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杨进做好准备，先同大家坐在一起烤火，听人讲故事。那位看护兵站在杨进身边，也装作在听故事。趁人不备，他把自己的军帽向杨进头上一扣，将自己的军大衣披到杨进身上，接着二人就偷偷地溜出，边说边笑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看守兵以为是自己人，没有盘问。再后，支部继续组织伤员们和敌人交朋友，想出种种办法，让伤员三三两两，在敌方士兵的掩护下，分别逃走。
在临时支部的领导下，伤员先后逃走了一百多人。除了牺牲的、陆续被押走的，最后剩下30多个不能行走的重伤员。敌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天，院长带着人绕着祠堂乱转，查找有没有地道。后来看见天井中有一棵大树，认为伤员是爬树跳墙逃走的，命令看守连派了4个士兵，把这棵大树看管起来，真是可笑之极！可见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秘密支部的活动。
1941年2月中旬，敌人撤消了144师“伤兵医院”，干仲儒、邓旭初等30多位伤员，被押解到旌德县三溪镇国民党军政部十一卫生大队。
4.在十一卫生大队逃离虎口
邓旭初原本是轻伤，外加年轻力壮，在吴家祠堂早可越狱。但是，考虑到有些重伤员需人照顾，尤其是干仲儒，伤势重，年纪大，身体弱，便自告奋勇，留了下来。邓旭初被转到了安徽旌德三溪国民党正规军的第十一卫生大队。一看大门，也是一家祠堂，叫韩家祠堂（现在祠堂早已拆掉，原址建了一所古城小学）。跨进大门，忽然看见东侧的房子里，有一个穿着新棉军服的女军人。其时，新四军与国民党的服饰一样，单凭穿着，分不清“新”与“顽”。不过，邓旭初“想当然”：“经过一周浴血苦战，我们的同志早已衣衫破烂，污秽不堪，哪里会有这么一身新棉衣，想必是敌人无疑。”谁知道等她转过脸来，打了一个照面，邓旭初却呆住了——这位女军人居然就是新一支队政治部宣教科的某某。前面曾经提到，邓旭初被打散以后，曾在一个草棚碰到一群战友，其中有位负伤女同志，躺在被子里，等别人替她找便衣，准备化妆突围，就是眼前这个穿了新军装的某某。敌人就在身旁，两人一照面，不便说话，便分开了。
这个十一卫生大队名义上也算是座医院，实际上却“比监狱还要监狱”——这里所囚禁的，其实就是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各军俘虏的新四军伤员的剩余部分集中起来组成的。在吴家祠堂，多少还有点行动自由；可以“交头接耳”。可是，在这个韩家祠堂，情况完全不同了。邓旭初他们这批来自吴家祠堂的伤员，都被集中关押在东南角的房子里。除了大小便外，不准走动，不准“交头接耳”，还不准调换位置。全部伤员吃饭都到天井装饭添饭。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走到天井，邓旭初看见那个女伤员正站在房门口，留心看着他们吃饭。一见看守人员走开，便示意要邓旭初进她房门。邓旭初虽然知道自己与她接触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可一想到一个女同志孤身落入敌掌，处境必然困难，也就顾不得自身安危了。一见面，她就问邓：“这里院方要留我当看护，你看好不好呢？”邓当即回答：“你是女同志，越狱很困难，不如先在这里当护士，找机会再回我们自己的部队。”不料，她接着拿出一张所谓“申请书”来，上面写得清楚明白：我为了抗日参加新四军。我是信仰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的。邓旭初看了，吃惊不小，有这样的文书，说明这里有国民党的特务，自己留在这间房子里太危险。一念及此，他立刻把这份“申请书”交还给这个女同志，退回天井，继续吃自己的饭。吃完，回到房里，与干仲儒一商量，两人意见一致，从这份“申请书”可以看出，此地确同吴家祠堂不一样；不但看管严，而且必有特务在此活动。
此事过后不久，院方又要邓旭初他们填一张表格，倒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只要填明姓名即可，像是编制花名册、骗经费所用。填好表格，每人就领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明本人姓名，再加上他们硬加上的一个身份——“二等兵”。众人看了，不禁暗暗高兴，这批国民党真是蠢驴一堆。也不问明这些人的来历，便给了个“二等兵”的身份证明。有了这张小纸条，将来越狱，到了外面，行动会方便得多。
几天之后，作为吴家祠堂临时支部成员，邓旭初想到要在新的环境下部署行动，必须先了解情况。因此，他利用各种机会，主要是大小便，与各地来的伤员接触，建立联系。有一天，正在天井吃饭，一个护士板着面孔问邓旭初：“你是反动分子吧！为什么老是窜来窜去？”这句问话，等于向邓旭初敲响了警钟，这里的特务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活动。必须尽快组织同志们越狱，赶在敌人动手前逃离虎口，否则定会暴露，遭遇毒手。
在行动之前，考虑到原支部人员都已离开，必须另选人员充实支部，才能继续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是个根本的原则。邓旭初对于顽军从其他地方送来的新四军伤员，熟悉的很少，物色合适人员，困难甚大。后来找到了隐蔽在伤员中的洪志凯——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处的副主任，是一个相当负责的干部。如果他出来领头，容易取得同志们的信任。一次，邓旭初上厕所经过洪志凯的地铺，就贴着他谈起了心：首先向他介绍了吴家祠堂临时支部的建立以及如何工作的情况，要求他出来带个头，物色人员，成立支部。洪满口答应。于是，邓旭初再告诉他，自己已被敌人注意，不能在这里久呆，必须及早越狱。建立支部的工作，只能主要靠他来做。因为他的腿已被打断，无法越狱，在这里呆的时间长，情况熟悉，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
一进韩家祠堂，邓旭初就利用各种机会，侦察这个卫生队的情况：医务人员之外，有一个连负责看守。看守兵不进祠堂，主要在门口站岗，在四周游动。祠堂共3进，还有一个后院当中挖了坑当厕所。后墙上有一扇门，已经用砖头堵死；砖头之间用烂泥粘连，看上去不怎么坚固。第三进通后院的门下有几级石阶。看来，要越狱，通过后墙砖砌的门，最为方便。
越狱设想已定，先组织哪些人行动？邓旭初首先想到的是干仲儒。吴家祠堂来的同志中，还有楼某某和老丁，如果抓紧工作，也可能参加。别的人有些行动不便，有些顾虑比较多，无法动员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列。
邓旭初动作奇快，进韩家祠堂仅仅三五天，就做好了越狱的准备工作。
那天，黄昏过后，天已经黑了。因为时间还早，伤员中间人声嘈杂。邓旭初、干仲儒、楼某某和老丁，先后来后院“上厕所”。楼某某站在第三进与后院的过道里望风，老丁蹲在坑边装作拉屎，邓旭初拿了干仲儒的拐杖去撞那砖砌的门。心急如焚，恨不得一下子便撞出一个大洞。谁知道先撞了几下，响声很大；再推了几下，看看烂泥并不牢固，推上去却纹丝不动。急中生智：邓旭初突然想起来了撑船的动作——把拐杖一头顶住一块砖头的一端，另一头顶住胸部，双脚撑住石阶，使出全身力气，往前一顶。好，动了！一块砖头一松、一落，其他砖头很快纷纷堕地，并无多大声音。一个大洞挖成了！邓旭初发出暗号，3个人紧紧随后，钻出洞去。
楼某某胆很小，皖南事变中被敌人的声势吓怕了，不愿意归队。他是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的绘图参谋，把他带出去，以免可能被敌利用。老丁是皖南太平县人，是新四军的一个农民战士，比较熟悉道路，便成了这“四人行”的向导。出了韩家祠堂，天正下着蒙蒙细雨。越过一片稻田，上了一条石板路。四人连跑带奔，约莫过了二三里路，已是气喘吁吁。还好，已经到了一个叫浙溪的小镇。石板路正从镇中穿过。时间已晚，家家关门熄灯，一片漆黑。然而，此时的邓旭初却满怀豪情，真想仰天大呼：“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要继续革命！我要继续革命！你反动派奈我其何！中国是我们的！
天下是我们的！我们共产党的部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心里这么一阵呼喊，心头火热，浑身湿透，也不觉得冷。就是感到肚子里仿佛咕噜咕噜在呼唤着什么：这才想起，折腾了半夜，饿得厉害哪。
4个人不约而同，8只眼四面搜索，忽然瞥见有一扇门缝里透出灯光。
于是8个拳头一齐打上门去，4只嘴巴一齐大喊：“老板开门！老板开门！”
这个阵势，出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又是“月黑风高夜”，里面的人固然闻声破胆，左邻右舍，也不敢动弹——难怪呵！这4个人肚皮实在饿急了。
“老板”惊魂未定，知道外面有当兵的来了，门不敢不开——人家打进来怎么办？那时候的老百姓，受不到一丁点儿的政府保护，对于“兵”，不要说遇到“这号人”，就是看到这个字，有时也会心惊肉跳——更何况自己屋里，正摆着一桌麻将呢？战战兢兢开了门。4人朝里一望，正是一片杂货店。
里面几个人正忙着收拾家伙，个个面似土色，手脚发抖。邓旭初这才想到，刚才碰门太急，把这些兴头上的“老板”们吓坏了。马上和颜悦色，说是因急于赶路，希望买一点糕点，讨几根枯竹片，扎成火把，照明赶路。“老板”们见这4个兵，不但不抢、不拿、不打、不骂，讲话还如此和气，买东西付钱，连价也不还，心头都定了下来，一一照办。
有了吃的，有了火把，邓旭初一行4人立即继续上路。雨，下个不停。行不了几里，火把熄灭，依旧摸黑前行。过不了多久，一回首，发现后面有四五只灯笼赶来——不是追兵是什么？楼某某慌了，拔腿就奔。黑暗中，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跑不了几步，就结结实实，摔了一跤。邓旭初赶紧一把把他拉起，并且关照大家，离开大路，爬上小山。蹲在小山头上往下看，好家伙！
几只灯笼，照着一群黑影，正从自己脚下快步经过。
追兵过去，老丁带路，翻山而行。走着走着，看到前面火光闪闪。4人正在踌躇，是进是退。老丁却说这是座庙，前进无妨。走近，果然山腰上有座小庙，一个40岁上下的和尚，正在烤火。他们4人已经冷得36颗牙齿上下打架，一见火，马上围了上来。那个和尚真怪：明明有这么4条汉子走近身来，身上穿着军装，模样儿不伦不类，举止狼狈不堪，他却依然理也不理，连眼皮也不肯抬一抬。邓旭初他们觉得奇怪，仔细一观，不禁吓了一跳——此僧满脸横肉，一副凶相，对自己好像充满敌意，活像舞台上的江洋大盗。
这么一打量，尽管身上冷得厉害，也不得不迅速离开这堆火，马上赶路。——20多年后，1966年春，为了筹建上海理工学院，邓旭初带了一批同志，到皖南选择校址，经过这个地方，他特地问当地老人，这个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也？回答却是，一个正正派派、普普通通的和尚，没做过什么坏事，更说不上什么江洋大盗。听了介绍，邓旭初居然感到抱歉，心想：“当时新四军军部失利，国民党军队一般总是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自己一行，都身穿军装，人家知道你是哪家的兵。表示敌意，理所当然。”这么一想，倒自己责怪自己，无缘无故，疑心好人，实在是太不应该！
邓旭初一行4人匆匆离了和尚，冒着密雨，摸黑赶路。约莫三更时分，才走到一座大山的脚下。此山恰似一堵高墙，挡住去路。朝上望去，不远处的坡上，模模糊糊有间小屋。住在这种地方的“独家村”，估计不可能是坏人，便摸上去敲门，想问问周围情况。敲了半天，一个老伯伯手执油灯，出来开门。看了4人这副样子，满怀猜疑。邓旭初立即自我介绍，自己是川军144师的逃兵，想回家去，不知道往何处走？老伯伯听了，请大家进屋，拨亮了灯，开口就说：“这里是皮岭……”不用第二句，光这一句，就把4个汉子镇住了。皮岭！皮岭！正是不久前新四军一部遭受顽军围攻、苦战突围的重要战场，不知有多少同志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按照原来越狱计划，逃出韩家祠堂，应该跟老丁到太平县他家里，换上便衣再远走高飞，怎么方向走反，跑到令人伤心的皮岭来了？
直到此时，老丁才说出心里话：怕连累家人，自己不敢带新四军到家里，想先到一个朋友家里，找便衣更换。路径不熟，又心急慌忙，深更半夜，密密细雨，摸黑赶路，所以弄错方向。
问明老丁心事，邓旭初想出一个办法：不进老丁家门，在他家附近的山上等着，让老丁一个人去张罗便衣，送上山来，自己3个人再换装走路。
正想着，老伯伯已经生了一堆火，让他们把淋湿了的棉衣脱下来，烤烤干再走。邓旭初就趁烤火这个机会，向老丁说了自己的想法，并且细致地做老丁的工作，保证尽一切努力，不给他家里找麻烦。经过反复解释，才把老丁说通，同意了这个办法——此时，衣服烤干，天也已经亮了。
商量已定，4个人谢过老伯伯，踏上石板路，自称是144师伤兵，堂而皇之，向老丁的家乡大步前进！
在皖南事变中，这一带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大军云集之所，曾弄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只好纷纷逃难。而今，过了两个月，国民党部队已移向江边附近，老百姓陆续回家，又恢复了平静。此时，邓旭初他们身上这套“老虎皮”（抗战时期，老百姓视国民党兵为“老虎”，军装就叫做“老虎皮”），就派上了大用场：每到一个村庄，便找到保甲长，要他们派饭。这年头，伤兵最叫人害怕，谁也不敢得罪，见了只能当祖宗供奉，管吃管用。所以，一行4人，一路行来，倒也不愁吃。吃出甜头，也无人注意，胆子也越来越大，忘记了敌人、敌情。这一天，到了一个大庄子。这可是大地方。邓旭初大摇大摆走在最前面，老丁走在最后面，干仲儒和楼某某夹在中间。眼前这么个大镇，居然不侦察，不问问，昂首挺胸，闯了进去。直走到桥顶，邓旭初才发现对岸有士兵在河里洗衣服。这真叫“冤家路窄”！刚想退出，来不及了！对岸有人大喊：“过来！”
既然被敌人发现，再往后退，等于不打自招，怎么行！只好硬着头皮，装作毫不在乎走过桥去。敌人把他们带进一间房子，一个当官的开始盘查：“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144师的。”干仲儒是汉口人，湖北话跟四川话，外省人听起来差不多，他又老练精明，自然由他应付。
“你们师长是谁？”
“××”。
“你们的团长是谁？”
“×××”。
“你们的营长是谁？”
“×××”。
“你们的排长是谁？”
“×××”。
干仲儒曾经当过新四军上饶办事处的秘书，专搞统战工作，对国民党军队某些将领，都叫得出名字。中下级军官，哪个搞得清。除非当真“霉头触到天上”，碰到144师军官，或者熟悉这支部队的人，才会拆得穿。
一番盘查之后，再行搜身，毫无“夹带”，几乎一无所有。搜完身才问到证件，干仲儒就拿了韩家祠堂十一卫生大队发下的“二等兵”小条子，还认真说明：在战场上受了伤，什么都丢光了，医院才给了我们这张二等兵证明。
看到证明是真价实货，盘查人员就冷下来了，最后一问：“你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干仲儒回答：“我们144师伤兵医院在茂林，因为搬场到太平县城。
重伤的有人抬，轻伤的自己走。我们是轻伤，走到一半，赶不上大队，走错了路。拣人多的地方走，就走到这里来了。”这个答复，既顺理成章，也天衣无缝，敌人认为“无可怀疑”，就放他们走路。临走，一个当官的还大打官腔：
“路上规矩一点，不要违反军纪。”
天晓得，你们这伙顽固派，还讲什么军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