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祠者一般记载是祖先后裔子孙数人或合族，没有对建祠者身份的特别说明，表明建祠者不是高官显宦，但建祠者需拥有一定的身份和财力，当以下层士绅与富有宗族为主。
概括起来就是，岩镇宗族在嘉靖十五年以前只有个别宗祠，此后兴建（少数是改建）了一批宗祠，祭祀始迁祖，这些始迁祖多追溯到唐宋时期。
为了对上述宗祠有一个具体的认识，我们以序号18的潘氏宗祠为例加以说明。据汪道昆《潘氏宗祠碑记》介绍，该族在明代“滋大”。处士逵有三子，长阳江令英，次百岁翁韶，季子黄。嘉靖时身为县令的长子倡议建祠，小弟黄“亟奉金二千金以备经营”，万历十五至十九年修成宗祠。该建筑“北面为永思堂，凡七达，中奉显祖，左右分曹而庋五等，奉五宗，或百世不迁，或五世则迁，悉如礼制。东西为夹室，其上为阁以待祧。东西庑衡二十二楹，北上由中堂，历阶而下，累百步，为方池。中池甃石为台为亭，南北梁之，以通出入，应门九达，左右分聚食待馂之庭。门外为露台，可集数十百众。历阶而下，为皋门，五达，额为：潘氏宗祠。西祠节烈、贤良，东祠后土。又下延百堵者三之一，缭以周垣，垣以外则岩溪也。”潘氏宗祠建筑规模可观，仅潘黄就出银两千两，建筑费用不低，其财力比较充足。而推动建祠者是身为县令的长子潘英。
《岩镇志草》的作者佘华瑞面对岩镇宗祠事例，也分析了宗祠兴起的原因及其特点。他说：“庙制定于中古，祠堂起于汉人。”朱子《家礼》所讲祠堂“其制在居室正寝之东，似今人之香火家堂矣。”接着他考察了明代的有关情形：
明初《集礼》：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定制。洪武六年春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当时学士大夫泥于古而惮于改作，因循而莫能更始耳。嘉靖中礼臣夏言本宋儒程颐所修六礼之意，奏请诏令天下臣民得如程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但不得立庙以逾分。于是聚族而居者，合众小祠堂而为一大祠堂。此宗祠所肇建而名于制实与庙殊，可谓缘于情而不伤于义，起于义而不越于礼者矣。
他认为明代宗祠的兴起在于嘉靖皇帝采纳礼部尚书夏言建议，允许臣民祭祀始祖和先祖造成的。由于规定“不得立庙以逾分”，于是宗族“合众小祠堂而为一大祠堂”，名之为“宗祠”，缘情宜义，起义合礼。根据我们以上的论述，他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所谓“宗祠”，强调的是“宗”，即以始迁祖为“宗”的宗族祠堂，不同于朱熹《家礼》设计的祭祀四代近祖的祠堂，也不同于以《家礼》祠堂之制为蓝图的家庙。
二明代徽州宗祠发展的地域性传统因素
徽州宗祠祭祀始祖发达，确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系。我们已经指出：由于纪念越国公汪华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元代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质。明代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论点。休宁竹林汪氏于嘉靖时建“祖祠”“，奉越国公于中龛室，南向；太和公左室，南向；正一公，汪氏六枝庶共祖，右室南向。乃奉仲公右龛室，东向；袝少公西向”。越国公是隋唐之际人，太和公系宋代始迁祖，正一公为汪氏六枝的共祖，均是始祖。而仲公、少公是刚刚去世有功于宗族者，处于配位。这是一座始祖祠。休宁方塘汪氏也于嘉靖时为“宗祠”“，祀越国公、武镇公之主”。
邵宝《歙县西溪汪氏先祠记》记载：
西溪汪氏先祠者，其族孙灿等即故基而建焉者也。西溪之始迁，实自元宣教府君，以宣教为大宗，而诸宗从焉，礼也。今之祠乃上宗于其古城东关之祖、宋司农少卿公，何居？司农于今十有二世矣。又上宗于其始祖唐越国公，宋加封忠烈王，何居？越国于今三十有五世矣。越国起兵于隋，论者拟诸秦之吴芮；归命于唐，论者拟诸汉之窦融。其于乡也，生有保障之功，没有祈祷之应。故自唐至于今，郡之人皆祠之，盖神之也。而古城东关者，西溪之所自迁也。礼由义起，先民则然，灿也将是附焉尔乎。祠之制，中为堂三间，奉越国像，冕笏命服，南面俨临，盖犹神之也。东为堂三间，中祠司农公，自司农以下仕隐之有声者左右袝，凡四世九人。西为堂三间，中祠宣教府君，自宣以下齿德之有称者左右袝，凡六世十有七人。中堂之前为堂五间，如古榭之制，岁时享于斯，荐于斯，燕群族于斯，前门后寝，夹庑周垣，无不具备。乡之人谓是祠也，于昔为盛。这是一座大型宗祠，三堂九间，祭祀汪华、两个始迁祖以及所袝祖先。汪氏族人就“古有祭礼，今之祠于古无所当也”，向邵宝请教。邵宝本来在祠记的开始就指出：“西溪之始迁，实自元宣教府君，以宣教为大宗，而诸宗从焉，礼也。”但他除了借鉴宋儒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的说法外，更认为：“以乡人之义而隆于族，以族人之义而萃于祠，越国焉可也，司农焉可也。越国远矣，泽之在徽者犹未泯也，自乡达于郡，其为祠不一。”即以汪华已经成为徽州乡人共同崇拜的地域神，汪氏当然更要崇拜，对汪氏宗族而言崇拜汪华的表现形式就是祠祭。该祠建成于正德五年（1510年），当时汪华的祠庙“自乡达于郡，其为祠不一”，成为徽州的地域神。汪氏宗族祠庙很早就祭祀始祖汪华，对于徽州宗祠祭祖无疑有示范作用，徽州宗祠多祭始祖，宗祠林立，与汪华信仰不无关系。
事实上，徽州另一古老大姓程氏的祠庙祭祖也具有汪氏的上述特点。程氏始迁祖是东晋初年的程元谭，永嘉之乱后他来新安出任太守，因有安集还定功，被赐于周。十四世孙御史中丞都史公澐，唐广明中复起义拒黄巢，世守东密岩，事载郡志。东密岩者距汊口最近，中丞十四世孙端明殿学士赠少师珌，宋嘉定中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庙，每岁合一乡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入元以远弗便，端明三世从孙中山府判愿学始倡族人作行祠于溪西干龙山，元季兵燹祠渐以弊。”遍布东南的世忠行祠是作为子孙的宗祠存在的，而篁墩的世忠庙可以视为程氏的总祠。篁墩的世忠庙最初具有乡人信仰的地域神性质，至宋被国家纳入祀典，宋以来其行祠分布各地。汊口的世忠行祠是其中之一，该祠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重修，祠中分左右设威悼公文季、都史公澐之像。程敏政认为：“自兹以往合族于是，则昭穆益明，而宗祊不坠；有祷于是，则雨旸益时而粢盛不乏。”？？反映出行祠兼有族祭和社祭的性质。
江西饶州府德兴毗邻婺源，德兴泸口也有世忠行祠，始建于宋。
休宁山斗程氏分支，至明代有四百人，“岁时追祀其先，合食其宗，展敬修睦之地，隘莫能容。”鉴于在族长家祭祖地方太小，于是在景泰五年（1454年）作世忠行祠，为中堂五间。奉程氏广平始祖婴、新安始祖元谭以及忠壮公灵洗三公，“严所自出”；程澐袝于左，“尊大宗也”；山斗始祖思明袝于右，“重始迁也”。是为程氏宗族兴建的以祭祀众始祖为特点的宗祠。
迁徙到休宁率口一支宋末兴盛，“蔚然硕宗，与篁墩相高”。率口始迁祖为宣议府君敦临，据说他死后子孙相与割田置守专祠。率口程氏族人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立世忠行祠，为正堂四楹，东西庑八楹，门屋四楹，设置元谭、灵洗、敦临三祖像，妥灵合族。由于子孙日多祠日隘，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增创寝室四楹。率口程氏“每岁正元日，奉三祖像于堂，奠献礼成，长幼叙拜饮福而散。又以元夕前二日为忠壮始生之辰，制花灯以乐神，凡五日。其供祀也有田，其受戒也有次，其散胙也有规”。从世忠行祠的设置目的和族人的祠祭活动看，其性质属于始祖宗祠。
休宁荪田程氏于“近世”“立忠壮会，岁时合族，为位而祭于家”。弘治十三年（1500年）又建成世忠行祠，正堂门屋各五间，两廊十间。正堂分三龛，中左右牌位与山斗程氏世忠行祠相同，左间亦袝程澐，惟“右间袝始迁荪田之祖宋处士诸四，及本支之祖元处士文庆”。由于祠中“皆设主，岁三朝则悬遗像，合族序昭穆拜堂下。越十有三日为公生辰，又合族割牲致祭，制花灯娱神，礼毕序坐饮福而退。如此者凡五日。”显然世忠行祠属于宗祠。
世忠行祠以及忠壮生日的祭祖活动遍及程氏各支派。关于忠壮会祭祀的性质，程敏政（1445—？，休宁人，成化二年进士，孝宗时官礼部右侍郎）有论述：
我先世祖陈将军忠壮公，以御菑捍难保境全民之功，在令甲则有祠，在子孙则有会，会在休宁若荪溪程氏其一焉。会之约岁轮一人为之首，以孟春望前二日忠壮始生之辰，合族人为位于家，行奠献礼，礼毕序长幼饮福而散。盖自其族之讳浩远者始，浩远之子参亨又将申定规、立常贮为远图，而具其事以记请。夫祀之有会，莫知其所从起，然《易》萃之《象》曰：“王假有庙，用大牲吉。”《彖》曰：“萃，聚也。”会因放于萃之义而为之者欤。礼立春祭先祖，儒先曰：立春之祭以祫，祫合也。会固有近于礼之所谓祫者欤。祫之名通于诸侯及大夫，而先祖之祭又伊川夫子以义起，则忠壮之会行于孟春固起于义，而非所谓僭者欤。然则聚一族之精神，以假祖考摄众志，岂徒豆笾之丰洁、饮食之充溢而已哉。
纪念忠壮最初出于官府，所谓“令甲则有祠”，但后来程氏族人为忠壮会，则赋予了“假祖考摄众志”的目的，成为宗族组织化的一项制度。
为荪田世忠行祠撰写记文的汪舜民（婺源人，成化十四年进士）阐述该祠的性质：
或曰：士庶人祭其先，制止高曾祖祢而已，今不僭乎？余曰：礼可义起，古之乡先生没而祭于社，矧祖功宗德有不可忘，为子孙者义所当祀也。或又曰：额承世忠，专以事公可也，今诸祖皆在，不泛乎？余曰：古之禘祫总于太庙，分非可比，义则不殊，矧其诸祖之得祀，实因公而推之也。可见程氏以纪念名人的特祠祭祀超出高曾祖祢四代的诸祖，按照礼制要求有泛和僭的问题，一些人可能不认同这种做法。但是汪舜民认为程氏的行为属于义行，值得肯定。世忠行祠具有宗祠的性质，而其最初则是纪念名人的特祠。徽州宗族始祖宗祠的普遍性，恐怕同早期世忠庙之类的示范与演变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