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有、权力、荣誉和独占的爱当中去探求幸福，不但不会得到幸福，而且还一定会失去幸福。
——托尔斯泰
（一）
托尔斯泰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渴望为自己找到一种可以摆脱精神危机的信仰。这种痛苦的求索过程后来在他1882年问世的《忏悔录》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5年之前，我开始遇到一些非常奇特的情形：起初，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我似乎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活着，该做些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已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
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而且来时总是以同样的形态。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表现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生命已经让我厌烦，某些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不能说我想自杀，诱使我摆脱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强大、更充沛，也更带有一般性。这种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罢了。我竭尽全力要抛弃生命，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巧妙的方法来对付自己。
……
慢慢地，托尔斯泰心头的迷雾开始散去。
……我一直以为，有钱、有学问、有闲的小圈子里的人就是人类的全体，我自己就属于这个小圈子，而千百万生活过的、正在生活着的别人却有些像牛马——并不是真正的人……很久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并且发问：“在千百万生活过的、正在生活着的平常人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得到过什么意义呢？”
我本能地感觉到，如果我还要活，还要了解生命的意义，我一定不能在这些已经失去生命意义的、正在盘算自杀的人们中间去寻找，我必须在过去和现在的成百上千人群中去寻找。他们了解生命的意义，他们担负他们自己生活的重担，甚至还担负着我们生活的重担。
托尔斯泰逐渐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信仰、宗教信仰。
我发现了成千百万的人类早就有过，现在也有着一种对生命的意义的知识，那种知识就是他们的信仰。
……然而，信仰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可理喻，但我又不能不承认，只有信仰给人类答复了生命的问题。而使得人们生活下去成为可能，也是因为有信仰。
……信仰是生活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活着，他就是有信仰的。如果他看不到、认不清有限事物的虚幻，他就信仰有限；如果他看到了有限事物的虚幻，他必然要信仰无限了。没有了信仰，他就不能活。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在70年代末，托尔斯泰对宗教问题异常关注。他定期到教堂做礼拜，严格进行斋戒，甚至当医生因为他的健康问题而劝他放弃斋戒时，他都要跑到修道院去征求意见。直到从有名的修道士列奥里德那里获得允许后，才放弃斋戒。
1879年下半年，为了对宗教信仰有更深的了解，托尔斯泰接连走访了俄罗斯的几个着名修道院。6月，他去了基辅，那里有着名的基辅山洞修道院，是俄罗斯的主要圣地之一。
9月，托尔斯泰去了莫斯科，会见了莫斯科宗教界的首领人物阿列克谢大主教和马卡里主教。10月，他又走访了谢尔盖三一大教堂，与教堂主持列昂尼德进行了交谈。12月，他又与图拉的尼坎德尔大主教会面。
然而，这一系列访问和交谈却令托尔斯泰深感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
尽管我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些其他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
……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像我一样，除了能活着便是活着，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不放过，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义。……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只是生活中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途。
由此，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以及东正教教会的信念动摇了。1879年10月，他第一次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从3世纪末以及更早的时期开始，教会就是一连串的谎言、残忍和欺骗。”
在同年的11月和12月间，他还写了《教会与宗教》、《基督教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两篇文章，强调了官方教会与福音教义的南辕北辙。也是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决定整理自己的思想，着手写作《忏悔录》和《教诲神学批判》。
（二）
1880年春，屠格涅夫回到俄国参加纪念普希金诞辰80周年的庆典活动。受主持此次活动的委员会委托，屠格涅夫专程前往波良纳庄园，邀请托尔斯泰一起参加这次文坛盛会和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
与以往几次一样，屠格涅夫受到了托尔斯泰一家的热烈欢迎，但他的使命却未能完成，托尔斯泰断然拒绝了邀请。拒绝的理由，不仅在于托尔斯泰向来对这种充满做作的热心的纪念活动缺乏兴趣，还在于这时他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文学开始有了新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托尔斯泰觉得这件事与他正在进行的生命意义的研究和探索比起来显然不是重要的。
托尔斯泰的此举令屠格涅夫和俄罗斯整个文学家都感到震惊。格里格洛维奇更是干脆扬言：
“托尔斯泰几乎疯了，也许已经完全疯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再次到波良纳庄园去劝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劝阻了他，说托尔斯泰现在只关心宗教问题，对任何谈话都不感兴趣。所以，拜访他可以，但动员他参加典礼，那就想都不要想了。
1881年6月，托尔斯泰第二次前往奥普京修道院，随行的是他的仆人阿尔布佐夫。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托尔斯泰身穿布衣，脚蹬树皮鞋，肩背布行囊，完全一副农民的打扮。这一次，他追求的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在与那些“贫穷、朴实、没有学问但又有信仰”的农民广泛接触中，接近他们的朴素生活，了解他们那些有益的见解，目的是最终与那个纯真的境界即上帝的世界融为一体。
一路上，托尔斯泰饱经辛苦，但对这次出行却毫不后悔。他认为，这是一次对于确立生活观点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旅行。
然而，到达修道院后，接待他们的修士见他们的样子不像有钱人，便没有让他们进较好的食堂，而是把他们送到最破烂的流浪者吃饭的屋子里。吃完饭后，他们到三等客栈去住宿，负责接待住宿的修士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就不给他们房间，而要将他们送到又脏又破的普通客栈去过夜。
第二天，托尔斯泰参观修道院的书店，想看看那里有什么精神食粮供给人民。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向书店的修士要一本福音书送给她的儿子，但书店修士却说，对于他们那样的人，福音书是不合适的，于是就找了一本描写修道院和圣者行迹的书给她。
托尔斯泰实在看不过去，就自己花一个半卢布买了一本福音书送给老妇人。这令书店修士很惊讶，因为一个穿得像贫民的人居然出手如此大方。他马上派人将此事告诉修道院院长，院长派一名修士前来询问。恰好这名修士来自亚斯纳亚·波良纳，因此立刻认出了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只好换了衣服，去见阿姆夫罗西长老。两个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但并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