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丽水动身时才认识的。他也要到上海，所以结伴同行。”
“你同余森文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广东同乡，是他把我带到浙江来的。”
问不下去了。其中一个中年人，拿了邓的通行证，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突然问道：“这张通行证是假的吧？为什么关防只盖在照片角上一点？”
“我是军法处的录事，是懂法律的，决不会做违法的事情，更不会参加奸党活动的。”
“你能保证吗？”
“当然能！”
“那你就写下来吧。”
写完，无话再说。这两个特务，就把通行证、余森文名片还给了邓旭初，放他走路。谁知刚走出小楼，就看见张新豪被一个小兵押着走过来。擦肩而过时，张说了一句：“你快回去，请余森文来保我一下。”
见张新豪被押进小楼，邓旭初匆匆回到旅馆，拿了行李，照来路奔向丽水，再乘船到兰溪。登上码头，见旁边停着许多民船，正想朝前走去，忽听有人呼唤：“小邓！”应声望去，正见傅逸夫从一艘班船的舱中，伸出头来招呼。
邓连忙过去，傅说：“叔父也在船上，我们正准备去上海，你上来吧！”
听了，邓旭初为难了！一来，张新豪吉凶未卜；二来，身边已无路费。向傅逸夫叔父借钱，实在开不出口。在这个紧要关头，还想别人，想着“开不出口”，说明邓旭初心肠实在大好。同时也说明他的“少不更事”，如果在义乌傅家多呆几天，再同傅氏叔侄一起上路，既有掩护，又不愁吃用，很快就可到达上海，何致今天如此狼狈！
此刻，只得硬硬头皮，别过傅逸夫，再次赶回金华朝鲜义勇队找党，真正是一波三折啊！
7.在松阳第二保育院
在金华朝鲜义勇队，干仲儒介绍一个女同志秦秋谷同邓旭初相识。因为性急图快，与张新豪瞎闯天目山一场，又把在景宁储蓄下来的3个月工资花完。要走，又没有了路费，又必须再找工作掩护。恰巧秦秋谷从丽水来金华，探望干仲儒，干就介绍邓与秦认识，托秦秋谷为邓旭初找个职业。秦秋谷听了邓的情况，非常同情，马上写了封介绍信，要邓到松阳赤岸第二保育院去找戚铮音，第二天，邓就赶往松阳第二保育院，时间已经是7月底8月初了。
戚铮音是个进步青年。这个保育院，专门收容孤儿难童，编为6个年级，相当于一所完全小学，经费由浙江省政府拨发。说它是个“红色孤岛”，一点不错。在戚铮音的影响下，教员们上课，除了讲抗日，讲爱国，就是教小朋友唱革命和抗日歌曲。还领着他们参加些劳动。邓旭初一到，戚铮音先安排他当庶务（相当于现在的总务或后勤）。干了一个月，就要他担任高年级的语文教员。在讲课本之外，他还向孩子们灌输革命知识，讲什么是地主、农民、资本家、工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
也巧！一天，邓旭初竟然在储藏室里偶然翻到一只箱子，连锁都未上。
打开一看，吓了一跳。里面竟然都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一张几个着军装的人的合影。一辨认，其中有一个人认得——新四军军部电台的负责同志曹维廉。过去在新四军军部的时候，邓与曹常常见面。戚铮音也是照片中的一个。这张照片还是在延安拍的。这一突然发现，使邓旭初格外兴奋。这个保育院里，一定有我们自己的同志！戚铮音的政治面貌也更加清楚了。他也来自延安。还有两位会计——陈子刚和俞子澄，想来也应该是地下党员。有了这个偶然发现，邓旭初高兴极了。从此，他同这些人往来密切。每天晚上，邓和陈总要到赤岸街上逛逛，有时候还到小酒店里，喝点绍兴老酒。有一次，邓旭初又问起找党的事情，陈子刚的回答也是五个字“现在找不到！”
保育院工作清闲，看书的时间很多。邓旭初生性好学，抓紧时间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几个月里学的。秦秋谷是《浙江妇女》杂志的负责人，曾寄给邓一份征稿单，要他为这个刊物写稿。邓就写了一篇提倡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文章，寄给秦秋谷修改后，在《浙江妇女》发表了。秦秋谷在解放后曾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后来调浙江日报担任办公室主任，直到离休。
第二保育院的地下党组织很活跃，利用各种机会，向孩子们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为了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他们也常常巧妙地利用蒋介石过去讲过的话，来揭露“今天蒋委员长”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还有一个很有效的宣传手段，就是演出抗日话剧。革命话剧是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甚至上海租界最受爱国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欢迎的文艺形式。它鼓动性特强，台上台下，感情极易交流。常常演到中间，台上台下口号声喊成一片，所以也最使敌人头痛。第二保育院多次演出抗日话剧，都受到广大师生和周围群众的喝彩。邓旭初是广东人，凭他那口广东官话可当不了演员。可是有一次，人手不够，他也硬着头皮，上台演了个汉奸。居然蛮像样子，被台下小朋友骂了一鼻子灰。这说明，他还真有点演戏才能哩。
9月下旬，秦秋谷在丽水与羊城彦结婚。她的母亲在第二保育院当保育员。邓旭初就陪同她一起到丽水参加婚礼。
新郎新娘特请余森文做主婚人。婚宴摆了七八桌，非常热闹，有“专员大人”兼保安司令做主婚人，哪个敢来捣乱！
参加婚礼以后，邓与秦母依旧回到松阳第二保育院。不久，邓接到干仲儒自金华来信：将有一位“老友”来松阳探望。接信，邓喜出望外——“老友”
者，是他与干仲儒约定的暗号，组织上来人了！可以接上关系了，8个月来，朝思暮想，横折腾竖折腾，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岂知，一等就是个把月，却杳无音讯。而干仲儒呢？这封信一发出，就回部队了，再要联系，又不可能。
一下子，又回到了“彷徨”，邓旭初好不难过。再问秦秋谷：“能否找到党？”回答仍旧是：“目前找不到。”
一想到找党这件事，邓旭初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片刻也不得安宁；在松阳呆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只有自筹路费，自往苏北。路费这一着，他倒早有准备。一到松阳，就去信给美国一位堂兄，叫邓畴隆的，请他汇50元美金来。10月份，汇票到了，路费有了，请陈子刚兑成法币。秦秋谷母亲还特地为他做了一件灰色棉袍，外面再罩上那件羊城彦送的黑呢大衣。这个打扮，在当时相当时髦，像个商人了。即使行李很少，也可以充得过去了。仍旧是这8个字——“归心似箭，心急如焚”。到11月份，邓旭初又踏上征途，奔向苏北。
8.终于回“家”了
邓旭初自松阳坐黄包车到遂昌，投宿一宵。第二天一早，继续前进，到达龙游。在此地，他发现一件怪事，街头上有一些穿军装、挂着“更生”二字臂章的兵，引起了邓旭初的警惕。会不会是新四军被俘人员？怕遇到熟人，他匆匆找了个旅馆住下。第二天，又匆匆乘火车到金华，再到兰溪。
在兰溪旅馆，邓旭初故意找一些商人做朋友。一混熟，从这些人口里，知道有一条到上海的路线，是“跑单帮”商人的熟路，比较安全。邓就借机混在其中，一起雇船上路。一路行来，遇到集镇，上岸吃饭、闲逛，几乎处处畸形繁荣——赌场、妓女，什么都有。看来真是发国难财者的“黄金路线”了。
过了两天，邓随大流，到杭州艮山门外的一个小镇。镇上有旅馆，专门为跑单帮商人服务。第二天，就替行人买好火车票，雇好黄包车，接连十几辆，浩浩荡荡，进了艮山门。
在第二保育院工作时，陈子刚已经把邓旭初的相片寄到上海亲友处，请他们搞了一张“派司”（证件），今天正好派上用场，就用这张“派司”，混过了火车站门口的日本侵略军岗哨，上了火车。当天黄昏时分，居然平平安安到了上海。
离开松阳前，秦秋谷为邓旭初介绍了两个地下党员——霍和风和李亚芬。一踏出火车站，邓旭初便跳上黄包车，直奔霍和李的住所。一问，都说：
“出远门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个钉子又碰得邓旭初晕头转向，只好在附近福建路一条弄堂口的一家小客栈住下。定一定神，向茶房借来当天晚报和分省地图，看到上海去苏北的班船不少。再看地图，苏北天生港有通向黄桥的水路。这一发现，又使这个思“家”心切的游子，大大高兴了。陈毅带领新四军在黄桥大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的消息，邓旭初早已知道，先到天生港，再到黄桥，不就找到军部了吗？
第二天早上，邓旭初怀着满腔希望，向轮船码头走去，在马路上望见跑马厅上空有一个大气球，下面拖着一条大标语：“庆祝皇军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原来，这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第三天，也是日本侵略军进驻上海租界的第三天！邓旭初糊里糊涂，捡准这个时候来上海，倒也开了眼界：外滩银行门外，有许多白种人在排队取款，街上日本兵成群结队，来来往往，趾高气扬。邓旭初不愧为是共产党员，不愧为新四军的政工人员，见此情景，不但不慌，反而暗暗高兴：日本鬼子同英美开战，兵力必然分散，国力也难持久，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当天晚上，邓旭初上了去天生港的班船。在出吴淞口的时候，一个小汽艇开过来，几个日本兵上来搜查。邓旭初瞥见旁边一个中年妇女，偷偷把两包蜡烛，塞在草垫底下。这一眼，又给了邓旭初希望，部队夜行军、作战、看地图、办公都需要蜡烛。敌人禁带蜡烛，是否说明这一带有我们部队呢？
还好，日寇检查没有找邓旭初麻烦。船行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到了天生港。这个港口是上海通两泰（泰兴、泰州）、两淮（淮安、淮阴）的重要通道，商业固然繁荣，政治上也是四方（日伪、国民党中央军、地方杂牌军、新四军）杂处之所，局势复杂微妙，敌伪戒备森严。上了岸，邓旭初在街上走了一圈，看到有两家旅馆。伪军进进出出，妓女成群结队，与军官们打打闹闹，看情形，旅馆里夜查必严，恐怕还有地痞流氓敲诈勒索。自己那口广东官话，在这地方更显突出。南洋华侨，到这里干什么来了？踱来踱去，想东想西，总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邓旭初再回到船码头，找了一条小船，与船主商量，多出船钱，让自己在船上过夜，明天包船到黄桥。船主答应了。
睡在船上，放心多了。可邓依然保持高度警惕。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呼喊四起，吃了一惊，一跃而起，顺手捞了一根硬柴，以作防身武器。等到定下心神，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原来是半夜退潮，船上的人怕搁浅，都忙着把船往水深处推，所以嘈杂。船主忙定，见邓旭初手持硬柴，如临大敌，知道误会，连忙解释。尽管如此，《水浒》等武侠小说里描写的水贼劫客的故事，却老是在邓旭初脑子里反来覆去，一再提醒自己：不要碰到“船火儿张横”一类的人物，弄顿“板刀面”和“汤馄饨”给自己吃吃。因此，第二次睡下，仿佛睡着，暗地里可是双目睁大，在黑暗中盯着那个其实相当忠厚的船主，以防万一。幸亏前半夜睡得还好，半夜折腾，还不怎么疲劳。
天亮了。船主并不开船，却把邓旭初领到了一艘班船上，还替他付了船钱——当然远远少于邓旭初付给他的钱。余额只好当作一夜旅馆钱了。
船上共有10来个旅客。开船以后，自南向北而驶。邓旭初看两岸景色，时或见到军人夹杂行人中间，看服装、模样，肯定不是我们自己部队。下午，船在行进中，忽听岸上呼喊“靠岸”。一靠岸，跳上两名配驳壳枪的便衣，一边宣传“过往商品要纳税”，一边检查行李，态度和蔼，毫无“丘八味”。邓旭初基本吃准：“这是自己人！”
等到检查自己，他就问：“你们是哪部分的？”其中一位回答：“我们是新四军税务所的。”邓旭初一下子跳起来：“同志！我千里迢迢，吃辛吃苦，就是来找你们的啊！”
检查完毕，他们就把这位“游子”带进了“母亲”的怀抱——新四军一旅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原来是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协理处主任，曾是邓的老上级。两位老战友重逢，都是感慨万千。特别意外的是，在这里邓旭初还见到了刘崧，两人一见，更加高兴。在丽水送邓旭初上路的时候，她和沈栖两人，都极为他担心。后来他们先到苏北，一打听，邓旭初未到，更加不安。今天这一见，如释重负，大喜过望。刘崧告诉邓旭初沈栖正生病住院，还带他去探望了一次，自然也是惊喜交集。
在一旅政治部，邓旭初向阮英平汇报了自己在战场上被打散，被俘以后的经历。随一旅行动了几天后，一旅派一个排护送邓旭初和其他三四位干部一起去军部。路过如皋县，已近黄昏。一行人找到如西行署，受到行署同志热情接待。行署所在地是一座地主宅院，有8间大瓦房。一进去，迎面便看见一张熟面孔——“吓！干仲儒，”邓旭初扑了过去，两人紧紧拥抱，又像当时山脚重逢一样，禁不住泪流满面。干仲儒现在是如西行署的秘书，当即杀鸡做饭，招待这位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晚上，两人又同榻安眠，长谈别后种种，“不觉东方已泛白”。
大概是1941年12月下旬，邓旭初终于到了阜宁新四军军部。一到，他便向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凯汇报一切，还写了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报告。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恢复邓旭初的组织关系——不过他在浙江停留近一年，还没有足够证明，所以这一年党龄，暂时不算。
多艰难啊！一个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遭遇那么多的磨难，曲折，辗转千里，历时一年，今天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