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必须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努力改善自身，而不能把他的力量浪费在任何别的事情上。
——托尔斯泰
（一）
到1873年时，托尔斯泰的家已经是个大家庭了——他有了6个孩子：4个儿子和2个女儿。长子谢尔盖已经11岁，而小儿子彼得才几个月。
为了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尤其是为了女儿的教育，托尔斯泰觉得他们应该搬到城里去。但一想到城里的生活，托尔斯泰就感到恐惧，因此他请求亚历山德拉帮忙为孩子们找一位具有良好文化修养的家庭教师，还请求侨居在外的妹妹玛莎帮他从瑞士又请来一位家庭教师。
闲暇时间，托尔斯泰很喜欢逗弄孩子们，与他们一起玩耍。在宽敞的客厅中，托尔斯泰还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者弹奏钢琴给家人伴奏。他的二儿子伊利亚说：
“……我看见他躬身在琴键上，脊背由于用力而紧绷着，身旁站着漂亮的、情绪高昂的姨母塔尼娅。她的眉毛向上扬起，眼睛里闪着火一样的光亮。我听着她那清脆的、略带颤音的歌声，又洪亮又温柔。”
然而，这个热闹而愉快的家庭在经过多年的欢乐之后，悲痛接踵而来。1873年11月，死神在托尔斯泰婚后第一次跨入他的家门。11月9日，他最年幼的儿子，仅一岁半的彼得患咽喉症夭折了。小彼得聪明伶俐、健康活泼，是托尔斯泰夫妇最疼爱的一个孩子。彼得的去世，让托尔斯泰夫妇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摆脱丧子之痛。
1874年夏天，曾给托尔斯泰童年时代带来母亲般关怀，并陪同他走完大半个人生的塔基亚娜姑妈也离他而去了。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详细的记述了她去世时的情景：
她死的时候已经不认识任何人，可是我，她总认识。微笑闪耀着，如同一个人按了电钮，那电灯就亮了一样。有时，她还试图蠕动嘴唇轻唤尼古拉（托尔斯泰的父亲——编着注）的名字。这样在死亡中，她整个地、不可分离地把我和她爱了一生的他结合在一起了。
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经常回忆起塔基亚娜姑妈。他说：
“我怎么能不尽情地赞美她呢？怎么能忘却她呢？她去世之后，我的悲痛真的无法形容，因为在她生前我对她的关心不够。”
1874年4月22日，索尼娅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尼古拉。但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活了10个月，便死于水肿病。
1875年11月，索尼娅又早产了一个女儿。可孩子生下仅仅2个小时，便夭折了。
然而死神并未远走。一个半月后，比拉盖亚姑妈也去世了。
托尔斯泰不由自主地在自己家里同死神相周旋。两年之内，他失去了3个孩子和两位姑妈。于是，他越来越容易想到死的问题。他在1876年2月21日给二哥谢尔盖的信中说：
“生活中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一点我不断地感觉到。”
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托尔斯泰对宗教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75年，图拉神学院里一个名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的神父被请来给托尔斯泰的孩子们讲授神学。
开始时，托尔斯泰很少和神父交谈，但这年的冬天，一场暴风雪将神父留在了托尔斯泰的家中，托尔斯泰才开始与他谈天。两人从晚饭后一直谈到第二天拂晓。从这天开始，托尔斯泰便变得深沉了许多。
此后，他常常与瓦西里神父交谈，并开始有规律地到教堂中做礼拜，难得有一个星期日不去。这让整个村子的人都感到奇怪，人们互相询问：
“神父与他说了什么？怎么他会突然跑到教堂来了呢？”
然而，在宗教信仰方面，托尔斯泰还处于一种彷徨徘徊之中。1876年4月6日，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
说来又奇怪又可怕：对于宗教训诫，我统统不相信，而同时我不仅仇视和蔑视没有信仰，还认为没有信仰就绝对无法生活，尤其是不得善终。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些信条，这些信条虽然坚定，但却很不明确，很不令人满意。当理智询问时，这些信条能够圆满回答；而当心灵受苦，要求回答时，就得不到安慰和支持。我带着理智的要求和基督教的现成答案自处时，那处境犹如要两条合在一起、却被手指顶住的胳膊。我希望能够合二为一，但越是努力，情况就越发糟糕。
（二）
在托尔斯泰的精神处于惶惑不安的时候，音乐对他的诱惑增加了。1876年12月，托尔斯泰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结识了着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从青年时代就很崇拜托尔斯泰，认为他具有超人的才能，将托尔斯泰视为“半人半神”的偶像。
应柴科夫斯基的要求，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专门为托尔斯泰举办了一次音乐会。音乐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对音乐的感觉也不是一般的欣赏，而是从心灵上去感应。因此，有时音乐可以冲破他潜在的思想和感情的闸口，给他的整个身心带来震撼，让他难以自持。
在结束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后，托尔斯泰便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上。1877年4月14日，他在给费特的信中说：
您对我首次谈到神——上帝，而我早就已经在不断地探索这个首要问题了。人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吗？千万不能这么说。人不仅能，而且必须考虑它！不论在什么时代，最好的，真实的人都考虑它。如果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出一条路子来。
同时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托尔斯泰还称宗教“成为我心目中的救星，已经有两年之久”。此时的托尔斯泰渐渐感到，通往上帝之路就是拯救生命之路，因此他决心探索这条路。
1877年7月底，托尔斯泰在斯特拉霍夫的陪同下，第一次拜访了距离波良纳135里的奥普京修道院。在这里，托尔斯泰与修道院的主持阿姆夫罗西长老进行了多次长谈。
从修道院回来后，托尔斯泰开始阅读各种不同倾向的哲学与宗教着作，希望能从中找到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上帝的实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答案。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无论做什么，即使是打猎，也是在猎取思想，整天萦绕在他脑海的都是生与死的真谛、宗教和哲学的矛盾与冲突等等。不久之后，托尔斯泰就写出了《基督教教义问答》和《宗教的定义》两篇文章。
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反省和对人生真谛的探求，使托尔斯泰认识到，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是不符合真正的，或者说是“最纯洁的”基督教教义的。例如他认为，人在世界上是不应该有任何敌人的。在这种心态的趋势下，1878年4月6日，他主动写信给屠格涅夫，向他伸出了和解之手。信中说：
近来在回顾我与您之间的关系时，我又惊奇又高兴。我感到，我现在对您已经毫无敌意。愿上帝保佑，希望您也同我一样有如此感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伸出彼此的手来，并请您彻底原谅我从前对不起您的一切地方。
对我来说，只记得您的好处是很自然的，因为您对我的好处曾经是那么多得不可胜数。我记得，我的文学荣誉承情于您；我也记得，您是多么喜欢我的创作和我本人。也许，您也可以找到关于我的同样良好的回忆，因为我也曾经真诚地热爱过您。
我现在真诚地（如果您能原谅我的话）向您献出我所能献出的全部友谊。在我们这种年纪，唯一的幸福是能够与人们和睦相处。如果我们之间能建立起这种关系，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一个月后，屠格涅夫收到了托尔斯泰的这封信。在读信时，屠格涅夫感动得老泪横流，当天就给托尔斯泰写了回信，称托尔斯泰的信让他“非常高兴，非常感动”，同时也“非常愿意恢复我们过去的友谊”。同时，屠格涅夫还表示，他准备到奥尔洛夫省，到时他会与托尔斯泰见面。
8月初，托尔斯泰一家从萨马拉回来，屠格涅夫的信也到了，并称他将在8月7日到达图拉省。
这一天，托尔斯泰亲自驾着马车到图拉车站，欢欣愉快地迎接了屠格涅夫。从争吵发生后，两人已经有17年未见了。如今，俄罗斯两位杰出作家的手终于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波良纳庄园，屠格涅夫受到了托尔斯泰一家热情的款待，过得十分愉快。他与托尔斯泰一起谈论宗教和哲学，与托尔斯泰的长子谢尔盖下棋，听塔尼娅歌唱，与几个孩子做游戏。他那乐观的性格、富有朝气的举止和出色的谈吐，赢得了托尔斯泰一家人的好感。
此后，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两人的交往恢复了正常，书信往来也多了起来。
（三）
1877年4月，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再度爆发。8月，俄军在战场上失利。这件事牵动了托尔斯泰的心，他觉得，在距离克里米亚战争20年后，俄国不是变得强大了，而是更加积弱无能了。
为了对这一历史现象做出解释，托尔斯泰对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进行了研究，由此又重新想起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一种创作的激情令托尔斯泰在1878年年初再次提笔构思起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来。
他广泛收集资料，甚至不只一次地前往莫斯科，走访幸存的十二月党人斯维斯图诺夫和穆拉维约夫和其他人及其亲属，并且仔细参观了关押过十二月党人的彼得罗巴浦洛夫要塞。
所见所闻，激起了托尔斯泰内心一阵阵的感情波澜。到11月份，所有的构思、形象和时间都已酝酿成熟，然而在动笔时，托尔斯泰却仍感到有些史料尚不清楚。为了能获得更加详尽的资料，托尔斯泰到彼得堡第三厅保存有十二月党人秘密档案和肖像的地方求助，但第三厅的档案只有沙皇特许才能查阅。托尔斯泰想尽办法，最终也未能如愿。无奈，他的这个创作计划只好被搁置起来。
诚然，托尔斯泰放弃了这部构思宏大的长篇史诗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考虑到《安娜·卡列尼娜》即将结束时，他那么强烈地关注宗教和哲学领域里的问题，可见这部作品被搁置的更主要原因应该在于托尔斯泰精神上的风暴已经逼近了。
在那期间，托尔斯泰多次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非常希望有空暇的时间去从事比教育和创作更重要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力量和时间去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了，目前对他来说最迫切的是要完成“个人方面的计划，内心方面的，那就是：拯救灵魂”。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越来越不满，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他深思熟虑后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级（他自己就属于这个阶级）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不能拯救他所热爱的祖国的命运，也不能建立一个使人人幸福的合理社会。他看到那些与老百姓毫无共同之处的满脑肥肠、高高在上的沙皇官吏和官僚，以及大臣和教堂执事，他们不但不能、也不想改变现状。
他看到人民群众因饥饿和贫困濒于死亡，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看到了两个世界——剥削者的世界和被剥削者的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他明白了：他的各个阶级团结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永远都不可能一致，而且农民本身也从来不相信地主能令他们摆脱困苦和贫穷。
托尔斯泰清楚地看到：政府、地主、商人和神甫们都在欺骗人民。这让他陷入一种心烦意乱和绝望之中，甚至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列文一样，想过要自杀。
到底该怎样活下去？以后应该怎么办？在哪里能找到精神的支柱？
托尔斯泰再一次将自己的视线转向了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