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１９８１年我写一篇有关共运史党纲中出版自由条文的资料性文章，其中谈到俄共（布）八大党纲有关出版自由的部分。我只看到列宁的一份较完整的党纲草案，和正式通过的文字对照了一下，没有再去查看其他材料，就草率地作了自己的判断。这篇文章在前几天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后，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详细地占有材料，原来正式通过的那段文字也是列宁起草的。这个新发现的材料对我的判断多少是个冲击，心里有点不情愿，但已经形成了的工作习惯还是促使我写了一个二百字的补正，因为无论如何，首先要服从史实。
我国新闻理论界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研究，真正讲起来，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特别注意把这项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了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并且消化材料，不能粗制滥造。抱着这个想法，我管了不少闲事。比如，有一次我看到安徽某市师院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来稿，这是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一生报刊活动的文章。作者看来对马克思从事报刊活动的基本情况尚不熟悉，所引材料几乎全是一本文学性的马克思传记，这样，文章的基本史实也成了问题。我对这种肤浅的工作作风很恼火，一口气写了五六千字的回信，逐条指出问题，最后希望作者吸取教训，注意两条，第一，要下功夫读一点马克思的原着和几本马克思的历史性传记；第二，对每一件史实，传记中讲的要和原着进行对照，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没有涉及的史实，除了亲友和战友的回忆外，必须有两种以上的材料证明方才选用。那本文学性的马克思传记，出版者和图书馆书目卡，都没有对书的性质作说明。为防止其他人再上这种当，我给出版社、《图书馆杂志》去了信。最近，《图书馆杂志》发表了我的来信。
当然，情况不同，处理的方法也要不同，某学院一位研究生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马克思谈舆论的论文，作者对马克思显然是下功夫研究了一番，但其中有几处对原着理解得不准确。
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志式地探讨问题，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把对革命导师新闻思想的研究变成了语录新闻学，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把语录套在流行观点的框子里，等等，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大家知道，这种语录新闻学的代表作就是１９６８年陈伯达、姚文元参加起草的那篇大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中出版的各种马恩列斯论新闻的语录本，也是按流行观点进行分门别类，现在看起来都有些可笑，但我们毕竟有过这么一个幼稚的阶段。我觉得，要破除语录新闻学的传统习惯，最好从提倡严谨治学，详细地占有材料开始。
当然，问题的难度有时是在学术和政治相接的地方。１９８０年，一家权威性的理论刊物发表了一篇批判绝对的出版自由的文章。其中讲到，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反对绝对的出版自由的。
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出版《资本论》吗？是的，他们出版马克思着作是为了批判它，每出版一本就会有几十、上百本书反对它，等等。从学术角度讲，这样不严肃地谈论问题是不应该的，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１９６６年红卫兵的论调很相似。另外，可能这还表达了一种心理，就是这多年来，在我们为人民的自由浴血奋战之后，不知为什么一见到自由之类的词就惧之如虎，一定要全国共讨之。我看到这篇文章后，确实犹豫了一些时候。
我要是写个批评文章，肯定不会用，弄不好还会有倒霉的事找上门来，不写，理论良心过不去，既然我是研究马克思的，问题涉及这里，就要讲话，后来我还是下决心给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用历史事实告诉编者，恩格斯、列宁都正面使用过了“绝对的出版自由”这一概念，并且把它写入党的纲领中；马克思的着作在全世界西文书籍中，印数仅次于《圣经》和列宁着作，居第三位，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出版社出版《资本论》，都不是为了批判它。至于如何理解导师们的话，那是另一回事，但写文章不能无视历史事实，等等。自然，这样的信不会有回音的。但我起码做了一位看信编辑的工作，这也是件好事，他没有就此找我的麻烦，我就谢天谢地了。
总之，改变社会上某些治学不严肃、不严谨的风气，需要时间。如果每个人都来促进这种改变，哪怕每个人的力量微小，也是有意义的。马克思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科学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永远提倡。
三、要开诚布公，展开正常的学术争论
在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由于“文革”大批判的遗风，往往使正常的学术争论变得很不正常。通过一次学术争论，我意识到，自己尽管特别讨厌大批判遗风，但仍免不了染上这种毛病。
１９８２年，一本论文集发表的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把我的某一研究课题和国外的某一思潮联系起来进行批评。我一时很生气，立即写了一篇八千字的反驳文章，其中有一两处用词是不够礼貌的。这种争论的方式，不正是在用“文革”的方法来反对“文革”的方法吗？
这以后，我开始注意在学术争论中防止个人意气用事，要求自己从发展事业角度着眼，出于公心地与别人进行学术争论。
根据不同的情况，我采取了几种方式处理学术上的不同意见。
在一次学术会上，一位同志提交了一篇长篇论文，主要内容是对我的一篇论文进行驳论。我觉得他注意的论据本身不成立，但问题涉及的太专门化了，使采取“私了”的办法。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用各种材料说明他的论据成问题，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有不同意见而影响我们之间的正常关系。作者以同样的态度回了信，表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同意不做公开争论。现在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去年，我在一家刊物上看到一篇文章，对其中一个观点有不同意见，感到有必要争鸣一下。但是，作者是赞同我的一般观点的，这样在刊物上批评他会不会影响关系？我犹豫了一些时间，觉得还是应该写这个文章。文章写了，同时也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作了解释。没想到对方并不像我那样狭隘，欢迎争鸣。文章发表了，我和作者从此建立了学术交流方面的通信联系。
在对一场讨论做评论的时候，我感到要特别慎重，因为总要多少倾向一方，批评一方，这就要求尽量持一种比较公正的态度，使争论双方都易于接受。今年一家刊物上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告一段落，我写的带有小结性的文章就是这么处理的。
其中一方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话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原意。为了说明他的误解，我准备了较长时间，尽可能多地查找了马克思的有关方面的论述。在写文章时，用较为平和的、层层递进的方式指出他的误解，同时又肯定了他对另一方指出的一处错误。文中避免指责一方，一概用双方如何如何来表述。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哪一方有意见。如果一定要激烈地批评一方，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应该提倡指名道姓地开展学术争论，但要养成这个习惯，还需要时间。
对待外国人的学术着作，也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进行讨论。
有一家报纸通讯发表了一篇介绍《路透其人和路透社》一书的文章，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的仓田保雄。文章比较强调路透社如何靠公正、客观，发展为世界性通讯社，对书是全面肯定的。我认为，马克思作为路透的同时代人，他的意见亦应重视，就写了一篇不是和作者正面争论的文章《马克思论路透其人和路透社》，文中肯定了仓田的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用马克思的揭露说明，书中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总的态度是摆事实。通讯的编辑发表时加了一个客气的按语。同时，我又托日本新闻学术代表团转给仓田先生一封信，用更为客气，但观点不让步的形式对他的书表达了我的意见。
《报刊的四种理论》是“文革”后第一本在我国流行的西方新闻学着作。由于书出版于５０年代的冷战时期，不能不带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１９８２年５月，作者之一韦·施拉姆访华，我参加了座谈会，由于人很多，只问了一个问题，无法和他讨论，于是就把意见写成一篇文章。在批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方面，是直截了当的，但最后回到学术问题上，仍充分肯定了这本书在新闻学研究历史上的意义和他本人对传播学的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刊物上，遗憾的是，我最后的几句肯定的话被删去了，这样，在评论这本书方面，我变成了一个革命大批判家，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总之，在学术争论中，我们只有事业中的不同意见，不能有私敌。我自己的教训和经验说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领域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我们热衷于给对方扣上什么政治帽子，并且来个墙倒众人推，那就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次文化小革命，这种偏差的教训应该记取。如果大家都赞同在这个领域里清理一下“文革”遗风，那么形成一个正常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大有希望的。
这里我借这个机会向新闻界的同事们呼吁一下，大家都来关心新闻理论的研究和学习。我有一个体会，在没有较系统地学习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等文科基础之前和之后，写文章，不论是新闻稿件还是理论文章，感觉大不一样。很难讲学过的基础理论知识有哪一点用上了，哪一点没有用上，但学过之后工作起来，底气就足，工作就自由一些。学过一些新闻基础理论后，再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和没有学习以前的研究感觉也不一样。前不久，一位同志还给我一篇我在１９７８年中旬写的论文，我看了一遍旧作，感触很深。当初自以为花了很大气力，写得不错的两万字的东西，还作为报考研究生的参考材料交上去过，现在看起来，幼稚极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当时还没有新闻基础理论的系统学习。我的体会是，学习新闻理论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它的作用是无形的。如果大家都在这个方面努力，过几年比较一下前后的工作成绩，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那时，就将是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的工作了，这对我们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文革”中所谓“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我们不讲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仍有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为立竿见影，这是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里我想介绍恩格斯的两段话，他说：“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的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我国处于重大体制改革的时刻，我想，强调一下理论对实际工作和民族强盛的关系，对新闻界的改革一定会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