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缩短电视剧的生产周期，减少投资，电视剧由实景录制走上内外景结合的录制阶段。在棚内搭景拍摄，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电视剧的生产效率。为了适应更多的场景在室内拍摄，要求电视剧必须向戏剧靠拢：主题要鲜明，结构要紧凑，场景要集中，时空变化要少。据统计，拍一部电影通常需要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场景，戏剧只要几个场景，而电视剧则一般需要30—50个场景。在电视剧向戏剧靠近的过程中，它显示出重在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注意发挥语言功能的艺术特征，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电视剧自身发展的独特的艺术之路。
§§§第三节 中国电视剧艺术题材
一、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84年，《走向远方》（获第五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把镜头率先推向了变革现实的更深层次：人们在改革大潮中精神层面的震荡和心理状态的变化。之后，《外来妹》（1991年，获第十二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又进一步把镜头瞄准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展现出了我国南方鲜为人知的崭新风貌。而《中国神火》（1991年，获第十二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天梦》（1991年，获第十二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和《问鼎长天》（1996年，获第十七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则把镜头对准科学技术战线，为知识分子传神写照。如果说，《中国神火》以严谨的纪实手法，大气磅礴地再现了新中国“两弹”艰苦创业的历史，弘扬了中华民族无坚不摧的浩然正气，堪称一部编年体的史诗的话，那么，《天梦》和《问鼎长天》则以浓烈的抒情笔触，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动人颂歌。三剧相映成辉，为薄弱的工业题材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
反映工业战线改革开放题材的，还有《大潮汐》（1993年，获第十四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车间主任》（1996年，获第十七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和《人间正道》（1997年，获第十八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大潮汐》和《车间主任》把镜头直接对准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生活。编导以厚实的生活积累和新鲜的生活体验，把本来很容易写得枯燥乏味的东西表现得形象生动而富有力度。
《人间正道》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改革史诗，它全景式地形象地描绘了上至省委下至基层、从国企改革到招商引资的生活画卷，反映改革生活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人间正道》深刻的思想启示力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来自反映改革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艺术家勇于为自己设置障碍的胆略和善于以审美的方式翻越这障碍的智慧值得称道。这种障碍，不只在戏剧结构与谋篇布局的难度上，更在创作主体的历史、美学观念的更新上。编导的历史观念的更新，集中体现在对沸腾的改革生活全面辩证的宏观把握上；编导的美学观念的更新，集中体现在对人格和精神的崇高美的执著追求上。而这两方面的观念更新，又水乳交融，同步进行，与整个主题追求相辅相成。因此，我们感受到的是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想，而非空洞说教的思想和孤芳自赏的艺术。该片对艺术风格的总体追求是凝重、悲壮、恢弘、绚丽，是生命灌注、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这和那些一味追求豪华漂亮、倾心于展示灯红酒绿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广东继《外来妹》之后，连年推出了《情满珠江》（1993年，获第十四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英雄无悔》（1995年，获第十六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和《和平年代》（1996年，获第十七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这三部佳作，为中国特色的长篇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宝贵经验，充分显示出具有岭南风格的电视剧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美学风貌。三部佳作叙事讲究，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内涵深广，引人入胜。不仅给人以人生价值真谛的启示，而且导引人进入一种审美创造和鉴赏的崇高境界。譬如，《英雄无悔》中高天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新时期荧屏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熟悉的陌生人”。
二、为当代中国农民谱写变革“心史”的电视剧力作
中国是一个拥有九亿多农民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震惊世界的改革大潮，源起于农村。因此，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中国电视剧艺术，要把反映伟大的农村变革当成自身的神圣使命。如“飞天奖”金榜题名的《雪野》（荣获1986年度第七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葛掌柜》（荣获1987年度第八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乡里故事》（荣获1994年度第十五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颍河故事》（荣获1993年度第十四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梦醒五棵柳》（荣获1995年度第十六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党员二愣妈》（荣获1996年度第十七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牛玉琴的树》（荣获1995年度第十六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等等。其中要数《篱笆·女人和狗》（荣获1988年度第九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辘轳·女人和井》（荣获1990年度第十一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和《古船·女人和网》（荣获1992年度第十三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这“三部曲”组成的长篇力作，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惟其如此，“三部曲”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三部曲”共同的精神指向，是通过对中国当代农村经济变革生活的描述，揭示当代农民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变革———冲破世代相袭的封建意识的樊篱，艰难地奔向现代文明。这正如导演陈雨田在“阐述”中所说“剧中的人物，从心灵到行动，都始终处在新观念和旧思想的斗争漩涡里”，“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的撞击，是这部戏的神经中枢”。“三部曲”的突出特点是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性变革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这两桩新时期农村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推为背景，而在这波澜壮阔的背景上着力刻画茂4、枣花、小庚、铜锁、狗剩媳妇、香草、小豆倌以及金锁、银锁、巧姑、马莲等当代农民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发生的深刻变革。这个视点的选择是高明的。艺术要反映和表现历史，但艺术作品并不等于历史专著。艺术是传达情感的，其表现对象和作用对象都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部曲”立意写当代农民的变革“心史”，正迎合了它自身的审美优势。
在揭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方面，最有特色的要数《葛掌柜》。这出戏不是从一般经济变革层面上描写一家农民企业的兴办过程，也不只是为一位农民企业家立传。葛寅虎从城里带回来的，决不仅仅是3500元钱，而是城市文化所特有的新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他靠这一套完全有别于落后的葛家庄的农村文化的新的生存方式，使葛家庄开放、文明起来。因此《葛掌柜》所展示的，是20世纪80年代变革中城乡文化的冲撞、交融和提高。至于《沟里人》（获1994年度第十五届“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和《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荣获1998年度第十九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这两部力作，其镜头的焦距对准的，是逝去的历史岁月中充分显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最可宝贵又最具生命力的锲而不舍的传统美德，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占据了引人注目的重要位置。“沟”也罢，“渠”也罢，荧屏造型的语言流淌出的，是凝聚和激励全民族团结一致，去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更大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三、为拓展电视剧语言表现领域和审美能力
而探索开道的先锋短篇佳作
最早出现的电视剧短篇佳作应数《凡人小事》（荣获1980年度第一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作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具有开拓意义的发轫之作，其稚嫩之处固然难免，但它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它较早自觉地汲取了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两大鲜明特长：一是努力贴近现实生活，敢为人民鼓与呼；二是努力描写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为“凡人”传神写照。稍后出现的，是汲取了纪实美学营养的《女记者的画外音》（荣获1983年度第四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和《新闻启示录》（荣获1984年度第五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这两部作品，令荧屏短篇电视剧别开洞天，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尤其是《新闻启示录》，以全新的电视语言和新颖明快的艺术节奏，把某大学的改革氛围营造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独特的形式感和节奏感，不仅给以后的短篇电视剧创作带来久远影响，而且也令数年后拍摄的电影《栽省的八四、八五年》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借鉴。
再往后，出现了潘小扬导演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荣获1985年度第六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这部描写藏族人民生活的电视剧，较好地顾及了大众的审美习惯。该剧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打破了过去民族题材的传统模式———要么如《农奴》，写奴隶打倒奴隶主，翻身得解放；要么如《亲人》，写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团结，最高形式是通婚。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汉民族眼中的少数民族。《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另辟新径，为民族题材的影视剧开创了新局面。导演同小说原作者扎西达娃（他在剧中扮演作家这一角色）一起，以藏族人民的眼睛为视角，表现今日西藏宗教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叉冲撞，并由此朴实自然地揭示了西藏地区改革的历史文化流向。应该说，展示这种冲撞，揭示这种流向，并非易事，弄不好就会沦为对宗教礼仪和古朴民俗的猎奇，淹没掉深沉的历史诗情和哲学精神。但我们的青年编导却知难而进。他们聪明地选择了扎西达娃扮演的作家为视点。屏幕上，一开始就由他推着辆自行车从雪山峡谷间走来，在雪峰蓝天的深广而恢弘的画面中，回荡着男性雄浑而朴拙的藏语歌声。于是，在他的导引下，观众沉浸在屏幕造型和音乐形象的新鲜感和亲切感中，去追踪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这样，本来散点式的具有多层次含义的生活毛边画面，那雪峰蓝天和只有在这雪峰蓝天里才会问世的歌声，那磕一路长头的信徒与“哲学恳谈会”上的中学生们，才会被“导游”扎西达娃串成意蕴深沉的一串，构成一个拥有巨大社会信息量的视听表意系统，从而使散文结构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具有了较强的艺术魅力。难怪该剧在西藏试播时，受到了藏族观众的普遍欢迎。
荣获1986年度第七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二等奖的《大年初一》，采用的是充满戏剧性传统的“三一律”结构，但却不露戏剧痕迹，段段有味，节节生津，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和实在。此剧很能说明：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在荧屏上也是能征服观众的。它给人留下几点颇为深刻的印象：第一，生活化。关东的粗犷、北国的风情、真实的生活氛围，的确像一个实实在在的家；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十几个人物，的确如一个“平民家庭”里的真实成员；跌宕的情节、复杂的事件，的确都汇成了一股令人身临其境的生活流；台词道白，喜怒哀乐，“听来入耳，道来亲切，想来在理，触来有情”。《大年初一》的节奏快而不乱，一气呵成。很少见到这样仅在一个半小时的长度里，就将老老小小十三个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电视剧。而且，每个人物都从不同角度给荧屏带来社会变革的新鲜信息。这样，透过作为社会细胞的这个平民家庭，观众感受到来自社会变革大潮的各种信息的交流碰撞，看到维系家庭的传统道德伦理、陈规陋习都在受到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第二，超前性。这部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流溢出一种关于当代中国家庭形态的发展走向的超前意识。细心的观众一定会从程家的生活断面中去深思这断面上交织的脉络和发展走向。深思的结果，便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家庭模式，在当今变革潮流的冲击下，正犹如程家立柜上那块破碎的玻璃上面倒贴的“福”字，已经或将要被翻个个儿，其淡化、小化乃至解体，恐怕是必然的趋势。
虞志敏导演的《秋白之死》（荣获1987年度第八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一等奖）堪称艺术精品。艺术家研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吸收了近年来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里关于重新认识和评价瞿秋白的新鲜成果，以可贵的胆识和锐气将镜头聚焦于曾使瞿秋白蒙垢多年的《多余的话》，并以此结构全剧。由于《多余的话》的正面表现，使全剧实际上以艺术的方式介入了当时全民族对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大反思，触到了民族思维更新和文化心理变革的深刻主题，从而启迪人们从文化反思中汲取精神力量。
这部作品重神采，重风骨，立意高远，韵味悠长。瞿秋白形象首先是阶级的、政党的，然而又是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政党的。他所体现的伟大而高贵的人格力量，征服了观众。
继《秋白之死》之后，江苏的电视剧艺术家们一发而不可止，陆续拍摄出了《朱自清》（荣获1991年度第十二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二等奖）、《戈公振》（荣获1993年度第十四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二等奖）、《吴贻芳》（荣获1995年度第十六届“飞天奖”短篇电视剧二等奖）等人物传记体短篇佳作。《朱自清》片中贯穿《匆匆》的吟诵，片末终于《荷塘月色》的意境。全片呈现出一种朱自清散文特有的美学风格和诗的韵味：清新秀丽，雅致凝练。《朱自清》以这种独特的风格真实地再现了朱自清热爱真理、严谨治学和淡泊清贫的一生，展示了这位濡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文大家从狷者到斗士的奋进轨迹，讴歌了他“温美如玉，外润内贞”的人格精神。
四、富有中国特色的长篇室内剧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