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会不会引发世界战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46年4月就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要实行妥协。“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同年8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全党、全军和人民极大地增强了打败中国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怎样才能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中共中央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要打赢这样的大仗，要战胜蒋介石的进攻，只有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为此，在农村中，要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依靠贸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党的政治方针。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将抗日时期以分散兵力打游击为主的作战方法改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其中，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依恃他们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各解放区，企图一举消灭人民军队。中共中央一直有着两手的准备，一面力争实现和平，一面也作好随时对付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的准备。当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各解放区人民军队沉着应战，集中优势兵力，力争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中原突围后不久，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队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五万余人。在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也都传来捷报。这些胜利，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在战争的头4个月，即从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153座，人民军队也收复了城市48座，并歼敌29.8万人。10月以后，国民党军队能用于一线作战的攻击兵力逐渐减少，士气日益低沉，军事进攻的势头开始降落。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人民军队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又经过4个月的作战，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共41万人；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军队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一步受挫。由于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灭，占领人民军队弃守的地方又需要分兵守备，国民党军队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全面进攻的能力，它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随之宣告破产。
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步骤使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本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等仍然留在南京、上海，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当局不仅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且把战火不停息地越烧越大，这就使人们越来越看清究竟是谁破坏了和平和民主。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实际上宣布“调处”已经“失败”。9月30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蒋介石，指出：“事实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信中严正宣告：“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门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一再发出的警告，强行侵占张家口。国民党当局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立刻撕毁政协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召集的协议，在侵占张家口的当天下午正式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这样，就使更多人从事实中看到：是国民党不要和平不要民主，共产党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战争的，从而把同情放在共产党一边。
当时，国民党要求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中国共产党当即严词拒绝。中国民主同盟也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拒绝参加。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只有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的一些政客参加）的“国民大会”，于11月中旬在南京正式召开，并且通过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他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随即返回美国。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返回延安；随又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当局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他战场。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刚于2月下旬采取突然行动在莱芜地区全歼南犯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5.6万余人，压下了敌军的气焰，并有利于华东野战军全力向南。3月初，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约45万人，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山东战场发起新的进攻。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5月中旬，终于抓住战机，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人。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25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为两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1/10，处于绝对劣势。他们在延安以南顽强地进行六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然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团占领延安而兴高采烈，但他们很快发现高兴得太早了。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传、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以后改称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以便“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遵照中央方针，不断结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在撤离延安后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2万余人；而后转战西北方向，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期间，即从1947年3月至6月的四个月内，解放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区也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然仍有95座城市被敌占领，但人民军队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总计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112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约190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