
马克思主义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这一学说的整体而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大部分。就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所构成，这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初传时，曾大部分被人们所接触到，但当时先进分子所感兴趣并大力介绍的，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与之密切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与社会革命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翻译简况
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介绍以唯物史观为重点，首先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上。仅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前后后这短短一段时间内，国内翻译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就有二十余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9年8月1日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该文当时的译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李泽彰，除此，还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译本。至于该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版了四百多种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思想倾向各有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宣传过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的刊物，都竞相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例如，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译著和马克思生平简介。有时，还连载马克思原著的译文。其中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一周年而译载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对其中难懂的概念范畴，如“社会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作了注释。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也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向广大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在1919年5月担任编辑期间，把他主编的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直接援引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段落，是第一次见诸中文。其他杂志，如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南京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等，也都不同程度的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以唯物史观为重点，还表现在他们都以唯物史观的研究宣传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如李大钊在五四后不久，便开始了集中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工作。短短几年中，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五四时期身在日本的李达，为系统地向国内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顽强的毅力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寄回国内出版。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作为李达的第一本哲学译著，辑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国人民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准确把握史观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活动，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失败前，其标志是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刊行。这本书，相当完整准确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以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基本原理。陈独秀也于1922年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