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共收入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图书6793种，93551卷。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存目，都由四库馆臣分别编写了内容摘要，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汇成了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纂修过程中虽然销毁了许多有碍于其思想统治的书籍，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计著录了10254种图书，合172860卷，“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
1965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又附录了《四库撤毁书提要》九种和《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一百七十多种。因而，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中大体可以看出某一时代或某个学者的文化学术状况。本文拟就《四库全书》对焦竑著作的采录情况，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焦竑的评论加以探讨，以求窥见其学术地位之一斑。
一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一甲一名，受官翰林院修撰，后迁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时遭同僚陷害，被贬为州县小吏，次年即辞官归乡，专事讲学著述。焦竑博览群书，藏书万卷，是明代中后期一位大学者，学问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焦竑的著作共有二十多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有十六种。其中《易荃》著录于《经部？易类存目》，《俗书刊误》收入《经部？小学类》，《献征录》、《熙朝名臣实录》著录于《史部？传记类存目》，《国史经籍志》录于《史部？目录类存目》，《支谈》、《焦弱侯问答》、《焦氏笔乘》、《焦氏类林》、《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录于《子部？杂家类存目》，《玉堂丛语》、《养正图解》见于《子部？小说家类存目》，《老子翼》、《庄子翼》收入《子部？道家类》，《阴符经解》著录于《子部？道家类存目》，《中原文献》著录于《集部？总集类存目》。从上述十六种著作的著录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焦竑下面几个特点。
（1）撰著成果丰硕。《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著录的图书始于先秦，止于清初，涉及学者甚众，然而一人著录多部著作却并不很多。据笔者统计，《总目》一人著录十部以上书籍者不足五十人。其中宋元时期十人，清代因限于前期学者只十七人，明代最多也仅二十人。明代这二十人中，著述数量堪与焦竑匹敌，《总目》著录数超过十五种者，只有王世贞、王世懋、杨慎、梅鼎祚、陆深、陈继儒六位学者。况且，焦竑除了见于《总目》的十六部书外，还编撰有《逊国忠臣录》、《禹贡解》、《皇明人物考》、《名文珠玑》、《两汉萃宝评林》、《新刻七十二朝四书人物考注释》、《续文章轨范评林注释》、《刻宋一拂先生祠录》和《澹园集》、《澹园续集》等多种书籍。因而不难看出，单就作品数量而言，焦竑在明代文化界无疑名列前茅。
（2）著述内容博洽。焦竑不仅著作量大，而且涉猎面广，内容也很丰富。《总目》著录的十六种专书，尽管并非焦竑著作的全部，但亦遍布于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而这样学识广博的学者在明代为数甚少，如上述六位著述量可与焦竑相比的学者中，只有杨慎一人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作品著录。《明史？焦竑传》称：“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这并非虚誉。四库馆臣虽对焦竑多所贬低，但在《总目》之提要中也多次提到：“世以竑负博物之名”，“竑在万历中以博洽称”，“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竑”。由此可见，焦竑学问之广博在明末清初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3）著作广藏民间。《四库全书》典籍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内府藏本”，即宫中固有的藏书，包括清政府组织专人编撰的“敕撰本”。二是“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三是献书本，即由朝廷大臣和私人藏书家进献的书籍。四是采进本，即由各省搜求呈送的文献，包括采购社会流行的“通行本”。《总目》著录的焦竑十六种著作，均出于后两种来源，分别为江苏巡抚采进本，浙江巡抚采进本、两江总督采进本、安徽巡抚采进本、江西巡抚采进本和江苏周厚堉家藏本。焦竑著作没有一种为“内府本”，说明他在明末清初未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而焦竑著作采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数省，则说明其著作在民间有着广泛地收藏。至于焦竑著作主要来源于东南地区，原因大抵有二。其一，焦竑生于南京，并长期居住、活动在南京；中状元后虽曾在京师为官，但仅有七八年时间。他被贬官外放福宁州同知（治所在今福建霞浦），亦地处东南。不久辞官，仍回归南京设坛讲学，其影响主要在东南一带当属自然。其二，明代东南部已是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刻书之风极为盛行，刊本书籍出于江浙地区者所占比重尤大。纂修《四库全书》时，各省进献书籍数量也以江浙两省为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圣谕”中就曾明确指出：“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焦竑主要的学术活动在南京一带，其著作主要刊刻于江浙，当然流布也以东南地区最为普遍。此外，乾隆三十七年（1772）“圣谕”曾经指示：”各省蒐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这说明当时收集图书的程序，是各省地方官先报上收罗到的书籍目录，经四库馆臣选择后再送往京师，这就可避免同一部书重复送呈多本。因而，即便其他省份也采集到了焦竑的著作，也会因为焦竑隶籍之省（江苏）和其书刊刻之地（江浙等东南地区）已经上报了相同的书籍，而不再呈送朝廷。这大概也是焦竑著作主要源于东南部的一个原因。
二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朝的一大盛事，乾隆皇帝本人又博览群书，酷爱图书著述，因而直接主持其事。他不仅亲自确定编纂之宗旨，而且对编纂体例，以至于具体书籍的存毁删改也直接控制。其“圣谕”中到处都是“候朕裁定”、“候朕鉴定”之类的言词。《总目？凡例》第一条也明文指出：“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因此，《四库全书》于书籍的去取和提要的撰写均体现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皇家色彩。
清修《四库全书》，欲对古今文献“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使“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各昭彰瘅，用著劝惩”，采取了两种褒贬的方法。一是通过收入全书、只存书目、撤毁其书三种方式表示书籍的高下；二是在“提要”中直接评论该书之得失。尽管四库馆臣在甄别各书过程中，去留取舍不无合情合理之处，但因以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为主要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弊端。其销毁大量古籍造成又一次文化劫难，以及随意删改古籍造成文献混乱，这些已无须多说。就是见于《总目》的书籍，其正目、存目之分及提要抑扬也多有不妥之处。仅以《总目》对焦竑著作的著录和评说为例，也足可看出这一点。
《总目》著录的焦竑十六部书籍中，只有《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三种整部收入了《四库全书》。
《俗书刊误》是一部专门纠正世俗错别字及不正规读音的专著，共十二卷。其中一至四卷分四声刊正讹字，五卷考字义，六卷考骈字，七卷考字始，八、九卷考音同字异，十卷考字同音义异，十一卷考俗用杂字，十二卷论字易讹。该书是焦竑考辨俗字的一部力作。《总目》提要也认为：“其辩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愈于拘泥篆文不分字体者多矣。”故全书收入了《四库全书》。
《老子翼》是明朝以前研究《老子》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是编辑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语，裒为一书。”此外还附录了《史记？老子列传》等三十多种文献资料中有关老子的论述；又专设《考异》一卷，罗列了《老子》异文三百六十余处，以供学者参考。《总目》提要认定：“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于诸家注中为博赡而有理致。”
《庄子翼》体例与《老子翼》大体相同，“前列所载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另有《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汇集了有关庄子的资料。《总目》提要认为：“其所引据，究多古书，因较流俗注本为有根柢矣。”
上述三书均颇具学术价值，收入《四库全书》理所当然。但未被贬入“存目”的原因，恐怕主要是此三书或只探究文字，或“大旨主于阐发玄言，务明清净自然之理”，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无碍，才得以列入正目。
列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焦竑著作有十三种，被贬入“存目”的原因各不相同，下面分别探讨。
（1）记载明代历史的专著焦竑被列入“存目”的著作中，有三种直接记载明代的历史人物及事件。
《献征录》一百二十卷，是收集了明初至嘉靖二百年间三千余人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基本史料，汇编而成的一部多达四百余万言煌煌巨帙。该书“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迹，巨细毕收……此录出而一代人材政事如指诸掌，览者资之为政鉴，作者资之为史材。”当时，“学士大夫向往此书，供观至于简渝传写，为之纸贵。”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论及明代史学成果时曾经指出：遍览有明一代诸家记事之书，无一足满人意；惟有焦竑《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于郡邑吏，莫不有传，欲撰修明史可备采择者仅此一书。