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对郑产良本来已有看法的孟祥馨曾跟李金私下里说，小郑这孩子各方面的素质还说得过去，就是在他的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追求名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李金说，农村出来的孩子不比城市，有些世俗习气也属正常。小郑从农村考入城市上大学不容易，名利上的追求强烈了些是好事不是坏事，能激发他自觉地上进。孟祥馨见李金这么说，她没事的时候也想过，似乎觉得自己是有点多虑，好像郑产良的明显表现也不算什么错，按常规讲，他做得也还有几分道理。一个年轻人如果没有任何追求，成天稀稀拉拉的，怎么成？话说说也就过去了。现在听王欣欣这么评价自己的男人，她不得不慎重地去评估郑产良这个人。
孟祥馨好些天来，脑子里总装着这件事情。李金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孟祥馨不想拿这么件事情去干扰他。
孟祥馨自己在深深地思考着解决和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
孟祥馨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能把自己伪装得严丝合缝，什么事情都能做到精细得滴水不漏，可见其城府非同一般。识别事物难，识别事物的真相难，识别事物的本质更难，识别一个人更是难上加难。孟祥馨又逆着想，郑产良的母亲能将其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儿子吗？会吗？孟祥馨不住地问着自己，然后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她不会去那么做的，这么做没有好处。可是，又怎能盲目地加以否定呢？孟祥馨摇摇头，又点点头，对这个问题似乎不好主观臆断地下判断。孟祥馨思索中殷望有个靠不准的前提，那就是但愿郑产良对他家庭的过去完全不知情。孟祥馨又想到郑产良现在的父亲。
作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一点尊严也不保留、没有一点人的血性的话，是会把自己藏在心底深处的东西吐露出来让郑产良知道的，如果那样的话就糟糕透了。但愿他不会把自己的肮脏吐给自己的养子，这样做的话，他还是个起码的人，还有做人的资格。他把自己的秽行会不会原原本本地告诉给郑产良的母亲呢？他母亲知道情况后，会不会把自己后老公的不光彩也告诉给自己的儿子呢？
孟祥馨摆着头，加以否定。孟祥馨还是自言自语地问自己，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郑产良的母亲没有必要增加自己儿子的又一个精神负担。如果假设郑产良对自己家庭的过去完全不知情，他的思想在毫无不好影响的束缚条件下形成，他的过去和现在家庭的不好表象对他的行为影响似乎不应该算大。
那一天，送走王欣欣后，孟祥馨的脑子就开始翻来覆去地缠绕在对郑产良这个人的人性评估中。好些天了，孟祥馨的这种思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孟祥馨分析着自从自己认识郑产良以来郑产良在她面前的所作所为，用合理的逻辑进行着判断，一个想法在她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她理出了对事情的处理头绪：
对，事情暂时先不跟老李讲。我要用组织的名义去函给郑产良现在家乡的党组织，等对方的函调材料回到文市，王欣欣所说事情的真伪准确性就出来了。
由文市市委组织部、市政府人事局联名发往中共山西沁县县委组织部、县政府人事局的商调函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时间，郑产良家庭真实情况的证明材料寄到了文市市政府收发室。老收发员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收到函件后立即奉送到了孟祥馨的办公室。孟祥馨没有立即打开信封，为严肃和慎重，她跟市委组织部长通了电话。
组织部长是位资历不算浅的老干部。1948年，组织部长从西南联大肄业从事革命活动，曾经在中共中央李克农负责的社会部下属的特工处做过特工人员，后来调任解放军某部特工科，任科长。1949年的年初，组织部长随陈谢大军入滇，曾经对云南地方军阀卢汉做过策反工作。60年代初，组织部长由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调任中共文市组织部任部长。组织部长不到五十岁，身体不错，微胖适度、精神奕奕；衣装整洁，微笑得体；弯眉大眼，唇厚白齿。在素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组织部长全身上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威严而不失和蔼、朴素而不失仪态、精明而不失温厚、决断而不失从容、警慎而不失进取、热情而不失持重的风格。组织部长的音容笑貌、包括开各种会议时他在讲话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神态和他抽烟、喝茶的架势和方式；组织部长见了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下属干部，他一边握手一边轻轻地拍着对方肩膀所给人的亲切印象；组织部长遇到市委、市政府机关年龄更小的工作人员时，他那种叫小鬼时的叫法、嘘寒问暖时的关怀风度……都是十足的领导者的派头。
组织部长接孟祥馨的电话时，显然没有觉得出这件事情有什么可以值得奇怪的。在电话里，组织部长平淡地对孟祥馨说，你拿上他的商调材料来我的办公室吧。
在组织部长的办公室里，组织部长和孟祥馨一起打开了函件的信封。厚厚的一沓材料，正、附件俱全。
正件的概要是：“……接您市贵部贵局的商调函后，为慎重起见，我们县、公社两级组织专门人马对郑的家庭出身进行了全面负责的详细调查。据核实，郑产良的生身父亲抗日时期确实是被我民主政府镇压的。我太岳军分区独立团某营在秘密驻防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我方晋城县有个叫平脑的村子时，遭到了日侵略军的伏击，牺牲了四十三名好同志。事件发生突然，其罪魁是该生父，是该生父向日军告密的结果。该生父曾担任过该村的维持会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
随材料还寄来了一封以中共山西沁县县委的名义写来的信。信中说：“……
去年，我们县有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我省临汾的战役中大难不死的老军人回乡探亲，当老军人得知其养父还享受着伤残军人待遇的情况后，气愤不过，到县里民政局揭发出了事情的真相。其养父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可后来当了逃兵。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在仗打得惨烈艰苦时，老军人受重伤不能随部队冲锋，在老军人还清醒时，老军人亲眼所见，其养父有意跌倒，趁没有人注意，偷偷用步枪对准自己的左手腕，用右手扳枪栓自残。老军人见状气愤至极，当场昏迷了过去，在医院抢救了七八天才醒过来。老军人在住院期间曾向人打听过其养父的情况，伤员们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人，可能转业或是遣回乡了。老军人也没想那么多，养好伤后随部队南下东征上海，后就留在上海转地方工作，忙得也想不起来再过问此事。这位老军人的家乡离其养父的村庄有八十多华里。
回乡探亲时，老军人忽然想起了这件事情，打发他的侄儿去打听其养父的下落。
侄儿回来说，此人还活着，现在是他们大队的会计，二级甲等残废退役军人。
老军人的证明材料，现将抄件一并附寄。另外，其养父为‘四不清’大队干部。‘四清’时查出其养父有贪污公款行为，已退赔，大队会计职务已被撤免……”
组织部长和孟祥馨互相交换着看过材料和信件之后，又调出郑产良的个人档案查阅。他俩看过后都大大地吃了一惊：大相径庭。组织部长说，咱俩现在就去跟市委李书记作一下汇报，事情是蛮严重的哟，不能有半点拖拉。都怪在去年提拔他时咱们调查不够，只相信个人档案，是你我的失职，是咱们不负责任哦。孟祥馨说，行，咱们走。
李金此刻正在办公室浏览姚文元刊登在《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气得鼓鼓的，一边看一边嘟囔：“什么狗屁文章，简直是岂有此理！
简直是……”
恰此时，门外响起了组织部长敲门的声音。进门后，组织部长用凡遇大事就要使用的严重口吻说：“李书记，这是郑产良的商调材料，请您过目。”
“噢……”李金长吁一口气，从报纸的内容中拉回思维，他好奇地问：“你说什么？郑产良的材料？两位大员一起来，说明事情蛮严重的喽。”
李金从组织部长手中接过了材料。李金看着看着，两道剑眉锁了起来，满面红光的脸因被激怒变得渐渐苍白起来，表情既无奈也呆滞。因为痛苦和失望在交替地折磨着李金，迫使他从椅子上唰地一下子站了起来。李金像一只无辜被戗害的狮子，在地板上快速地来回走动，沉重的脚步砸得楼板都在晃。
室内的空气凝固了。组织部长和孟祥馨都屏住了呼吸，李金没有发话，他俩也不敢坐在房间里的沙发上，愣愣地站着原地一动不动，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大手掌在他们的头上慢慢向下压，压得他俩身上的全部神经都不听使唤，压得他俩透不上气来……
李金在房间里转着转着，渐渐放慢了脚步，显然是强压着暴怒。李金用失望和惋惜的口吻说：“你们看看，事情出来了吧？他怎么……你们……”
“我们没把……我们没好好把……”组织部长和孟祥馨手足无措，他俩都吞吞吐吐着，支支吾吾着，都在莫衷一是地寻词觅句，却挑不准一句适当的话能够回答李金。
其实，李金的胸膛里像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烧，但在部下面前他不好发作。
李金把强烈的震惊和愤怒强压着，痛苦地说：“一个年轻人，能把自己的家庭背景搞得严丝合缝，搞得能让你俩和我都一百个相信，这不能说人家不是一个高手。
我在回乡探亲的路上曾经想起他像我记忆中的一个什么人，也想着回来后问问他，也向你俩提个醒，没想到工作一忙起来恁没有当成一回事情。我这个人啊，我只顾……我该说什么好呢？唉……”李金摇摇头的同时又摆摆手，“你们俩说说，对这件事情应该作出如何处理？”
“李书记，你也别太生气。事情可能有它的客观原因，郑产良说不好是被他的家庭欺骗了，他从小到大一点不知情也说不定。”组织部长揣测着李金的心思，要给李金台阶下，试探着说。
“好，你说得有道理。咱们先做到心中有数，暂不对他作隐瞒组织处分，但是，对他要控制使用。为了对组织负责，对他本人负责，随后我找恰当的时间，向他挑明了谈谈，先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李金坐在办公的桌台后面，强压着心火说。
王欣欣和郑产良不咸不淡地生活着，相持着，双方之间倒也不横眉立眼，但是，王欣欣一改以前对待郑产良的态度，不再对他那么甜蜜，不再对他那么乖巧，不再对他那么细致入微地去关心。郑产良除尽丈夫的职责外，整天把自己埋在了书堆里和报纸杂志中，抄抄写写不知都在忙些啥。
有一天夜里，王欣欣没好气地问郑产良：“国家的政治大气候拨动了你身上的哪根神经啦？你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似的想冒尖，想要搞什么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