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渐渐地蒙昽起来。这是渐渐地明亮起来的蒙昽。火车前进又前进，不停止，也不疲劳。乌鸦飞起来了，喜鹊也叫起来了。原野里流动着冷风与白雾。水塘与小河特别反射明亮的光彩。火车的煤烟像郁积的怒气，拂着天，拂着房屋，又低低地拂着田野，末后却扩散在空中。这样驶过了黄渡，驶过了南翔。人都醒来，不再疲劳了，洋溢着一身精力，伸一伸腰，伸一下手臂，“呱！”一声脆响。天全亮了，是八月十二日了。经过的村落里的农人们睁了好奇的询问的眼向这一列车立着看。这样，火车不久就到了真茹车站，停止了，机关车脱离了，“呜，呜，呜”地叫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下车。
我们一团人在大夏大学前架枪卸装休息，停止待命。
在车上，我已经看见过了命令与要图。我们第一营的行进目标是闸北的宋公园路、“正圆路”，正面右翼从青云路起左翼到“洛阳桥”止。因为我在上海住过，连长就要我做向导的样子，可是闸北对于我是十分生疏的，这样也就算了。但是我一下车就问当地的人，什么地方是宋公园路、“正圆路”与青云路、“洛阳桥”？怎样走法？虽然上海市的保安队里已经有向导派来，我们还找了一个“老百姓”来。“正圆路”与“洛阳桥”是弄错的，那是止园路与济阳桥，真要命！
上海的姿态在我是这样熟悉的。大夏大学前的商店与饭馆子更使我想起被毁的中国公学与吴淞镇来，我在里面曾经住过一些时候。我们望着那些人，店伙、学生、车夫，觉得他们也正在那里望着我们。事实上他们也真在谈论着我们。几个大胆的，还跑近来要看我们的捷克式轻机关枪。问东问西，我们的弟兄也问他们，譬如上海的最近的情形之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从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克复杭州以后，人民与军队有这样亲切，我真感动与喜欢。有人提了一桶热开水来，弟兄们一下就一人一碗舀完了，他们马上又弄了更多的来。弟兄们也有说这样的话的：“我们得对得住上海的老百姓。”小贩们卖东西也随便，不像做买卖，而是半送半卖的请客的样子。可是弟兄们都太穷，连长有三个伙食尾、一个草鞋费没有发，能够有钱买东西吃的是很少的，即使有钱，他们也早已吃完了，士兵们是有钱就吃，一吃就光的。因此没钱的弟兄只有向小贩们看看或者微笑。那时候我想，要士兵与人民融合在一起是容易的事，第一他们只要发动抗日的战争或者参加到抗日的战争中去；第二只要使他们有与人民接触的机会就是了。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过去我是陷在错误的大雾里了。我又看见第五连的一个兵，吃了两根油条，从身边摸着摸着摸出来的却只是那么一分多钱，他要去找别的兵借，卖油条的老头子却笑着躲了开去，不要他的余价，口中嚷着“你别别——你班长真是！……”那时候是十点钟左右，太阳有点烧人。我们的命令才来，我们向闸北进军。
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路程：旧的疲劳并没有全除去，没有吃什么东西，天气热，水又没有喝够，道路上裹着尘土的日光直晒着人。终于，害病的人与脚上起了水泡的走路显得为难起来。陈中元、髙得胜都落伍了，别的排上也有落伍的。我不管连长的禁令，给他们雇人力车，可是好久找不到一辆车。我要强壮的人带走了他们的东西，我和他们慢慢地跟在后面。他们都是一头的汗，叹着气，责骂着自己和病。
“嗳，倒霉，到这个抗日的时候来害病！”
“人家不要说我怕死，嗯，嗯，自己也觉得对不住人。嗯……”
陈中元是从军医院里回来的。高得胜在这个时候害病真太糟，军队里有好多不合理的事，阶级小的更不许说理由，有病就是活该，我虽然给他向连长说了几次，要他住院去，连长却拒绝了，理由是抗日的战斗力要紧，他把害病到要人服侍的人都算做战斗力了，其实那也有一部分真情，因为连上名额是如此不足，为了战斗力与好看，他是不能够让一个人下去的，这样，他只有跟在队伍后面，像一只牛跟着一群马。我很痛苦与愤怒。但是我的颜色与声音都变了，我像一只兽，无处发泄，因为他们累我我就十分怀恨他们。我假使有权，我真会把他们放走的，即使他们也要抗日，即使他们不肯离开队伍。他们常常停止下来，换一口气，或者喝一点水。他们一停住，我就不得不停住。看他们那种狼狈样子，像泄了气的车轮，心真焦灼。望望队伍，已经去得更远，尾巴上只是一片蒙昽的尘土，只看见一些影子，和几个半落伍的人，我认出来一个是熊建华，一个是第一排的。没看见关士邦，大概他又给应得标赶猪一样地赶走了。
有一辆人力车过来，却是有人的。
又是一辆，不愿意拉，胆小，我又发怒，但是我又放他走了。
又是一辆。
结果有一辆愿意拉，十分愿意，差不多到自动的程度，于是，高得胜坐车走了。后来，陈中元也得到了一辆，他没有钱，我给他付了。
这样，我就竭力赶上队伍去。我始终没有洗脚，也没有换过鞋、袜，甚至皮鞋里的沙子、小石子都没有脱下来倒去过，一开始走路就十分受罪，到现在新沙子、新小石子又钻进来了。天热，我解开了风纪扣。汗打湿了一身，裤管给汗粘住了，很牵制两腿的运动。我又如此口渴啊，哪里有水？
我赶上了队伍。看见了陈中元与髙得胜的人力车，上面髙高地堆着东西，这个那个的背包、几支枪、面盆、预备枪管，堆得车夫走不动路，一面弯着腰走一面不断揩汗。
渐渐地走到了有人家的地方。人停止做事，都到门口来看我们。我发现了一件奇事，差不多每家人家门口都摆着茶水：有碗，有壶，有桶，有缸。弟兄们一面走，一面停下来擦汗吃水。有一个额上发亮的汗真有黄豆大，那么拿起一碗水来，仰着下巴很快地灌了下去，接着是第二碗、第三碗……弟兄们都这样，喝了就走，不给钱，也不道谢。自然他们多数连一个铜子也没有。可是我又发怒了，并且大怒了，我走到一个刚把湿淋淋的碗摔在桌上的兵面前，责问他：“这样，就走了吗？”
那个兵立正了。
“为什么不给钱？”
“我，我没钱。”
几个兵看了样子，给了钱，要走，可是人却拦住了他们，把钱从桌上捡起来塞到他们手中去，他们不肯收回，人也一定不要，结果“哗啦”，钱摔在地上。几个兵走掉了，可是人还追了几步，口中叫着：
“这不要，这不要……”
“没钱喝什么水！”我喝着。我轻轻地在那个兵肩上打了一拳。我从来不要打兵的，曾经发生过连长要我打兵而我终于没有打，给连长申斥的事，我仅仅打过两次兵，但是我看了这样的情形，我却第三次用了我的拳头。
一个人走来了，拦开了我说道：
“你排长，排长，你不要生气。你们吃一碗水算什么。这是应该的。不要打弟兄，是我们送给你们吃的。”“你们要打东洋人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表示，一点水……”“唉！你们的纪律真严。”另一个人插上来。
“不要生气。”
那个兵还立正在那里。听了人的话，心更不好过，我异常感动，像触电的瞬间一样。我把下巴一歪，那个兵才走。
一个人递了一大碗凉茶给我，又给我绞了一把热手巾来。我谢着，揩了汗，也喝了水。但是当我从身边拿出几分钱来的时候，他们却机警地按住了我的手。
“你官长！你真正！……”
“那个弟兄的钱和我自己的，我都得付，我们不能白吃你们一杯水，白拿你们一根草。”
“你真正！你排长！嗬唷！——”
“那个弟兄我们送他吃。”
“那么，我也得付自己的钱。”
一个中年妇人去拿了一把大芭蕉扇出来，就立在我旁边给我扇了起来。我连忙止住她。她的半大的脚退了几步，避开以后又立在较远的地方用大力气向我这面扇她的扇子。
“不要！不要！一定不要！”
可是我留下了钱，跑了。
以后我又给几个弟兄付了茶水钱。
以后我又给一个弟兄付了烧饼钱，他拿着一个烧饼走了，可是并没有付钱，卖烧饼的也不肯收我的钱，他的样子一点没有被抢劫或者受损失的憎恶或者不愉快的地方，反是那样天真地张着嘴巴笑，用爱情的眼送着那个兵的背影。
在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宋公园路、止园路那里，休息下来，人全疲劳不堪，饥饿。连长到营长那里去了。有人送了开水与烧饼来，一下全完了。人把队伍密密地围住，和弟兄们谈着。据说，搬走的人已经太多，差不多只留了个余数来，可是店都开着，我们经过的地方，都还有市面，就是在附近，一家老虎灶还冒着一团一团的水蒸气，热开水就是从那里来的，此外，还有铁店、剃头店、烟纸店……
第一排附属在第二连到民生路去，第二排到天通庵路与青云路去，我这一排位置在中山路与宋公园路交点的附近一个小庙里，作为预备队。后来才知道，在中央的中山路上的是第三连。
一休息下来，人不是睡觉，就是想弄吃的。肚子也真饿，没有什么东西填进去，所吃的东西又太少，还有完全没有吃过东西的人。我也没有吃什么。到想到买吃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附近的人真全搬走了，买不出可以吃的东西，上午还在的一家烧饼店也去了，虽然附近看来还像有许多人。怎么办！我身边还有一块钱，我找到了一个人，请他给我们去买一点米来烧粥吃，可是没有等到粥烧成我就走掉了。
我跑到前面去。
在青云路那里，有几道简单工事：一堆木材，木材后面三十公尺的地方有有刺铁丝疏疏地牵在两边的电杆上，再后面是两个拒马。有两个黄衣的保安队的兵和几个黑衣白裤的警察警戒着，不许人通过，但是仍旧有人挑着扛着箱子、行李、锅子之类来往走。还有一个巡官。
我想到前面去，到西宝兴路上去，可是巡官却阻止了我，说日本兵正在那里挑衅，常常到河这边来，假使遇到了他们，那就有问题了，有人给日本兵捉了去，捉去以后就不再有消息。有日本兵来缴去过保安队的枪，因为有命令不许抵抗，枪夺去也就完了，人给侮辱了也就算了。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小故事，一天一个日本军官骑了马跑过来，看见了我们的保安队，下马来，来夺他的枪。这个保安队的兵既要服从命令，又止不住愤怒，因此他只得扭开了他的手榴弹的护线盖，预备拉拉火线。那个日本军官看了，马上放下了枪，吓黄了脸，跳上马，逃了回去。以后就没人敢来夺枪。
从这里，我知道了敌人全是海军陆战队，有一小部的在乡军人、商人，总数在八千左右。
我很失望，我不能够到前面去，我懒懒地走了回来。
人已经吃过粥，差不多吃完了。胡春樵给我留了一碗，有红腐乳，我拿起筷子来吃了几口，就放下了。有在那里洗脚的，换衣服的，还有一个洗衣服的。屋子里全是睡觉的人，背包全打开了，我也不管。
我也洗了脚，换了皮鞋。
忽然我想，我为什么不找一些便衣来穿呢。
我去报告了连长，说，我要到前面去，队伍段其祥指挥，连长答应了。
我换起衣服来，一件黑短衣，一条带一点紫色的灰色裤子，穿起来衣袖太长，裤子太紧。弟兄们都望着我笑，指指点点。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不知道是兴奋呢，还是觉得好玩，我当时的情绪是很难写的。我并不把纽扣扣得整齐，喉头的两个我让它那样散着，我把衣袖卷起一点来。但是也弄不整齐，那样随便地，因为我竭力摹拟上海作风，使自己像个“白相人”。
“哈哈哈哈！你看排长的样子。”
“倒怪好看呢！”
可是我弄不到一双适合的鞋子，因为这一双有一点小。因此还是仍旧穿着皮鞋吧。这皮鞋是军队中用的，有两个特征：带松紧的，鞋跟上有一个插马刺用的弹簧小孔。弟兄们跑来跑去给我找鞋子，要我换一双，尤其是胡春樵，他坚持着我非换过鞋子不能够去。我看看自己，这裤管是如此长，脚背全给盖住，那还有什么问题呢？皮鞋又如此污秽了，鞋跟上甚至鞋面上都结着泥与厚厚的灰尘。我不相信日本人如此精细。
我走了。
但是我又回来一次。因为，由我一开始，以后弟兄们更将大胆地到前面去，那就容易闹事。最使我忧虑的，倒不是由此可以引起冲突，我倒是喜欢由我的弟兄首先开枪的，只是我怕这将暴露我们的企图与位置，而给他们捉了人去也十分不值。他们又和我不同，没有细心，不会说上海话，更不会换上便衣的。我走回来，他们正在那里和邻近的人闲谈。有的悠闲地吸着烟，好像战争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多数人的声音是愉快而活泼的。
他们看见我这样快就走了回来都惊异了，有几个立起身来，有几个迎了上来，热烈地问前面的情形怎样。
“你们也想去吗？”我问他们。
“排长！我跟你一起走。”
“排长！我，我也——”
“哼，”我笑了起来。“我知道我走以后你们会有人跟了我走的。你们不会说上海话呀。你看，我为什么换了这样的衣服？弄得这个样子？”
他们又笑起来，新奇地望着我。有的有点失望，或者那样不以为然的神气。人民也望着我笑，围住了我。
我把他们不能够去的理由说明了，接着下了命令：弟兄们一律不许到前面去。
我又到庙里去，去拿了钢笔与笔记本。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二十多人搬东西走过。我立下了，听弟兄们和老百姓在那里说话。
“你们不走？吓！你们还舍不得这个家吗？”
一个一脸灰黑把一张麻袋作围裙捆在腰上的青年人，那样把一只全黑的手举起来，做着各种手势，反复地说着话，牙齿在黑脸里白的特别可爱。
“不是，不是，——不过不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走的，不走的。”
“打起来你们就走不了啦。”一个兵劝说他们。
“打死也不要紧，”那个铁匠坚决地说道：“你们不怕死我们怕死吗！——不走的！”
“我们是兵！——”上等兵巩克有向他解释。
“我们是中国的老百姓！——”那个铁匠始终坚持。
“怎么办哪！怎么好哪！……”一个老太婆摊着一双手，发急得很，仿佛要求了我们战争就不会起来了的样子。“我只有这个屋子呀！我只有……我搬，我搬不了呀！……”
“老太太！”说话的是陈中元，旁边立着的是上等兵杨锡云。“不要紧。你搬了好，这屋子我们给你看住，有我们一天就有你的屋子一天。我们在这里东洋人是不敢来的。仗打完了我们把它再还你，好好的，一块瓦，一块泥巴也不缺。”
另外，一个中年人吼叫着，他赤着的大脚，走着小步子，走来又走去演说的样子。
“哪一个走得了？有哪一个？我们也不愿意走。我们怎么走？东西全在这里！全在这个地方！我们走到哪里去？走了也做不了人，还是，还是死好！还是拼好！我是不走的！东洋人来中国人就走，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统统走，你走，我走，他走，东洋人就再好没有的走过来了！——”
“你们还是走，有我们在这里。”
“你们一定打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问。
“不打！不打我们来白相！”说话的兵憎恶地看了那女孩子一眼。
女孩子笑了起来。捂着嘴躲到大人的背后去。“你们还是走！”姚荣安口中吐出短短的烟管的铜嘴子来，挥着一只手。
“你们的房屋什么的，一打起来就全完了，一定完的。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们没有钱走呀。”一个女人小声的不好意思地说了这一句话，也就躲到别人背后去了。
“有钱我也不到租界去。给外国人笑。”
“面法兰西、大英地界也一样靠不住，逃不过的。”
“逃的是亡国奴。”
“对了！我们一打起来，租界也没用，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