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的磨难
1921年农历大年三十的早上，邓旭初出生在广州静慧街杨家巷一间贫民居住的古屋里。这个家，是个复杂的大家庭：一个父亲，两个母亲；先合后分，分而复合。生母是妾，他是“庶出”。
大母黄氏是个“恶婆”，却掌握着全家主要的财权，父亲见她只好礼让三分。生母唐氏，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尊夫如天，事大母也曲尽妾礼。但是，大母却视他们母子似仇人。邓旭初的同母兄弟姐妹一共6人——4男2女，随生母生活，从小吃足了苦头……
邓家是旧社会典型的封建式大家庭。邓父名文业，从小学雕花板手艺，技术相当高超。广东中产以上家庭，筑屋造房总要在梁柱、门窗、板壁等处，雕刻各种图案。从事这一手艺的，大多代代相传。文业公以上，是否有家传，现无从考证，不知文业公这门手艺学自何处。不过，这位手工艺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重视知识，重视读书。自己虽然从小学艺，却爱好读书，学识相当丰富，还懂点医道。
广东是华侨之乡。邓氏原籍开平县护龙乡，也是个侨乡，旅居美国谋生的不少。
文业公青年时期，先娶黄氏，生男女各一。
不久，便远渡重洋，到美国底特律打工。
美国人没有在住宅雕花的习惯，他的手艺只好搁起，改到一家中药店任职。幸亏他学识丰富，懂点医道，还写得一手好字，所以担任了开方、撮药、提供医药咨询3种工作，受到店主信任。他省吃俭用，有点积蓄，就寄回家，由黄氏经手，添置些田产房产——这也是邓家财权旁落的根子所在。文业公是一个很有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旅美多年，亲见、亲闻、亲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种种现状，深感不平。在自以为略有些资本之后，便毅然回国，定居广州。岂知原来想集资自办实业的梦想很快落空；身为“金山客”（广东人对旅居美国华人的尊称），又不甘心重操旧业，不上不下，只好失业。
文业公回来不久，便蒙受重大打击，已经结婚的长子和女儿不幸早亡。
眼看将无男继后，心中无限惆怅。中国人从来讲究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仅士大夫视为圭臬，一般老百姓也当作天经地义。眼看黄氏再育无望，为免邓家绝后，斟酌再三，决定娶妾。经过七个弯八个转，邓旭初的生母唐氏，便成邓家之妾。
唐氏举止端庄大方，待人和蔼可亲，相貌清婉娴静。其父原是清朝驻越南军队的一个小军官。回国后不幸早逝，撇下妻女两人，无依无靠。唐氏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知道生处逆境，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如果自己不做出牺牲，母女便会沦落。恰逢有人为邓文业说媒，讲明为妾，目的生子。邓家当时还算小康，文业公虽已壮年，人品不错，待人诚恳，唐氏母女也就允了这门亲事。
唐氏初入邓门，大妇黄氏知道邓氏子息事关自身利益，所以开始尚能相安无事。岂料进门不久，黄氏竟先产一男儿。这下形势突变，黄氏后顾无忧，便生逐妾之心。自此，轻者朝夕絮聒，重者打骂随时。文业公处于两妇之间，明知唐氏受屈，却也无力庇护。唐氏母女不堪凌辱，1919年搬到广州杨家巷自立门户。
从此，文业公往来两宅，尽管一周来杨家巷两三次，每次不过住一天半日，即匆匆而去，对唐氏母女也还有点照顾。然而唐氏竟接连怀孕，到抗战前夕，已有四男二女。在此10年间，唐氏母女主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唐氏刺得一手好绣，便以卖刺绣戏装为主要生活来源。刺绣收入微薄，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她总是夜以继日，不停工作。即使在生邓旭初的弟弟的前一分钟，还在刺绣，可见其辛勤如何！唐母也亲自动手制作纸盒，略赚些钱以助女儿。论理，这一家自食其力，对黄氏这个“大房”，毫无负担，毫无威胁。
可是黄氏嫉妒成性，妒心一起，便会不问情由，赶到杨家巷寻衅，见物就砸，见人就打。唐氏只是忍气吞声，不加反抗。倒是几个子女见状不服，有时反抗。时隔六七十年，邓旭初至今还记得这位大母撒泼的情形：有一次，竟拿了开水，往姐姐身上浇，幸亏逃得快，没有烫伤。又有一次，年仅五六岁的邓旭初目睹黄氏打自己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便在黄氏背后捅了两拳。黄氏大怒，转身追打，唐氏在后面呼喊“不要打我儿子！不要打我儿子！”因为唐氏贤惠，常被黄氏打得鼻青脸肿，子女们个个恨恨不已，皆称之为“恶婆”。但是，只要这个“恶婆”不来，一家人各尽所能，收入纵然仅够糊口，天伦之乐却依然存在。
1925年前后，黄氏返乡掌管田产，文业公才与唐氏长居。不久，全家从杨家巷搬迁到花塔街一间古屋。从此，唐氏停止刺绣戏装，帮一家叫周中亚织造厂的厂家，印刷汗衫商标号码。全家都参加这一劳动，收入不多，却相对稳定。家庭开支，除了偶然动用部分文业公积蓄，所得尚有少许可以存在周中亚厂内。这样一直持续到1937年。其后，积蓄眼看将尽，所存工资也所剩无多。一家生活，愈来愈艰难，9口之家连个温饱也难维持，只好将唐母送进养老院。大姐邓芝梅刚读师范初三，也只好辍学，到荫南小学当了教师，贴补家用。
既然家庭贫穷如此，为什么尚能送子女上学？邓旭初说：“我父亲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重视知识，重视子女上学。他曾经说过，‘即使家里穷得只有一笔管筒米，也要让子女上学读书。’所以家庭即使真正穷得只有‘一笔管筒米’，他也坚持让子女上学，大房、二房一律平等。当然，‘一笔管筒米’，终究难以让子女坚持学业，所以姐姐芝梅未读完师范初三，便只好辍学了。
进入30年代中期，周中亚织造厂印刷商标号码的整批生活，已经没有了，只剩些钩夹骨、打钮门、钉钮扣之类零碎活，自然工资愈来愈少；大姐教书收入，还不到20元，加在一起，也难养活全家。只好继续提取放在厂里的工资积累部分，以作弥补。唐氏有时还做些炒米饼，不顾面子，在门前摆摊，售与路人。
生活困难到如此程度，这位贤妻良母，依然敬夫如天，尽可能做些好菜供养丈夫。邓家子女，在这位好妈妈的熏陶下，个个从小参加劳动，抢干家务，为母分忧。邓旭初是长子，他一面上学，一面劳动，一面还帮助做家务：
不仅干扫地抹桌之类粗活，居然还能做菜。直到今天，他还能烧出可口的蚝油牛肉之类，广东味十足。这就是青年时期为了伺候父亲而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正在全家苦苦支撑之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年方17岁的邓旭初立下奔赴延安、追随共产党抗日的志愿。贤德的母亲不但没有阻止，还取出存于周中亚织造厂的最后一部分工资，交与儿子做路费。文业公此时已经病重，也勉励儿子好好抗日。临别，唐氏还将文业公给她的惟一珍贵物品——一只金手表，交与儿子，以备不虞之需。自己则带着留下的五个子女，护送病中的丈夫，两手空空，逃难回到开平县护龙乡。途中已经沦为乞丐了！
1939年，文业公病逝，一家6口，生活无着，几次向大妇黄氏要求分地耕耘，均遭拒绝。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邓”字。文业公虽已病逝，唐氏及其子女作为遗属，要求分其财产，黄氏也难一毛不拔。最后，从“甩包袱”这个目的出发，总算“借”了半亩田（当地称为一斗八升）给他们耕种。这区区半亩，岂能养活6口之家。唐氏生性善良，也不想与黄氏争产，始终咬紧牙关忍受。大姐芝梅又设法找到—个乡村教师的职位。大弟弟帮人家打工。两个小弟弟，只得被送进难童院。唐氏则带了最小一个女儿，亲自耕种这半亩薄田，还到附近三圭山上，开了一片荒地，种上红薯。作为母亲，在送两个儿子进难童院的时候，也像当年送老母进养老院一样，心似刀割。然而，这两个孩子在难童院中，受不了折磨，居然一前一后逃回家中，以贩卖甘蔗、咸菜之类，挣几个钱，吃一碗薄粥汤。生活实在艰难。唐氏曾经想把最小的女儿送人，以免挨饿。可是两个哥哥却苦苦哀求把小妹留下。结果，全家抱头痛哭……从1939年到1949年这10年漫漫长夜，唐氏和子女生活虽然苦不堪言，一家骨肉却免于离散。
邓旭初至今记忆犹新：“最难能可贵的，是我母亲的宽阔胸襟：我大妈待她如此刻薄、狠毒，她却始终不记恨在心。回乡几年以后，黄氏患病，我母亲居然肯亲自服侍，细心周到，殷勤热情，比亲姐妹还亲。亲戚邻里，无不称赞。就是我大妈本人，也深受感动，最后讲了一句良心话：‘你比我亲妹妹还好，过去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邓母唐氏晚年和邓旭初一家安度，直至1958年逝世。
2.追求光明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国共合作开展的大革命给穷苦老百姓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对邓旭初的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回忆说：
“我怎么会走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呢？其实，与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是时代的必然。这个必然，包括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阶级压迫，一个是民族压迫。我们在大家庭内部受大房的欺凌，从小就印在心坎里，跟着妈妈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处处感到压抑、不平以至愤慨。在这多重压迫下，本来就有渴求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抗日战争一发生，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沉重的民族压迫，压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愤恨满胸膛，只要有人启发、引导，便会走上反抗的道路。”
邓旭初为什么不跟国民党走，要跟共产党走？当时有许多知识青年投笔从戎，从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最吸引人的一条路，就是投考黄埔军校（此时已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这个名字，当时是很响亮的，尤其在广东影响更大。不要说国民党身居正统，有“黄埔身份”，马上成为“天子门生”（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前途自然坦荡，而且待遇不知要比“走延安”
好多少倍——“走延安”，连路费也得自备。迢迢数千里，交通阻隔，行旅艰险，到得了，到不了，固未可知；即使到了，住窑洞，吃粗粮；然后，打游击，走四方，面对的是最残忍的敌人，随时可能牺牲。这两种前途、两种选择，对于抗日青年及其家长来说，何去何从，答案仿佛简单。但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甘冒生命危险，不计个人前程奔赴延安投共抗日者，数以万计。邓旭初就是其中之一。
同任何革命者一样，在投身革命之前，必有一个启蒙时期。邓旭初接受共产党启蒙较早，因为他占有一个地理优势——生于广州，长于广州。广州，正是我党最早的革命发祥地之一。还在1927年11月，邓旭初未满七岁，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时间虽短，却在邓旭初心目中种下了革命的火种。邓家所在地，是贫民区，也正是起义队伍重点宣传区之一。邓旭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起义后的一天中午时分，有两位同志来到邓家。他们身穿便衣，身挂红带，肩背步枪，态度和蔼，宣传革命道理，话儿不多，却深入人心，连他这个孩子也听得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队伍。我们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以后，欠租的不要交租，欠债的不要还债……”那年代，邓家过的已是城市贫民的生活，对于这种宣传自然听得进去。
邓家在花塔街的住宅，后门通向一片堆满瓦砾的野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这块野地也就成了敌人屠杀革命志士的刑场。碰到反动政府杀人，邓旭初往往透过阁楼上的一扇小窗，远远眺望。有时候还能够听到志士们临刑前呼喊的口号声。这种壮烈场面，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不但起不了震慑作用，而且容易引起人们对烈士们的同情，连小孩也不例外。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志士惨遭屠杀，多数市民都感到惋惜，背后纷纷议论：这些共产党都是好人，是为我们穷人拼命的，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
这些想法，也恰恰是邓家一家人的想法。后来，邓母在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就曾经多次发过牢骚：“共产党当家，就好了，我们穷人就不用吃苦了！”对于少年邓旭初来说，母亲是自己最崇拜、最信任、最敬爱的人，她的话，一字一句都会刻进他的心坎，永不忘记。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反动派永远无法理解的客观规律。劳苦大众饱受压迫、剥削、欺凌，渴望翻身解放。反动派能用枪杆子残酷镇压革命者，而革命者的血却会在劳苦大众的心底深处，埋下革命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少年邓旭初幼小的心里就播下了广州起义革命志士鲜血培育的种子，到抗日战争——正好10年，它开花、结果了。
邓旭初7岁（1927年）上学，进的是花塔街市立小学。尽管年幼，却知道家计艰难，母亲供养自己读书极不容易，因而学习非常自觉、刻苦，成绩年年优秀。这时期，正是十年内战的前半段。“四·一二”大屠杀、广州起义，已经为他启蒙，开始对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接着，国共两党又在“围剿”与反“围剿”中拼死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人打进了东三省，侵吞了热河，全国人民开始奋起抗日。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红军围剿不止。
1933年，邓旭初13岁时，升入国民大学附中，成了一个初中学生，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他耳闻目睹广东人民生活在反动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与广大人民的苦难恰成反照，反动军阀及其大大小小走狗们，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其腐化堕落的程度，远较历代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革命尚处低潮，老百姓不敢言而敢怒。愤怒至极，自然众怨沸腾。
“瓶口扎得住，人口扎不住。”即便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小统治者的种种劣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的“窃窃私语”，广泛流传于民间。邓旭初尽管还是个少年，穷人的孩子政治嗅觉相当敏感，什么地方闹饥荒，穷人只能吃草根树皮以至观音土啦；当官的敲诈勒索，剥削穷人，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啦；某某县长、某某区长，都是饭桶，乌纱帽全靠钱买来，所以更加贪得无厌啦；某某穷人的老婆，被一个当官的王八蛋看中，强行抢去，打官司没赢，只落得倾家荡产啦；某某大学生，因为毕业后长期找不到职业，只好逼得自杀啦，等等，常在他和穷苦学生中传来传去。尤其是“毕业即失业”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更使他们忧心忡忡，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邓旭初就是这类贫苦学生的典型人物。应该说，初中三年，是他从朦胧觉悟，逐步进入爱国热情高涨、具有初步分辨政治是非能力的一个转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