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前委亦于未时回报军委：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推迟过久，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既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体察实情，又坚持服从政治斗争之必须。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
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军委根据各方水文气象测报判断，我军自4月20日至5月5日14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不难设想部队对军委这些意见会有什么反响。邓、陈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向军委报告实际上的困难及解决这些困难的建议，一方面对部队、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解释教育。
陈、邓报告军委：“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个月，即在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没有，草困难。”“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至合肥，再由合肥用汽车运至前方。因此，请军委再帮助我们解决一批汽油，以利运输。”“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到29日以后为好。”
邓、陈又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作了如下指示：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的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四）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产生于4月12日的好教材，系统地传达贯彻了中央军委近期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而且，认为对渡江推迟的原因，从正面加以解释，不会松懈士气的。中央军委曾指示，在下达推迟渡江至20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是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的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而邓、陈则把和平谈判与渡江的关系及推迟渡江的理由，从政治与军事两者相互关系上加以解说，把“底”交给干部群众，解开他们心底的疙瘩，使他们对军委更加信赖，斗志更加旺盛。因而得到军委的好评。军委在14日批示说：
“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油盐。”
了解以上过程，不禁使人想起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有“人才难得”和“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赞叹。
为了战备工作的更加落实，邓小平曾风尘仆仆地前往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的高级干部会议。
这个在清朝以着名的散文家方苞、刘大魁、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发祥地，如今聚集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一批着名的战将。在这里，刘、邓不仅要直接指挥集结在湖口至安庆的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而且还要指挥第四野战军南下先遣兵团一一萧劲光所率的第十二兵团，以及江汉等中原军区部队，沿长江自宜昌、汉口以下，直达九江，以佯攻威胁敌人的华中集团。高干会议将渡江作战的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邓小平才返回瑶岗。这是前几天，刘司令员吩咐处长魏锦国和参谋李明义和高易拓下来的。陈毅也在15日这天驱车到合肥，由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陪同向正在集训的700多名新区接管干部讲形势任务，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然后返回瑶岗。
瑶岗是一个美丽的村落。正值清明时节，田野一片新绿。这景色不仅诱发了“将军诗人”陈毅的诗兴，也使邓小平吟诵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之类的古诗来。不过，邓、陈没有把酒，而是早晚常一同在村边散步，和乡亲们摆摆“龙门阵”，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形，有时也停下来看看儿童们捕鱼或吊泥鳅。
有一次，他俩遇到一位白发飘飘、衣裳褴褛的老大娘。在亲切的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个儿子叫王飞，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邓、陈十分高兴，特地请老大娘到住地吃了一顿饭，还叫管理员给家送了些粮食去。
时间越推移，渡江作战的任务日益迫近，但究竟几时开始渡江？直到4月18日才部署大定。军委在这天上午9时的来电中说：“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事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彻底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改变。”指示电还说：“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体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这实际上是中央军委下的一道渡江作战命令。
20日黄昏，第七、第九兵团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半小时后，喝了齐心酒甚至写了血书的指点员和船工们，嘶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登上木帆船，在昏蒙的夜色中向江南驶去。
4月20日夜里大江南北千百万人的不眠之夜，更是瑶岗村的不眠之夜。在40多年后的今天，瑶岗村的老人们还记得当夜的情景。他们虽然在自己家里，但也不能入睡。不时传来一声声洪亮的声音：“我命令你们，坚决打过去！”……最后是一片笑声，那意味着打过去了，登陆了。
这传出喊声、笑声的地方，便是邓小平、陈毅所在的作战室。那里面，自己发电照明，灯光通宵不灭。
最紧张的一夜过去了。21日午时，陈、邓报告军委：“昨（20日）夜，七、九两兵团渡江任务顺利完成，此刻正向繁昌、铜陵地区扩张。今（21日）夜二野三个兵团渡江，估计亦无问题。”同时报告了对二野和七、九兵团渡江后规定的动作。子夜以后，收到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复电：
“一、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
二、同意总前委21日午电之部署。”
而粟裕发来的东线渡江成功的捷报已先到了。
总前委指挥下的百万雄师，从此横扫千里。
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长江防线，仅几昼夜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粉碎，并且对其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迅速形成包围，一幕“树倒猢狲散”的闹剧便在石头城里形成高潮。国民党的万余军、政人员“仓皇辞庙”，逃离南京。
4月23日，邓、陈得知南京的敌人已完全撤退，仅由民团维持秩序，估计芜湖的敌人也撤到了宣城及其以南地区，粟裕所指挥的东路军第八、十兵团与七、九兵团正在东、西对进。能否截获一部敌人，还难预料。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正在向石埭（台）浮梁方向前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的第四兵团还在望江、湖口地段之长江南岸。该兵团如果向芜湖、南京转进，至少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同第三、第五兵团部队交叉运动，很不方便。必须迅速调整部署。他俩同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后，立即命令陈赓第四兵团改沿第五兵团的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第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看情况向东发展。
总前委将二野三个兵团齐插浙赣线的行动，是把国民党军的汤恩伯、白崇禧两大战略集团一刀劈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使得我军得以全力包围迂回蒋军嫡系，而放松桂系。
邓、陈同时报告军委，待部署大定后，他和陈毅也将同刘伯承及二野直属队先后进驻南京。这个日期，总前委定到4月25日，二野定到4月26日。想不到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难以行车。这可急坏了已到南京的宋任穷。因此，陈、邓于26日报告军委并宋。说明他们要27日或28日才能由合肥动身去南京。实际上他们于27日早饭后便乘车离开了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李伏仇已从下关带着发电厂的“京电号”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上了岸，登上包租的一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从中山码头过来，在电灯的照耀下，沿途都可以看到醒目的欢庆解放的彩牌、标语，令人兴奋。陈毅曾吟过一首七绝：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大概这诗的后两句便是这种景象的写照吧。但此时，夜已渐渐深沉，经过一天行车的颠簸，人已劳顿。他们草草地吃了些东西，便被安排在西花园的一个房间里度过这“入城”第一夜。
清晨，他俩终于被东院的嘈杂声吸引了。走过去一看，地上漫着水，走廊里的部分红地毯也被浸泡着。一问，自来水龙头被不会使用的战士扳坏了，水流遍地，好容易才堵住。
陈、邓的脸拉长了，显然有些激动，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的值勤人员留下外，全部搬出总统府。邓、陈也随即迁移到中山北路、福建路的原国民党“行政院”，并赶忙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此刻已到达南京。”
原拟于26日率二野机关前来南京的刘伯承也为风雨所阻，到4月29日才到达南京。
邓小平与二野的刘、张、李会合后，首先要定下部队继续追歼敌人部署。他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所属的第三、四、五兵团，在歼灭了徽州、衢州、上饶等地区的敌人之后，即在该地区开辟群众工作，同时组织轻便有力的部队继续追歼逃窜的敌人。二野三个兵团的主力留驻浙赣路沿线，既向西警戒国民党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以保障三野继续入浙攻占杭州、包围上海的作战行动，也是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刘伯承是中央任命的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他的到来，便要同宋任穷等一起与南京地下党的人员共同研究南京市的接管问题。
京（南京）、沪、杭地区是着名的“金三角”，人民需要接管它，反动派也企图控制它，因此，邓小平自踏进这“金三角”的一角——南京，一些重大问题扑面而来。
随着军队向前进，新区接管干部纷纷南下，其中一部分是从中央派来的。原来邓小平向中央提出要几个“锅盖”的事，大概这便是事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